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晚年之研治域外地志，非仅在出于学问嗜好，以图博闻多识。实与所逢世局所遭时势有深切关系。姚氏以鸦片战争之冲击，而有台湾战防之责。最后革职逮问，实为生平荣辱之转折点。此尚为个人宦途升沉小事。而当中外世局变化，中国因应西洋之来犯，不能不加深研考，洞悉外情，以为筹划对策。而此等知识，莫不与外国地志有关，亦不能不自访求外国地志入手。于是撰著《四海图说》。当知姚氏所为，出于客观之需要，亦并抱持严肃之坚志。道光二十六年腊月，姚氏致友人光聪谐（字律原）有明确申述：
故《康纪行》一书，以所亲历，考证所闻，为天下明切言之。俾知诡异之言，不足惊异。然后反求身心伦理，不为祸福死生所夺。正人伦物理间所当有事，非驰心域外之言也。阁下未见全书而疑之，不亦宜乎？昨以全书稿本寄回，植翁（方东树）见之，当有水火相济之益，似不致以水济水耳。且吾之为此书也，更自有义。盖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畺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天主邪教，明禁已久，一旦为所挟而复开，其他可骇可耻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也。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畺，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岂可以身幸不在海隅，遂苟且目前，为一身之私计已乎！夫海夷之技，未有大胜于中国也。其情形地势，且犯兵家大忌。然而所至望风披靡者何也？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世事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东溟文后集》，卷八，页10。道光二十七年（1847），姚莹致书余坤（字小坡），尤可见出姚氏用心之深远。
莹待罪山城，循分戢影。幸僻陋之区，人近质朴，尚易为理。得以其暇，稍事笔墨，《康纪行》一书，大为修整，去其烦芜，而增订后藏外五印度诸国，及西洋英吉利、弥利坚、佛兰西诸夷地制情形，与英廓二夷通接后藏之要隘。凡诸国佛教、回教、天主教源流支派，详考而辨论之。复绘图于卷末。盖自古名贤，皆恐世主侈情务远，骚中国而事外夷。故深拒夷事不讲。明成祖、宣宗屡使通洋，取其图说，藏在职方，而世未之见。虽有学士通识，亦第讲求塞下形势而已。今昔不同，岂可置之。无怪外夷交侵，群相惊畏，而莫知所措也。此岂深心世务所以抚御遐荒者哉！夫今日时势，虽庸人亦知不可有事戎兵矣。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非侈新异欲贪四夷之功也。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乌可不一雪此言哉。然而举世讳言之，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莹以获咎之人，顾不知忌讳耶？特不忍自负其心，冀中国有人一雪所耻耳。《东溟文后集》，卷八，页19—20。又，同前书，页16—17，道光二十七年致林则徐书：“幸官卑事简，稍得以暇读书。于役两年，成《康纪行》十数卷。纪所历山川风俗人物，杂论古今学术文章政事。因考达赖班禅黄红教，而及天主教、回教之源流是非，明辨之以防人心陷溺之渐。闲考前后藏，而及五印度西域诸国，以及西洋英吉利、佛兰西、弥利坚之疆域情事。详著之，以备中国抚驭之宜。数十年来所未了然者，复因魏默深之书，得闻粤中尊译欧罗巴人《四州志》。知其大概，惜未见原书，未审有刊本可得否？莹亦有英夷图书数种，苦无翻译之人，徒藏笥中而已。安得善译者一考校之邪！”
姚莹于道光二十六年著成其《康纪行》，已是六十二岁。嗣后两年在蓬州知县任上，仍略有修订，至晚亦必定稿于道光二十七年。当其垂暮之年，迁谪僻远小县，而行将退隐。竟用心于域外地志之考究，终成其书，当是为后世贤者留备参考。正可见儒者持志，始终不懈。当时从事撰著域外地志者，仅魏源、徐继畬、梁廷枬以及姚氏等数人。前三者均以域外地志等书闻名当世，惟姚氏最不受重视。主要原因，在其未将《中外四海地图说》单独成书。因附刻于《康纪行》最后一卷，遂为世人忽略，以至湮没不彰。
六、结论
姚莹于道光二十八年春告归引退，是年五月返里，自谓从此息影林泉。惟江南大吏借重，又于道光二十九年至金陵佐总督陆建瀛幕。次年，道光三十年（1850），宣宗驾崩，文宗继位，是为咸丰皇帝。起复旧人，林则徐、达洪阿以及姚氏重受朝廷依任。是年十二月授姚氏为湖北盐法道。咸丰元年（1851）正月，以广西太平军起事，朝旨命驰驿广西赞理军务。同年五月实授广西按察使，姚氏至此已是监司大员，时年六十七岁。（姚莹）《年谱》，页23—25。
姚莹赞襄广西军务，并时将帅中甚受都统乌兰泰（字远芳）器重，双方志向意念契合。惟姚氏以文吏统带数百兵勇，又值六七垂暮之年，驰驱战阵，辛苦备尝。然姚氏虽老而甘之如饴。其复乌兰泰书，甚能见其坚贞之志：
兄以垂老之年，恨不能介胄驰驱，搴旗斩将。然受命从戎，不敢不竭其心力，仅以三百小队，营于新圩。密迩寇讐，监护诸路，观我军容。而揆帅辄畀以重任。同此运筹，忧惶徒深。未能小助诸公于万一，乃重以贤弟之爱，手书勤恳，谓营帐之中，昼夜严霜厉日，甚非所宜。劝劳再三，读之使人悱恻。何阁下爱我之深乎！夫君子之用心，与烈男子之志气，无非行其所安。所异于世俗鄙夫者，惟不避艰难，不贪荣利耳。兄以将就木之年，复何所贪？惟念主忧臣辱之义，恐无以报国家。只此蔬食恶处，下共士卒之辛劳，上对九重之宵旰耳。幸数十年贫贱忧患，本无宁居。今日寝处，一如我素。是以尚能耐此日霜，未有疾病，可慰知己。毋以为念。
姚莹：《中复堂遗稿》，卷五，页13—14。
咸丰二年（1852）二月，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并进攻桂林，乌兰泰追至桂林，中炮重伤而亡。太平军未能攻下桂林，折转北向，窜入湖南，并围攻长沙。时姚莹亦随军进入湖南，并受命署理湖南按察使。然姚氏一年余来，奔驰军伍，坐卧田畦，感受风寒雨湿，再加焦劳忧郁，遂患痹痿之症。终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853年1月24日）病殁于湖南军营。时已六十八岁。（姚莹）《年谱》，页26。
姚莹一生宦途轲，屡承罪罚。常受屈抑，意不得伸。而志行坚忍不挠，贞定不移。暮年从军，奔驰锋镝，备承辛劳，未视为苦。直至最后老惫瘫痪而死。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日湘军将帅，俱多起于咸丰三年，已在姚氏殁后。及咸丰十年（1860）湘军发展至于江南，已具相当规模。其领袖论及昔时姚氏晚年在湖南情状，颇描叙其老态。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四月十七日记入日记云：
与胡润帅（林翼）鬯谈至二更。季高（左宗棠）、次青（李元度）诸公同在坐。季高言及姚石甫晚年颓唐之状，谓人老精力日衰，以不出任事为妙。闻之悚然汗下。盖余今精力已衰也。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页872。
虽然如左宗棠所言姚氏老年衰颓之状，当系实情。实并正可见出姚氏为其职司，尽至耗竭最后生命。姚氏之垂老受命，不以为苦，颇有报君以致其身之意。阅其道光二十五年二月致余坤书可知：
莹自通籍以来三见黜矣。前者为贫，欲得微禄养亲，亦思有所树立。以大臣荐，遂受知遇。台湾力守，所以报也。英夷之狱，议和诸帅皆欲甘心镇道，以谢夷人。赖上仁明，供辞甫上，立出之狱。复予官使，避夷入蜀。此岂寻常恩遇哉！所如不合，则命为之，非上意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不必求知于君父，要当自尽其道，孤行其志。倘竟不及报，而复以黜退，或衰病也，吾心亦可无负矣。《东溟文后集》，卷八，页7。
姚莹生平仕宦，虽久沉沦下位，而任事意志，未尝稍懈。在宦场中每受倾挤压抑，亦未尝损其坚贞。而风骨嶙峋，直迄终老。此情可于其道光二十六年腊月致光聪谐书中见之：嗟乎！莹一生，崎岖挫折，不肯趋倚权贵，不肯阿随俗。当患难出狱之际，诸显要贵公欲一过其门而不肯往。其不通晓世故如此，宜所如之不合矣。蜀中旧例，有大不韪者，则罚以藏差。莹徒以不能善事贵公，而得是役。且一再罚之不已。此全蜀之人所共知也。沉困阸塞之中，鸮不变音，老而弥笃，作为是书，皆中正平实为归。初非有怨愤不平如司马氏之意存诽谤。而斤斤以人心世道为忧，皦如白日，自谓宜无恶于君子。同上，卷八，页11。
以姚氏志行而论，实应居为一代循吏之列。何况其关心域外地志，搜考图籍，辑刊成书，使国人开拓眼界，以为肆应世变之未雨绸缪。亦略可见其世界眼光。
姚莹为经世之儒者，嘉道之间，已为人所共知。故在道光六年（1826）贺长龄编刊《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其中收录有姚氏之作六篇，分别载于卷二十三、卷六十九、卷七十五及卷八十四。姚氏亦并获读全书。道光十六年（1836）姚氏致书贺长龄，曾述及之。是以姚氏之为经世思想家，无论实际与其声名，均当无所疑议。《东溟文后集》，卷六，页6—7，《复贺耦庚方伯》：“窃莹凡陋下材，附青云之末二十九年矣。浮沉下吏，不获一侍清言。然大君子治续声称，上结九重之知，下逾岭海之外。士大夫操觚从政者，无不仰为当代伟人。莹之景行，更当何如也？曩岁友人，示以巨制《经世文编》。伏读既终，甚叹贤哲所为宏卓，匪是不足为明体达用。顾以刍荛一孔之见，亦间蒙采录其言，且感且惊。思以一函自通，而疏贱中惭，申纸复辍者数矣。上年冬，从陶泉都转所递到赐书，咨及闽事，所以待莹者甚厚，诚非所敢当也。”
姚莹生平著作，在其晚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在金陵刊刻，因太平军之占领而板毁。姚氏殁后，其子濬昌于同治六年（1867）八月合刻为《中复堂全集》九十八卷，另加附录一卷。计开姚莹著作分目于后，以供参考。
《东溟文集》六卷《东溟文外集》四卷
《东溟文后集》十四卷
《东溟文后外集》二卷
《东溟奏稿》四卷
《后湘诗集》九卷
《后湘诗二集》五卷
《后湘诗续集》七卷
《东槎纪略》五卷
《识小录》八卷
《寸阴丛录》四卷
《康纪行》十六卷
《姚氏先德传》六卷
《中复堂遗稿》五卷
《中复堂遗稿续编》三卷
附录：《传》、《墓志铭》、《墓表》、《年谱》。
1983年7月12日
写于香港中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