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小人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清流与浊流，这两股不同流向的势力经常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中，时时上演着君子与小人交互表演、互相转换的舞台剧。
把中国的历史比做是一部君子与小人交相表演的舞台剧大概很少有人会反对。中国历史中的这两类人刻画出了两种最为典型的历史人物脸谱。我们在这里把君子与名士比做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这恰恰是对他们生存境况的一种概括。诸葛亮一生清明廉洁，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念终了一生，这其中除了有令人钦佩的高尚人格之外，也有一丝隐隐的悲剧色彩。而作为历史中忠义典范出现的文天祥，则在英雄气短的同时多了些许悲壮的色彩。相比多少带有悲情色彩的君子与名士，作为小人形象出现的赵高和秦桧等人活得倒是不那么悲情。他们是历史中的浊流，但却经常因为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脉搏而成为了成功的投机者，让人在切齿的同时也多了一份欷歔。
但是纵观历史，作为绝对的君子和绝对的小人形象出现的人物毕竟是少数。有一些历史人物的命运，因为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而带有了一些戏剧性的色彩，比如张居正从君子到小人的人生转换，其精彩程度不亚于一出抖足了包袱的现代戏剧。而张居正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人生，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根本特征最恰当的体现。
君子与名士——身戴镣铐的舞者
中国历史上的君子代表有很多，很多流传千古的诗词曲赋也都是以他们的事迹为版本而作。作为中国历史事件中的一股清流，真正的名士与君子是历史的脊梁，但是，他们的人生也因为正直与不妥协，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丝悲剧，或者说遗憾的色彩。
道德典范诸葛亮
杜甫的一首《蜀相》，勾画出了中国第一名相诸葛亮的形象：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诸葛亮在蜀汉大业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结局，使得后人把他看做是千古第一良相。的确，不论是治国方略，还是为人操守，诸葛亮都堪称是道德层面上的典范。
说诸葛亮是君子形象的代表人物，有下面几个理由：
◎ 淡泊明志 择主而终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诸葛亮在他那尽人皆知的《诫子书》中的名言。《诸葛亮〈诫子书〉评析》（见《羲皇故里话孔明》）曾指出：“诸葛亮《诫子书》短短八十六字，概括了古代先哲之至理，是修身养性的准则……他不仅以此励子，且终身以此为戒。”“淡泊”、“宁静”，是全文的核心，也是古代思想家倡导的修身养性的准则。“淡”，恬淡寡欲，食无菜，茹为淡。“静”，安定清静之意。“心神耳目虚静，然后能化万物，故静而后自治”。
纵观中国历史上思想家，无不把“恬淡”、“宁静”视做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但是，“淡泊”，并非甘于淡泊，淡泊是为“明志”。此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宁静”，也不是静而则止，“静”是为了动，为了“致远”。
诸葛亮约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随叔父诸葛玄投奔有故旧关系的刘表，三年后玄卒。亮与弟均，移居隆中，躬耕苦读，一住就是十年。其实诸葛亮此时并不是不能谋取一官半职，而必须过淡泊生活，应该说他有四条路可走：
其一，荆州牧刘表与其叔父玄有旧交，又是其妻黄氏的姨父，荆州地辖湘、鄂全部及河南、广西之部分等八郡之大，文武官员，不计其数，难道不能给诸葛亮一席之地？
其二，刘表听后妻之言，欲废嫡立庶。长子刘琦邀诸葛亮登楼去梯问自安之计，经诸葛亮指点，刘琦求为江夏太守。诸葛亮以其与刘琦的至交关系，难道不可以在刘琦处谋求发展？
其三，诸葛亮徙隆中后约四年，其兄诸葛瑾已服务于东吴，并立即受到孙权的赏识，官至中司马。以他的才略，完全可以和兄长共事一主。
其四，他在隆中时有几位情投意合的好友：汝南孟公威仕魏，为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颖川徐元直仕魏，任右军中郎将，御史中丞；颖川石广元仕魏，历任郡守，典农校尉；博陵崔州平，北归欲仕魏，不幸早死。诸葛亮难道不能去投奔他这几位好友吗？
裴松之注云：“若使其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质身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陈群）、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
诸葛亮放弃了这些唾手可得的仕进机会，坚持在山坳里躬耕苦读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他增益了学问，洞察了时事，完善了处世哲理，接近“而立之年”（时年二十七岁），才遇到了征战二十二年，尚无立锥之地，自叹“老将至矣”的刘备，二人联手，在三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最为精彩的一笔。
◎ 廉洁自律 从不特殊
诸葛亮是华夏历史上的权贵中高风亮节，廉洁自守，从不特殊的典范。如：后主即位后，诸葛亮身为丞相，封武乡侯，又领益州牧，集蜀汉大权于一身。这时，汲汲于利禄的李严，写信劝他接受九赐，即由皇帝赐予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斧钺、禾巨鬯，这是天子给予大臣的最高礼遇。诸葛亮当即给予拒绝，并写信回答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今计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都，与诸子并升，虽十年命，可受。而况九邪？
对于子弟，他也不允许特殊。在《与兄瑾书》中说：“乔（诸葛乔，兄瑾之次子，亮之继子）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过于谷中。”特别是他临死前立遗嘱，使人读后不禁肃然，“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从隆中决策，占有荆、益，到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诸葛亮功盖当世，权倾朝野，可是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后人评论说：“……至读其将殁自表之辞，则知天下物欲，举不足以动之，所为者深，则所发者大，理固然矣……”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可谓大丈夫也。”“闻伯夷之风而贪夫廉”，读孔明之《遗表》、《遗嘱》，贪夫能不羞死？！
◎ 虚心纳谏 严于律己
“天下奇才！”是出自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之口，而他自己却说：“臣赋性挫直。”其实他除了天资聪慧、敏而好学、学以广才之外，十分重要的是他从不自以为是，而是虚心纳谏。也就是“集众思，广忠益”。
街亭之败，箕谷失利，他以至诚之心，引咎自责。上疏自贬云：“臣以才弱，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致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受任无方……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此后，他多次强调：“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于是，“考微劳，甄烈士，引咎责射，布所失于天下”。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征，由于军容整，号令明，军威所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降。后因马谡的街亭之失，造成全线崩溃。但撤退时，迁西县千余家归于汉中，百姓出于对诸葛亮的敬忠而称贺。诸葛亮答道：“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虎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历史上曾经有“子文逃富”（不能使百姓脱贫致富，他引咎自责，不领取国家给予的正常薪俸）；“申胥逃赏”（挽国家于危难，是臣宰的责任，不应要赏）；“田畴逃爵”（帮助曹操平定乌桓，报了乌桓杀其郡名士之仇，而坚持不要曹操的封爵）。前述三子所为，成历史佳话。而作为丞相，独揽国柄，引咎自责，布所失于天下者，唯诸葛亮而已。
◎ 举贤任能 邪恶不齿
其实历数三国，蜀汉政权仅一州之地，但是文武将帅立传者即达八十八人。其中有运筹帷幄之帅才；有勇冠三军的武将；有立法施度的能臣；有临危死节的忠义之士。这和诸葛亮的荐贤任能是分不开的。一份《出师表》，他就举荐了一批重要人才。他任人唯贤，不限资历门第，无论来自刘璋旧部，还是来自曹魏，凡有忠虑于国，皆量才录用、平等看待；如法正、李平、董和、张裔、许靖、吕凯、王伉等皆刘璋旧部；刘巴、姜维皆曹魏之能臣名将。最终，他们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不仅自己千方百计选贤任能，“天水关”收姜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鼓励部下积极推荐人才。丞相府参军姚掾，曾举荐过一大批文武人才，诸葛亮借此教诲群下说：“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司其事。”可见其为国求才之渴，爱才之深。然而对于那些利欲熏心、制造混乱的害群之马，施用诡计的邪恶之徒，他也坚决黜之而不惜。如诸葛亮镇守荆州时，曾对孙权使臣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振兴事业者也。”入蜀之后，廖立自恃有才，指责刘备，讥讽关羽，攻击向朗、文恭、郭演长，反对诸葛亮南征，妄自尊大，动摇军心。为除此邪恶之徒，诸葛亮上表弹奏，将廖立削职为民，流放到汶山郡。廖立常冀亮能复用他，闻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
又如李严（公元230年改李平），虽为刘璋旧部，但在蜀汉政权中由于诸葛亮的推荐，颇得重用，在白帝城他与诸葛亮同受托孤之任，后与诸葛亮并任中都护，统领内外军事，封都乡侯。建兴九年（公元231年）春，诸葛亮发兵汉中，令李平督运粮草，时值淫雨，运粮误期，他写信要诸葛亮退兵，兵既退，他又怕承担责任，耍两面派手法，被诸葛亮当面揭穿，李平理屈词穷。为正军法，李平被贬为庶民，流放梓潼郡。
在罢黜李平之后，诸葛亮给时任中郎将参军的李平之子李丰写信，要他劝慰父亲，自省前过，只要一心为国，仍有出路。建兴十二年，闻亮卒，李平知不可复出，忧愤而死。对此，习凿齿赞云：“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己哉……法行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者矣。自秦汉以来，未知有也。”习凿齿之评，可谓至矣。此无它，“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 忠心为国 鞠躬尽瘁
诸葛亮把高尚的品格运用到治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民族政策上，不愧为一代贤相。在他为相的十四年中，特别是辅后主的十二年，客观上他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其一，接管的刘璋政权；其二，蜀汉仅一州之地，十万之众，国虚民贫；其三，夷陵新败，元气大伤；其四，多年的和吴政策，毁于一旦，孙权有联魏之举；其五，永昌、益州、越西、四郡反叛。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给他留下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确实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在这方面，他的主观努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政治上，对刘室“忠顺勤劳”，以身作则。建兴三年的南征，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履瘴疠之地，涉蛮夷之乡”。他“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二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在他的带动下，君臣敬重，上下和睦，吏治清明，人民悦服。
他的德治、法制思想，贯穿于他的治国、治军的全部行动之中。他说：“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他还在《为将》中写道：“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者，以身先之；有功者，以身后之；死者，哀而葬之；伤者，泣而抚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在经济上，他坚持大力发展桑蚕，使蜀锦生产达到空前的高度。左思在《蜀都赋》中写道：“贝有山积，纤丽星繁。……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是对当时蜀锦生产的真实写照。他自己也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他务农植谷，“闭关息民”，无夺其时，唯薄赋敛。固定一千八百多人，维护都江堰，“千井齐，又何秘要”。他坚持发展盐业，限制酿酒，提高冶炼技术；设置堰官、锦官、司金中郎将、典农校尉、盐府校尉；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盐、铁实行专卖。诸葛亮的努力使蜀汉政权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的繁荣景象。
在军事上，他的政治口号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辅后主十二年，大的军事行动就达八次之多，而且都是面对数倍、甚至十倍于己的强大敌人。他在治军时强调德治、法制并举，并坚持农战思想。农战，亦称耕战，是主张农业和战争结合的经济、军事思想。《商君书·农战》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要做到“入使民属农，出使民壹于战”。为保证亦农、亦战，他实行士兵轮换制度。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率10万大军北攻祁山，司马懿率30万众迎击。此时，恰值蜀军应该轮换，诸葛亮只有8万人，部下认为，应暂停轮换，以壮声威。诸葛亮说：“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装束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对此，士兵很受感动，该离队的要求留下，该服役的奋勇作战，此次，射杀魏大将张炆，击退司马懿。
此外，军纪严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典型一例。他还要求战法密当，武器精良，所以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进退唯宜，损益连弩，一矢十发；做斧，做匕首，做钢铠，做苦枪，做竹桥以及木牛流马等等，“工械技巧，物究其极”。对此，张博曰：“亮之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调赋，而民不知赋，军、农并兴，若行无事；以周公之法，而寓于管子之令，天下莫能窥其间，是以神也。”
在外交上，诸葛亮一直主张联吴抗魏。但由于刘备联吴思想并不坚定，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东吴夺荆州，杀关羽。刘备于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发动彝陵之战，使吴、蜀联合彻底决裂。孙权使都尉赵咨向魏求和，表示对魏文帝要“屈身陛下”。诸葛亮以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就遣使使吴，劝吴与魏绝交，并达到了预期目的。此后多次派陈震、张裔、邓芝等要员使吴，“使聘岁通”，使南征、北伐无旁顾之忧。
在民族政策上，他采取“西和、南抚”的政策。汉夷之间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据考，自张骞西使至刘备夺益州的三百三十六年间，汉王朝派驻夷越的官吏，对夷民大肆掠夺，残酷镇压，夷民尸骨委积，斗米千钱，汉夷矛盾逐日升级。鉴于历史教训，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不派兵、不派官，使夷人治夷，夷汉方安。诸葛亮的西和、南抚，取得极大成功，直至蜀亡，汉、夷之间始终保持相安无事。
◎ 严于律己 严格教子
诸葛亮曾经有一封奏书给蜀后主刘禅，谈到自己家庭经济状况的安排，他说：“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