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同志在对《今夜有暴风雪》的评论中说：“它为知青树了一块碑。这块碑已树在读者的心目中了。”这评价是热情的，但过高了。我有个习惯，常翻阅自己发表过的作品——稍有影响的和根本不引起人们注意的，自以为写得好一些和写得糟透了的，应该写好而未写好的，写作过程中曾丧失信心但最终毕竟完成了的。这样翻阅自己的作品，其实也就是“照镜子”。好比别人说你是“美男子”，那么就自己对着镜子认真端详端详自己，自己对自己客观一点，便会发现别人从你脸上身上未曾发现的不美之处，认识到自己原来不过是个庸常之辈；好比别人说你丑得很，简直“有碍观瞻”，那么也自己对着镜子认真端详端详自己，自己对自己公正一点，便会发现别人从你脸上身上可能未曾发现的不丑之处。于是就会产生一种自信，消除一些心理上的自卑。过分自信会使人轻狂，过分自卑会使人颓丧。做人作文，在这一点上，道理是一样的。
但自从报上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对《今夜有暴风雪》的评论文章后，我一次也没有再重读过它。因为，这些评论文章，虽然在热情肯定它的成功之处时，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它的败笔之处，但对它的最明显的败笔之处，指正却是过于温和过于宽容了。比较起来，还是王蒙同志和曾镇南同志的评论文章，对它的不足点示得“有矢着的”。好作品也各有不足，所谓“美玉微瑕”。《今夜有暴风雪》不是“玉”，是“璞”。它含有“玉”的成分，那也是因为我所经历的生活——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生活，为我提供了这种成分。“锐锋产乎钝石，美玉出乎丑璞。”——有些事物是由于它们的本质而美。功力深厚的作者或作家，能够使浑璞变琬琰之玉。而我，充其量也不过是将浑璞捧出来给人看而已。我绝非一个功力深厚的作者。王蒙同志说它“对比强烈”，指人物、情节等等而言。而我却从中自悟出了另一点——它艺术上的拙劣之处和成功之处也是“对比强烈”的。所以一些评论文章对它过高的赞赏之词常使我汗颜，使我羞惭。
文学是应该为千百万知识青年树立一块“碑”的。我认为这“碑”还没有在文坛上真正树立起来。但“碑”基确是已存在的了。这“碑”基是许许多多反映知青题材的作品和热情反映知青生活的青年作者或作家们砌垒的。叶辛、韩少功、张承志、张抗抗、王安忆、陆星儿……都或先或后从各种不同角度写出过有影响的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我在他们之后，为“知青文学”加了一块砖。他们是“先驱”，我是后来者。他们的作品，既将我的笔端向知青题材牵引，也启发和开导了我对知青文学的创作欲念、创作视野。都说“后来者居上”，我以为莫如说“后来者居优”更恰当。我所指的“优”，并非“优秀”，而是“优势”之意。不论哪方面的后来者的“优势”，都是借助了实践在先前者们的铺垫、启发、经验、成绩与不足，思考与影响，历来如此。因此我感激在文学道路上走于我之前的那些知青作者们，不敢也不愿有半点“后来居上”的狂念。
《今夜有暴风雪》是我反映北大荒知青生活的第一个中篇。我写它，受情感驱使，也受责任感驱使。我并不想通过一篇作品去验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功过”。这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事。坦率地讲，我认为这是一场狂热的运动，不负责任的运动，极“左”政策利用了驾驭着极“左”的思潮发动的一场运动。因而也必定是一场荒谬的运动。必定是一场以“失败”告终的运动。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就一场“运动”而言，它没有什么“功”可言。它的“过”却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知青大返城，是对它的“过”的一种惩罚。这是历史要承担的责任，绝非千百万知识青年应承担的责任。
但“荒谬的运动”，并不同时也意味着被卷入这场运动前后达十一年之久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也是荒谬的。不，恰恰相反。我认为他们是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可歌可泣的一代。他们身上，既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鲜明的可悲的时代烙印，也具有闪光的可贵的应充分予以肯定的一面。仅仅用同情的眼光将付出了青春和热情乃至生命的整整一代人视为可悲的一代，这才是最大的可悲，也是极不公正的。我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林作证》《今夜有暴风雪》，正是为了歌颂一代知青。歌颂一场“荒谬的运动”中的一批值得赞颂和讴歌的知青。除开以上三篇，我的其他反映北大荒知青生活的作品，虽然也写到苦难，写到阴暗，写到悲惨的个人遭遇，但主旋和主调，都是立于以上谈到的思想基点和认识基点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今夜有暴风雪》带有较浓的个人的主观感情色彩，也带有较强的“政论”色彩。细心的读者不难从其中看出，我——作者，是那么急迫地甚至是那么直露地企图在作品中阐发议论和思想。认识和思想有时还未来得及演变为具体的富有内涵的形象，便用粗糙的浅显的文字流溢到作品中去了。这是我的许多作品文学性低劣的原因之一，也是《今夜有暴风雪》不成功处的原因之一。
在阅读欣赏方面，我无所偏爱。既喜爱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喜爱浪漫主义的作品。在读现代派文学作品时，也常带有点新奇和研究的心理认真捧读。我认为凡有所读，必有所获。
在写作方面，我给自己确定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我至今尚未把握和领略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真谛。而且我几乎是凭一种本能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当与文学史上任何时期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有所发展。发展中的事物往往更使人感到茫然。但有一点是我在写作中执着追求的——那就是面对现实生活，努力反映现实生活。要求自己的作品贴近现实生活，干预现实生活。现实主义不但应被视为一种创作方法，而且应被视为一种创作思想，我这样认为。由于受“左”或右的文学思潮、文学理论的干扰，现实主义文学并未在中国取得相适应的成就，更没有过时。甚至可以说，被“拔根”之后，仍没有再深深地扎下根去。
我能在现实主义创作方面获得多少长进呢？我时常这样问我自己，却不能够给自己一个自信点儿的回答。但努力方向既已确定，就要一步步走下去，不想轻易改变自己在创作道路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