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在虚实篇里的“避实击虚”实际上就是用打击对方弱项的方法来攻击对方的心理弱点，击溃敌人的心理防御机制。避开敌人实力强大的地方，转而攻击敌人实力弱小的地方，实力越弱小的地方，恰恰是敌人心理防御最薄弱的地方，“避实击虚”实际上也是在打一场心理进攻和防御的战役。
◎ 避实就虚的“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是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至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与其侄建文帝朱允炆之间进行的战争。
朱棣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对立朱允炆为皇太孙一直心怀不满。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朱允炆继位称惠帝以后，与朝臣齐泰、黄子澄共谋削藩，先后削除周、齐、湘、代、岷五王，并在北平（今北京）周围部署兵力，准备削除诸王中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朱棣援引“祖训”，以“清君侧”为名，发书讨逆，举兵反抗，自称“靖难”之师。战争初期，燕军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处于劣势，故其战略为：巩固北平根据地，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迅速变被动为主动，求得各个击破。七月初五日，朱棣击败朱允炆部署在北平的军队以后，连克通州（今北京通县）、蓟州（今天津蓟县）、遵化、密云、居庸关、怀来、开平（今河北赤城独石口）、龙门（今河北赤城龙关）等地，从而巩固了北平根据地，为南下进攻打下了基础。而此时，朱允炆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优势，集中强大兵力，分进合击，欲迅速将燕军包围于北平地区而一举歼灭。七月二十四日，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李坚为都尉，都督宁忠为左右副将军，率师北伐，命山东、河南、山西三地供给军饷。
八月十二日，耿炳文率军30万进驻真定（今河北正定），都督徐凯领兵10万扎营河间（今属河北），都督潘忠驻莫州（今河北任丘），都督杨松率军9000为先锋扼雄县。朱棣乘北伐军部署未定，率军主动出击。八月十五日夜，朱棣攻破雄县，杨松全军覆没，继而伏击潘忠援军，大败其众。二十五日，燕军直捣真定，败耿炳文部于滹沱河，斩首三万余级，余众入城坚守。燕军攻城三日不克，弃围北还。八月底，朱允炆以曹国公李景隆代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50万进驻河间，再图北伐，并令江阴侯吴高等围攻水平（今河北卢龙）。
九月初五日，朱棣为诱使李景隆深入以解水平之围，留少数兵力防守北平，自率主力往援水平。吴高不战而走，燕师连下水平、山海关，进取大宁（今内蒙古宁城），收并宁王所部及朵颜三卫之军。李景隆获悉朱棣北攻大宁，遂率师围攻北平，不料遭到守城燕师的顽强抵抗。
十一月初四日，朱棣回师北平，与留守部队配合作战，内外夹击，大败李景隆军于郑村坝（今北京东20里），毙伤十万余人。李景隆退还德州，整饬兵备，准备明春大举进攻。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四月初一日，李景隆率军60万自德州分兵两路，大举北伐。朱棣率军10万迎战。两军会战于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境内）。经过数日激战，燕师大败李军，毙伤十万余人，乘胜攻克德州。李景隆拥余众十万余人退守济南。燕师跟踪追击，进围济南，遭到山东参政铁铉与都督盛庸的顽强抵御，围城3个月而不下，且后方受到北伐军的威胁，遂撤围还师北平。
九月，朱允炆以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都督平安、吴杰为左右副将军，再举北伐。盛庸屯德州，平安、吴杰驻定州，都督徐凯营沧州，互为犄角以困北平。
十月，朱棣获悉盛军北进，遂佯称攻辽东，至通州，突然转师南攻沧州，生擒徐凯，歼万余人。燕师进逼德州，诱败盛军于城外，其后沿运河而南，连克临清、馆陶、大名、济宁等地。盛庸、铁铉率军营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以扼燕师归路。十二月二十五日，燕师归至东昌，遭盛军截击，死伤数万人，主将张玉战死，被迫还师北平。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春，盛庸率军20万驻德州，吴杰、平安驻真定，互为犄角，伺机出击。
三月，朱棣再次率师南下，大败盛军于夹河（今河北武邑境内），斩首十万余人。闰三月初十日，朱棣又诱败吴杰、平安军于滹沱河，斩首六万余人，乘胜连克真定、顺德（今河北邢台）、广平（今河北永年）、大名等地。
朱允炆施缓兵之计，下诏赦燕王罪，企图使其懈怠；同时发兵断其粮道，以迫其北归，伺机歼灭。朱棣识破此计，于六月中旬，遣都指挥使李远率轻骑6000人南下，连克济宁、沛县等地，焚盛军粮船数百艘、粮数百万石，京师（今南京）大震。
七月，盛庸乘燕师南下，令平安率万骑攻北平，令大同守将房昭回攻保定。朱棣闻讯，率军回援，大败其军，还师北平。燕师与建文帝军队在河北及鲁西争战两年有余，燕师所克城邑旋得旋失，唯占北平、保定、水平三府。朱棣深感南军兵多势众，旷日持久，攻防俱难，遂决定乘虚直捣京师。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正月，朱棣督军南下，绕过济南，连下东阿、东平、汶上、兖州、邹县、沛县、宿州，直抵蒙城、涡河（今安徽境内）。三月初九日，于淝河（今安徽境内之北淝水）设伏，击败尾随而来的盛军四万余人。四月，燕师屯小河（今安徽境内之濉河）。南将都督何福率军北援，与平安会合，军势甚盛，两军战于齐眉山（今安徽灵璧境内），燕师损失惨重，军心动摇。朱允炆在此关键时刻，召徐辉祖所部还京，前线力量锐减，何福被迫退守灵璧。燕师迅速切断其粮道，乘机进攻，大败何福、平安所部，俘其10万人，攻克灵璧。至此，朱允炆在淮河以北的主力已基本丧失。
五月初，燕师乘胜南进，一举突破盛庸淮河防线，连克盱眙、扬州、高邮、泰州、仪真（今江苏仪征）等地。六月初三日，燕师自瓜洲再破盛庸、徐辉祖长江防线，连克镇江、潭江。朱允炆闻讯，急忙许割地以求和。朱棣不允。十三日，燕师进抵南京金川门，守将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开门迎降，朱允炆于宫中自焚而死（一说出走为僧）。朱棣即皇帝位称成祖，改元“永乐”。
在“靖难之役”开始的前期，朱棣始终处于劣势。据资料记载，当时建文帝已把京城军队全部派出，京城的防守十分薄弱。朱棣的谋士道衍和尚也建议“勿下城色，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必举”，主张远征京师金陵。公元1401年12月，朱棣避开建文帝正面战场上强大的势力，远征金陵。由于当时京师防卫空虚，敌寡我众，不足5个月的时间，朱棣即入长江北岸。风势正劲，朱棣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了京师，推翻建文帝，夺得皇位。避实击虚策略的运用，是朱棣获胜的重要原因。
◎ 避实击虚的桂陵、马陵之战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继位后，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段干木等人，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上，基本废除了世袭的禄位制度，推行因功授禄的政策，建立起比较清明、健全的官僚体制。在经济上，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井田旧制，“尽地力之教”，抽“什一之税”，创制“平籴法”，兴修水利，鼓励开荒，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军事上，加强军队建设，推行“武卒”选拔制度，重视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通过这些改革，魏国迅速成为战国初期最为强盛的国家。魏惠王继位以后，继承文侯、武侯的霸业，继续积极向外扩张。魏国的振兴和称霸，直接损害了楚、齐、秦等其他大国的利益，引起了这些国家的普遍恐惧和忌恨，其中齐、魏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齐魏之战 齐国自西周以来一直是东方地区的大国。公元前356年齐威王继位，任用邹忌为相，改革吏治，强化中央集权，进行国防建设，国势日渐强大。由于面临魏国向东扩张的严重威胁，齐国就积极利用赵、韩等国与魏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了对魏国的激烈斗争。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公元前353年爆发了桂陵之战。当时，为了摆脱魏国霸权的控制，达到兼并土地、扩张势力的目的，赵成侯于公元前356年在平陆（今山东汶上）和齐威王、宋桓侯相会结好，同时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南阳北50里）相会。赵国的行为引起魏惠王的极大不满。适逢公元前354年，赵国向依附于魏国的卫国发动战争，迫使卫国屈服称臣，于是魏国便借口保护卫国，出兵包围了赵国国都邯郸，强行攻打。赵与齐有同盟关系，鉴于邯郸局势危急，遂于公元前353年遣使向齐国请求救援。
齐威王闻报赵国告急，遂召集文武大臣进行商议。丞相邹忌反对出兵救赵。齐将段干朋则认为不救赵既会失去对赵国的信用，又会给齐国自身造成麻烦，因而主张救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当时的战略形势来考虑，如果立即出兵前赴邯郸，赵国既不会遭到损失，魏军也不会消耗实力，对于齐国长远的战略利益来说是弊大于利。因此，他主张实施使魏与赵相互削弱，而后“承魏之弊”的战略方针。具体地说，是先派少量兵力南攻襄陵，以牵制和疲惫魏国。待魏军攻破邯郸，魏、赵双方均师劳兵疲之际，再予以正面的攻击。段干朋这一谋略显然有一石三鸟的用意。第一，南攻襄陵，牵制魏军，使其陷于两面作战的窘境；第二，向赵表示了援助的姿态，信守盟约，维持在平陆相会时两国建立的友好关系，帮助赵国坚定抗魏的决心；第三，让魏、赵继续互相攻伐，最后导致赵国遭受严重打击、魏国实力削弱，从而为齐国战胜魏国和日后控制赵国创造有利的条件。
段干朋的这个谋划，完全符合齐国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为齐威王所欣然采纳。齐威王决定以部分军队联合宋、卫南攻襄陵，主力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准备相机而行，以求一举成功。
当时魏国的扩张，也引起楚国的敌视。因此，楚宣王便乘魏国出兵攻赵、后方空虚的时候，派遣将军景舍率领部队向魏国南部的睢、炆地区进攻。而西边的秦国也不甘落后，发兵先后攻打魏国的少梁、安邑等要地。这样，魏国实际上已处于四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幸亏它实力十分雄厚，主将庞涓又决心破赵，不为其他战场的局势所动摇，因而一直勉强维持着邯郸方面的主攻局面。魏国以主力攻赵，两军相持一年有余。当邯郸形势危在旦夕、赵魏两国均已非常疲惫之时，齐威王认为出兵与魏军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正式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率齐军主力救援赵国。
田忌计划直奔邯郸，同魏军主力交战，以解赵围。孙膑不赞成这种硬碰硬的战法，提出了“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正确策略。他说：要解开乱成一团的丝线，不能用手硬拉硬扯；要排解别人的聚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派兵解围的道理也是如此，不能以硬碰硬，而应该采取“批亢捣虚”的办法，就是撇开强点，攻击弱点，避实击虚，冲其要害，使敌人感到形势不利，出现后顾之忧，自然也就解围了。孙膑进而分析道：现在魏、赵相攻经年，魏军的精锐部队悉在赵国，留在自己国内的是一些老弱残兵。根据这一情况，他建议田忌应该迅速向魏国的都城大梁进军，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攻击它防备空虚的地方。他认为，这样一来魏军必然被迫回师自救，齐军既可以一举解救赵国之围，又能使魏军疲惫于路，以便最终击败它。
田忌虚心采纳了孙膑这一“批亢捣虚”的作战建议，统率齐军主力迅速向魏国国都大梁挺进。大梁是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时处于危急之中，魏军不得不以少数兵力控制历尽艰难刚刚攻克的邯郸，而由庞涓率主力急忙回救大梁。这时候，齐军已将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作为预定的作战区域，迎击魏军于归途。魏军长期攻赵，兵力消耗很大，加上长途跋涉紧急行军，士卒疲惫不堪。面对占有先机之利、休整良好、士气旺盛的齐军的截击，魏军顿时彻底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遭受到严重的失败，其已经占据的邯郸等赵地，也就得而复失了。
战国中期，魏国的实力要胜齐国一筹，军队也比齐国的强大，所以荀子说过：“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然而齐军却在桂陵之战中重创了魏军。原因就是齐国战略方针的正确和孙膑作战指挥艺术的高超。在战略上，齐国适宜地表示了救赵的意向，从而使赵国坚定了抵抗魏军的决心，拖住了魏军；及时对次要的襄陵方向实施佯攻，使魏军陷入多线作战的被动处境；正确把握住魏、赵双方精疲力竭的有利时机，果断出击。在作战指挥上，孙膑能够正确分析敌我情势，选择适宜的作战方向，进攻敌人既是要害又呈空虚状态的国都大梁，迫使魏军回师救援，然后以逸待劳，乘隙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一举而胜之，自始至终都牢牢掌握住主动权。另外，主将田忌虚心听取意见，从善如流，也为孙膑实施高明的作战方针、夺取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至于魏军的失败，则在于战略上未能掌握诸侯列国的动向，长期屯兵坚城，造成将士疲惫，后方空虚，加上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让对手牵着鼻子走，终于挨打失败。
马陵对弈 魏军虽在桂陵之战中严重失利，但并未因此一蹶不振，而仍具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到了公元前342年，它又穷兵黩武，发兵攻打比它弱小的兄弟之邦——韩国。韩国自然不是魏国的对手，危急中遣使奉书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一如当年那样，召集大臣商议此事。邹忌依然充当反对派，不主张出兵，而田忌则主张发兵救韩。齐威王征求孙膑的意见，孙膑便侃侃而谈，讲述了自己的看法：既不同意不救，也不赞成早救，而是主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即首先向韩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韩国竭力抗魏。当韩处于危亡之际，再发兵救援，从而“尊名”、“重利”一举两得。他的这一计策为齐威王所接受。
韩国得到齐国答应救援的允诺，人心振奋，竭尽全力抵抗魏军的进攻，但仍然是五战皆败，只好再次向齐告急。齐威王抓住魏、韩皆疲的时机，任命田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率领齐军直趋大梁。孙膑在齐军中的角色，一如桂陵之战时那样：充任军师，居中调度。
魏国眼见胜利在望之际，又是齐国从中作梗，其恼怒愤懑不言而喻。于是决定放过韩国，将兵锋指向齐军。其含义不言而喻：好好教训一下齐国，省得它日后再同自己捣乱。魏惠王待攻韩的魏军撤回后，即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雄师10万，气势汹汹扑向齐军，企图同齐军一决胜负。
这时齐军已进入魏国境内的纵深地带，魏军尾随而来，一场鏖战是不可避免了。孙膑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他针对魏兵强悍善战、素来蔑视齐军的实际情况，正确判断出魏军一定会骄傲轻敌、急于求成、轻兵冒进。根据这一分析，孙膑认为战胜貌似强大的魏军完全是有把握的。其方法不是别的，就是要巧妙利用敌人的轻敌心理，示形误敌，诱其深入，而后予以出其不意地致命打击。他的这一想法，主将田忌完全赞同。于是在认真研究了战场地形条件之后，定下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作战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