陕西开创崇实书院，表现官绅一心，剑及履及。自光绪二十一年预备，二十三年建成院舍，划定四斋，选拔生员受教，观叶尔恺学政所奏，半年之间除暂讲政艺两门，亦并积极仿造日本轧花机，陕西物产以棉花为大宗，讲求轧花，进而机器织布，自为维护利源之道，可知有学有用。可与前述两节密切关联。正见陕省官绅致力于救时救国，保卫利权之用心。
除地方官自张汝梅、赵惟熙、魏光焘、叶尔恺主持推动之外，其能受命履践者，则以刘光为关键人物，虽是乡曲穷儒，而关心国事，不后于他人，多方接洽，主动求教，拟划章程，草立学规，即成立崇实书院之后，亦随事而订明。其崇实书院学规可见于刘氏《烟霞草堂文集》卷七。其所发《谕崇实书院诸生》，可见于同书卷八。其致书叶尔恺学政书，可见于同书卷六。似此文献，本文不拟直接引括，盖前述第三节，乃详述刘氏章程、学规、谕示三部，若再于本节作相类举证，虽各有重点，亦会表现反复琐谈校规，举一可也，何必再三絮叙，令人沉闷，非偷懒省笔，尚祈识者鉴原。
书院命名崇实，有其学术考量背景，试一比对赵惟熙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先设“时务斋”，并光绪二十二年联合奏陈在省城创设“格致实学书院”，其用心重点原当起自光绪初年，朝野官绅，特别是接触西方科学技术之传入，而改途用心探索西学已渐成风气。最早可上推至同治中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率先购买西洋机器造船制炮，并开办轮船招商局以至电报局，行动上已在接受西方科技。一些开明士大夫及学者在反省学以致用，以至防制洋货大量倾销，中国漏卮加大，乃觉悟徒以议论词章不足以因应世变。遂至开明思考而渐重视科技、商贸、法律、外交、税务、理财等知识。自光绪初年一致形成走实学之路。而此时实学则已扩大包罗天文、舆地、算学、格致、通商、交涉、万国公法、税务、财政，并不限于科技而通称之实学。
在甲午战后，签下丧权辱国条约，自光绪二十一年起，有识之士自此重视时务，不单是陕西学政开设“时务斋”，梁启超、汪康年于二十二年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时务学堂”。“时务”一词已成朝野热门口号。进一步思考，时务要做何事？有何内涵？随即在各家思想中，不约而同要提倡实学，放弃虚学。于是在陕西之张汝梅、赵惟熙要建“格致实学书院”，而浙江巡抚廖寿丰也奏请创设实学书院。最终是陕西建成了“崇实书院”，浙江建成了“求是书院”，内涵俱要侧重西方学课，乃为实学内涵。鄙人数年前有专文讨论，可作参证。王尔敏：《晚清实学所表现的学术转型之过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台北，2006年6月刊，页19—51。
五、结论
晚清不但国势阽危，而且竟是上下龃龉，新旧水火。当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之说腾起，只是格于均势，先行争据海港，三年之间，德占胶澳，俄瓜旅大，英据威海，法据广州湾。其时清廷中枢，徬徨无策，授首任人宰割。光绪皇帝与大臣面面相觑，每至泪下，声言不愿做亡国之君，有何高人出面求之？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光绪帝下国是诏，坚决一意变法图强，乃是积忧三年，一朝奋发，岂是偶然之举？试思此时不为变法之举，国家何以立足于世？光绪帝之作为，为乃挽救清政权。未料慈禧太后智不及此，视为光绪擅权，与己作对，终于戊戌八月以内阁出上谕收回光绪大权，接着株连新政官员，而刑戮六君子，放逐、革职湖南巡抚学政，特别是罢废一切新政，新设学堂、书院，亦遭裁撤。
戊戌八月政变，不可等闲视之，其影响于清廷政权之延续关系至深，此时之变法，成败为清室所自选择担当，实亦仅有之最后机会，是光绪出面救其政权，而慈禧则以八月政变斩断此一良机。两年之后即自然进入立宪与革命主流，满清亡政，自是注定。
八月政变之影响使国人噤声不敢言维新，不敢论变法。所新立学堂书院亦难于为继。陕西崇实、味经两书院俱遭裁撤，穷儒刘光遂退隐咸阳乡僻穷山之间，辟为烟霞草堂，以度余年。万万未料两年之后，光绪二十六年（1906）八国联军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竟千山万水间关而逃难至陕西，而定省城西安为行在。
刘光至光绪二十六年，已年近六旬，又已结束数十年书院山长之任，隐居咸阳，尚有何心再执旧业，亦是大出意料之外，其年新任陕西学政沈卫（字淇泉）竟至上奏推毂，而受到驻跸西安的太后、皇帝下诏嘉奖，并授五品官服。光绪二十七年刘氏报沈卫书，颇能见其晚年窘境：以狂愚无识，见诟于乡里。同人为筑讲舍九峻山麓，怜而居之。屏黜人事，消岁月于章句之内。与鬼为邻，时徘徊于墟墓之间，盖无意于人世也久矣。上月中旬，友人自省寄到邸钞。则公以通达时务，学识过人奏达贱名于朝，蒙恩奖以五品衔。披读之余，悚息自省，惭愧无地。适值望日，讲舍旧例拈香孔子，乃望行在谢恩。改易章服。 《烟霞草堂文集》，卷六，页23—24。 刘氏适有致门人陈澜书，而获知门人相告满人大吏端方颇有加推动，极意嘱命学政沈卫，劝其回首，重主味经书院，再三促驾，刘氏只好再回省城，复任味经山长。为时当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
及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刘坤一、张之洞联衔奏请变法，号称“江楚变法奏议”，乃应朝廷之重拾变法故智，以慈禧太后与光绪同为中枢主持核心，旧日之维新论又得复旧，各省大吏亦并随声附和，使国人得见朝廷之真心，其在偏隅内地之小儒刘光，亦竟奉陕甘总督崧蕃礼聘，延请刘氏到兰州创办甘肃大学堂。刘氏不忍遽离乡土，而又欲救甘省之汉回诸生，终于毅然受命，到兰州就任，不幸积劳致疾，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辞世。享年六十一岁。其生平行述，叙及最后详情，不及于此引据。《烟霞草堂遗书》，民国八年刊于江苏，十年告竣（苏州版），附卷首《关中刘古愚先生墓表》，陈澹然撰。
我们要选择刘光一种乡曲小儒，宗旨在考见近代中国变局中，如此微小之员，同一时代以累千计，而于外力冲击，国家危殆之际，亦能起而奔走救国保乡之图，不厌身居草野，人微言轻，而抒论与当国者、同道者沟通，合力为国为乡，此种志节，须有考索暴表以能共见国家兴亡，匹夫与有责焉之大义。
刘光推算当是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而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寿享六十一岁。一生只是一名举人，未尝一进仕途，而毕生在乡，历任泾阳、泾干、味经、崇实诸书院山长。书院出于地方公产，山长只食书院田租，全与官家无连带关系，虽然，上官学政葆奖官衔，实无甚大用处，只是遇有祭孔大典，可身着官服而已，装装门面，向来惯例如此。亦不能当成入仕。总之，一生俱是小民身份。本文取以代表万千书院师儒，在彰显其儒生经世之惯例。供后世参酌。
刘氏一生未步出陕西，只在晚年受聘到甘肃兰州，称为乡曲小儒，自是实情。惟其学问深邃，志识远大，关心为国，未尝后人。称为经世之儒，亦符实情。
刘氏亡故之后，直至民国八年（1919）方有其门人王典章搜其遗著，刊书二种。一为《烟霞草堂遗书》，一为《烟霞草堂文集》，各有一卷传世。
2007年8月10日
写于新大陆之柳谷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