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师专毕业，还从没听到过走后门留级的事。第二天，徐道生那个村的村长也来了。不谙世事的年轻女教师又多知道了一层社会的底蕴——
“我是挑明了来求情走后门的。要是上大学也能走后门，我更敢干。‘送啥礼我都情愿。村里人均二分八厘地，都抱这个‘土饭碗’。我算过了，道生要回乡里，得安排他活干；讨了娘子得给他宅基地盖房；生了‘小把戏’添丁添口，还得划给自留地……这子子孙孙下去，没完的。我送出一个人读大学，等于省二亩地。我在村里立了规矩，谁考上大学奖谁1000元，中专500元，有篇报道说我是智力投资，活见鬼，我是拿钱轰人走呐！徐老师，就为保我们全村老小这一点点耕地，你也得让道生留。”徐娜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锯啮着。土地挤人。人挤大学。可中国这晨星般稀疏的大学经得起被土地挤出的人海的冲击吗？
她违心地给徐道生留了一级。不为别的，为给这个贫困的村子留二亩地的可怜的希望。
第八次搏杀
董强在高考报名表上第八次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眼光从报名点攒动着的人头上掠过，内心涌起难言的羞淫与自愧。同身边这群活蹦乱跳的小弟弟小妹妹比，他已经洗尽了毛孩子的童稚、天真，倒像个真正的男子汉。毛茸茸的唇须，雕琢得严峻的肌肉棱角，便是他成熟的表征。
——可我算什么男子汉！十八岁开始头一回进考场，跌跌绊绊，接连考了七次。我一见报名单就犯怵，年龄在爬梯子呢！特别是报名单上的照片，还是七年前的，分头两边倒，纽扣封到顶，傻拉巴几的样子，更叫我泄气，唉，“老不大，敲铜银”！
和我一起考的同学一批批毕业了，有的回来还当了我的辅导老师，可我还在考。村里人挖苦我：强强，抗战才八年，这考大学真比打小日本还难？
我上哪诉苦去？我是给逼的。家乡这儿盛行“耕读传家”的古风，再苦再穷也要读书。我爸说，民国二十二年村里就有民约，子孙上学，初中毕业每年奖大洋8块，上高中每学期奖大洋8块，大学毕业18块，东洋留学32块，到欧美就给64块大洋。读书人都分得到“尚贤田”，就是人死了，清明坟头也还有人给供馒头。这风气就一代代地传下来，从没断过。
我父母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也照这个规矩要我在读书路上走到底。妈说让考几回就考几回，考到政策不让考为止，反正不等我赚钱养家。我说考不出的“老童生”给人戳脊背。妈说怕啥，落难公子中状元，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鲁班造桥造了几回？诸葛亮还要失街亭哩丨每回落榜，没半句责备，总是好菜好酒待我：别急上火，还有下回呢！我一听这细细软软的宽慰话，心里像欠了大债，发誓要让父母宽心。要是他们吹胡子瞪眼，训我骂我，说不定我早一狠心甩手走了。
“检讨中国高考制度”
高考，能否从“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转变为“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指挥棒”？高考，能否科学定位普通中学的教育目标，让学生掌握就业谋生的技能？高考，能否由国家包办的制度，逐步变为推行国家统考和高校自行录取相结合的考试办法，发挥高校的主动性和特长？……这是人们对中国高考制度的期盼。
《环球》杂志记者陈芳2004年6月在一篇题为《检讨中国高考制度》的文章中这样描述——
对于很多上过大学的人来说，高三备战好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个人的磨砺是生长性的，能够以成熟、豁达作为结局。而在部分学生的记忆中，高考却是一道难言的伤痕。
一位旅美教育学专家反思中国高考制度时说，高考好像是制约人才资源发展的瓶颈，“瓶口外一一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为一个目的培养一流考生；瓶口内——按照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去扩大招生、培养更多‘高质量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质的学生’”。
且不论专家所言是否正确，探讨中国高考制度的取向却是个不争的话题。
高质量的考生，还是高素质的学生。很多考生来说，高考好比一顾刃剑，既齋苦又充满了希望。毎天起早贪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应试书”，是很多学校毕业班学生高考重压下的真实写照。
“举步维艰”、“进展缓慢”，一位教育界人士这样形容目前素质教育的实施情况。他说，为追求高升学率，不少学校压缩正常教学时间，用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复习备考。老师拼命“满堂灌”，根本无暇顾及素质教育；学生负担过重，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心理承受能力弱。
对高三学生而言，他们普遍有着这样的压力：父母亲人的期望、老师的期待以及同学之间的对比。由此，学生要么产生虚荣心或对自己期待过髙，要么对自己失去信心，对未来感觉激茫。
这些压力的形成，固然有着社会现实以及高考制度的影响，但将之绝对化，也表明了学生本身的不成熟。
现在的高中生，学习成为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对社会的客观认识程度和适应能力却非常低下。独生子女所享受的种种呵护又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了高期待。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往往造成学生自卑与自傲并存，经不起打击，如玻璃花般美好而脆弱。
高考制度：爱恨交融，难以割舍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三十年里，中国社会一直将有幸能被大学录取的少数人称为“天之骄子”，很多因出身和地位而无法取得推荐上大学资格的普通人，通过髙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年中国有570万人参加髙考，录取27万人，比例是21：1。如今这些人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校数量的快速增长，当年考大学的高淘汰率已不复存在。
中国高等学校自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招新生。当年，全国高校扩招了45万新生，增长幅度为42%。处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早在2000年高考录取率就已提高到65%，这意味着100个高中生中有65个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全国平均录取率从1998年的36%提高到2001年的57%。各地差距也在迅速缩小，国家近年来每年都扩招20%以上。
2003年，教育部实行的扩大髙校招生自主权的改革，允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20所著名高校，自主录取5“的新生。这不仅标志着中国髙考制度的松动，也是中国促进教育创新和素质教育的历史性突破。更多才华出众的中学生，在分数略低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进入理想的高校。但是，5%的自主权却也让大学校长们大伤脑筋：如何保证不让自主权变成腐败的土壤，成为关系和金钱的通道？
抨击？赞同？彷徨中的中国高考制度
高考恢复至今，走过风风雨雨三十年，一些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微词也从未间断过。
——“一考定终身”，误人子弟，偶然性大，髙考制度已经把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推到了极致；
——高考内容的设计背离素质教育的精神，死记硬背的考优秀，而有特殊才能的偏才无缘高等教育，这是高考公正掩盖着的另—个不公正；
——高考作为指挥棒，误导了义务教育，学生在过分狹窄的知识上下太多工夫；
——髙考的招生比例有歧视性，突出表现在分数线不统一，如某市的重点大学分数线低于某省的大专线。
回首高考制度，确有千般不是，万般无奈，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通过高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越来越多，很多农家子弟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得以打破城乡藩篱，成为袓国建设的栋梁，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
对高考制度的批评意见不乏合理性，但评价一项制度的成与败，必须站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层面来考虑。
设立高考制度的初衷，在于弥补人才断层，讲究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从高考内容的设计来看，考查最基本的知识内容，对全社会的人员而言，都是公平的。这些知识，只要个人想获取，都能得到，不因贫富、城乡的差别而有所限制。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由于高考竞争异常激烈，教育公正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防止腐败和黑箱操作，分数才被不得已地当作了唯一的评判标准。
考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考察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考察能力上确有缺陷，但通过一个人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也能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其能力的高低。事实上，高考“状元”绝大多数并非高分低能，人们对考试制度的指责只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随着一些髙考舞弊事件的曝光，人们对泄露考题和徇私枉法的行为非常愤慨。在多数人的心目中，现行的高考制度，是目前保证教育公正的唯一办法，是保障全体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方面比较合适的一种设计。确实有一部分特殊人才不适应这种考试而被拋在高等教育之外，但这个问题有关部门早已有所重视。诸如保送生制度，都是针对这些弊病而提出的针对性措施。但近年来对保送生制度的叫停，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只有高考这种形式，才能真正保障每个学生真正地有平等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高考不能承受之重
不管是否意识到，当前的高考制度的确被附着了太多的功能：要“跃农门”，要通过高考获取好身份、好地位。
不可否认，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一批批青年英才经过残酷拼搏从各个阶层脱颖而出，英姿勃发地走进了大学校园，国家也因此选拔出了一批批的专业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考的作用还是功不可没的。
世界上永远只有相对的平等，而没有绝对的平等。到目前为止，对于教育问题，还没有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更具平等性的制度。这一点从取消初中重点校、划片排位所带来的后果中可以清醒地看到，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只能是票子、权力、关系面前的入人平等。而后者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则是缺少权力资源的广大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明知道髙考很累很苦，怛为了前程，无数的考生依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从理论上讲，素质教育，应该是教育的发展方向，但在我国的髙等教育还不能从精英教育真正转变为全民教育的现实情况下，初级和中等教育还只能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走。因为在中国目前城乡教育有着天壤之别的情况下，死读几门核心课，对农村子弟来说，才能真正有机会参与相对公平的竞争。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别无选择。这是一种无奈。这也是现阶段中国教育的悲哀！
客观而言，现行的高考制度，承担了其所不能承受之重。高考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我国的教育制度，在于高考选拔人才上的僵化标准，也在于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上的重大缺失，从而导致“千丨军万马只能过独木桥”。
更为严重的是，许多考生历尽千辛万苦进入大学校门之后，还要面临高校收费的巨大压力。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大学学费，由此出现部分家境贫困的学生上不起大学的现象。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收费逐渐成为必然；但同时，现阶段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完善甚至失衡，使得贫困家庭的子女即使拼尽全力考上大学也面临着高学费这座对他们来说难以逾越的大山，一些贫困学生由此丧失了或者被迫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现行高考制度的另一种悲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对《环球》杂志记者说，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舆论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许多家长认为，如果无力送孩子上大学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他们宁愿维债也要供养孩子读大学。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混淆了大学投资的义务主体，培养了一些大学生的懒惰思想。其实，即使在发达国家，学费也是一种投资；如果大学生认为家长供养自己读书天经地义，或者认为社会应该承担自己上大学的费用，缺乏回报意识，这样的孩子不读大学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