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后，渐与本土儒、道二家相融合，先后经历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融合运动。入宋后，由于统治者的主张、士大夫的推崇、三教人士的提倡等因素，这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便进入鼎盛时期。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然而，在宋代文化发展巅峰背景下，不少文化大家身上都融汇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如王安石、程颐、程颢、黄庭坚等，其中苏轼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家之一。在他身上既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兼综了各家学说的特点，并臻于融汇贯通的境地，其弟苏辙曾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曰：“（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2]苏辙的这段碑文可以说是把苏轼学术见解的渊源作了一番总结和概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思想的嬗变，以及其儒、释、道三教融汇之情况。苏轼不仅是融汇贯通三家思想，无论是哪一家的学说，只要有用他都不介意去接受而变成自己的东西，清人赵夔也曾在《注东坡诗集序》中说：“盖胸中之书，汪洋浩博，下笔之际，不知为我语也、他人之语也，观者以意达之可也。”[3]王十朋也在《注东坡先生诗序》中云：“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4]苏轼如此庞杂的思想，从其笔下之文字去了解其人乃非简易之事。历来学者对此歧见纷纭，或认为：“儒家的淑世精神是苏轼人生道路上行进的一条基线，虽有起伏偏斜，却贯穿始终。”[5]或认为：“苏轼的学术见解，虽然旁征博引，参入了许多思想脉络，但他的思想体系的逻辑过程，应该说是嬗变于庄学，参证于佛学、禅学，而归于儒学。”[6]或认为“奋厉有当世志”的评价是不符合实际，而认为苏轼一生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中庸派则认为：“（苏轼）以佛、老之道治性养心而以周、孔之道治天下。”[7]然而，爱之则不觉其过，恶之则不觉其善。如此之况，我们应当如何去解读苏轼呢？如何才可以避免陷入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的结果呢？
闻一多先生曾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8]闻一多先生的这种改变习惯性、以反作正的逆向思维方式重新解读问题，颇有见地。笔者从闻一多的这种以反作正的逆向思维方式受到了启迪，联想到历来学者对苏轼学术中儒、释、道思想的评价等左右分期的情况。我们不以或儒家、或道家、或佛家的思想角度去单一解读苏轼身上各家思想的表现，而以苏轼本人个性，根据他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具有的轻重不同之取舍，去解读儒、释、道三家思想在他身上的结合与运用，以此作为研究研究视角，定会产生不同收效。苏轼在继承与发挥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过程中，有着浓厚的个性色彩，以及个人人生经历的烙印，故若以儒、释、道修养及其超越意识为研究角度，来探讨苏轼人生儒、释、道，则会较为客观而可行。如果单从某个角度来观察其人生，难免失之于片面，当然不排除也可以做到单面进行深入研究，但本书更注重以宏观思想和摆脱局限性的方式进行研究，认为这样才不容易产生偏见。此乃本书研究意义之其一也。
其二，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道家和儒家是中国思想的主干，各个朝代对其有轻重之看法，存在崇此排彼的现象。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华传统思想的主干增加了佛家思想。虽然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矛盾，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相通的。故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合一的思潮从未平息过。尤其入宋后，三教合一的趋势则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宋朝的每个文人士大夫身上几乎无不具备这三家思想的因素，然而在他们思想上儒、释、道融汇贯通的境界各有高低不同。苏轼思想上融汇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表现在他有意识地继承而并不是盲目接受，有意识接受的过程就会产生出超越的境界。因为，苏轼在接受传统的时候，往往是考虑到其实用的一面，去建构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当然，苏轼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对儒、释、道的继承和发挥则有不同的表现。那么，从继承与超越意识角度去研究儒、释、道如何参与构建其人的人生境界，将会避免走入分期的论证。
其三，苏轼的思想中除了具有三家思想以外，还有其他的个人思想，如屈原、贾谊、陶渊明、李白、杜甫、陆贽、白居易等人，不管是隐士、忠臣、狂徒，只要他觉得值得学，则无条件学之，但也决不是食古不化，而只吸收个人觉得有益的东西，去建构个人人生标准和生活方式。苏轼曾对陶渊明的人生抉择表示赞扬：“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赞扬其洒脱的为人为事。他也曾羡慕辨才禅师“去住两无碍，人天争挽留。去如龙出山，雷雨巷潭湫。来如珠还浦，鱼鳖争骈头”那样自在无碍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也曾有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逃世”思想，但始终不去做道士或和尚，也从未真正做到像陶渊明那样离弃人世，而是始终在不入不出之间，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在宦海沉浮、坎坷的人生中仍能保持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实现了出处自如、超越贵贱穷通的人生境界。当代学者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对此曾如此赞美：“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继承的超越意识，而其超越的思想无不从三家思想中而来，因此，研究苏轼儒、释、道修养及其超越意识，则有助于理解苏轼思想上“庞杂”的一面。
其四，儒、释、道思想既然成为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体系的主干，而苏轼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那么他的思想体系难以从某种角度去概括之。然而以儒、释、道修养及其超越意识这样的宏观角度去研究，当然是一种冒险的选择，会容易多而不精，广而不深。为了避免这种冒险，笔者选择苏轼一生中，在儒、释、道继承与发挥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而明显的一面，去深入研究，藉以解读其人生。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多次重复而不是偶然、突出而不是平庸、明显而不是隐晦的现象都是事情的真实表现。况且苏轼本人是一位“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耿直坦荡的忠诚者，从来不喜欢伪装，或扭曲自己为人，那么以他所表现出的比较突出的儒、释、道思想去研究其人，应该也是合理的推论。如此视角，既不失之于片面起见，也不陷入广而虚的高论。
基于上述管见，笔者欲以苏轼儒、释、道修养及其超越意识为研究角度，去探索建构其人生境界的因素，拟出其境界的真面貌，期望此举有助于苏轼作品解读工作和评价的参考。当然，至今研究苏轼者如丛林亦如大海，各家学说均有自己本家特色，然对于解读苏轼人生，因随着岁月的推移，研究资料日繁，而与其人之时代隔离日远。因此，研究他就会面对种种困难，以及不免会存在可商之处。本书若有所见，也不过是林中之一枝一叶，海中之一滴一泡耳，以此就教诸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