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高考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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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2)

作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她品学兼优,本来完全可以报考名牌大学的热门系科。她偏偏选中了时下正贬值的思想教育专业。某大学的招生负责人闻之如获至宝,希望她能通过这个专业的学习成为一名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工作者。

天有不测风云,她病了,尽其所能,仍差五分。对未来思想教育工作抱有热情的招生负责人为了让冯君越过这五分的拦阻到处奔走呼号:“五分,才五分哪!这么好的人才。”“分数线是铁定的硬杠子。分数线下六亲不认,分数线上各显神通。”——这便是当今中国一个既清明又含混,既合理又不合理,既需肯定又必须否定的界线。

一张考卷定终身。冯君泪流不止。同情她的不乏其人,能帮助她的回天乏力。

在听到冯君的遭遇后,一个老教育家郁郁乎不能成眠。他在写给教育部门的一封信中说:“冯君的泪又一次洗了我的眼睛。以一次考试优劣成败来决定录取与否,势必把学生驱赶到死记硬背、临场拼搏、消极竞争的死胡同里,也势必会扼杀像冯君那样有能力、有创见、有抱负的人才。叫了好久的招生制度的改革难道还不该从领导者的口头上搬到现实中来吗?给学生、家长、教师,统统来个解放吧!”

题海边的坟冢

《高考物理习题集》——汤德贵老师在自己选订的一大畓习题的封面上写完这七个字已经半夜了。他用左手抓住右臂轻轻屈伸了几次,又开始了他的“第二乐章”——赶在毕业前把习题第二集编出来。灯下,他花白的头发工整地向一边倒去,一副老黄色的旧式眼镜把他的目光集束于那些包括欧美风格在内的物理习题上。呵,物理学,那微妙的力,烛幽的光,奔撼的流,大自然多少奇怪现象在物理学中找到了释疑的钥匙。他要把钥匙交给学生。而钥匙只存在于具体的习题中。所以他要汇集习题,让学生做很多很多的习题。

他把教物理课以外的全部精力用来编物理题。每选一题,似乎都会导致一次参悟,都会碰醒一个沉睡的思.维。题的探索和分解,是他的全部生活。他希望他的学生在走进物理课考场时,都会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把握性。

一位后来以物理高分进入名牌大学力学系的学生这样描述汤老师可敬的“习题癖”——

他有一肚子的物理题,什么哈雷彗星为何60年出现一次啦,比萨斜塔还能斜多久啦,都很吊人胃口。尤其是他那口带象声词的宁波话更有意思:火车咣咣开来,铁轨嗡嗡响,惯性吓熬人介大……”听汤老师课,不烦人的。可做起汤老师的习题来,都要吓―跳的。太多了,第一集有500多题。听说第二集还有那么多。本来老早要发下来的,谁知道六月的一个阴雨天,汤老师翻车住院了,我们再也没见到第二集。在我们平平安安地考进大学后,想想汤老师的苦心,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个已经成了大摄影师的汤老师的昔日学生给我讲了接下去的故事一一

听说汤老师病重了,我赶去医院,想给他照张相,也许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纪念了。

他老早就应该住院的。前年特级教师体检,已发现他左肋部发硬。拖说是胃痛,其实是肝区痛。没往下看,稀里糊涂就过来了,埋头搞这两本物理习题。那是很耗心血的事情,没日没夜地赶,肝疼了,头上汗涔涔的,就拿拳头顶住肝区。人弄得又黄又痩,衰弱得连自行车也骑不了啦,这才让他儿子用三轮车驮着去医院。哪料路上要下个大坡,车翻了,这就再也起不来了。起初以为骨头的毛病,一拍片,发现骨髓有阴影,癌原灶在肝脏,早扩散了。

他一直为没能在高考前把习题第二集交给学生而不安。同学们去看他,他说:“我好了以后再编完这一集。”老师们去看他,他说:“把没编完的习齒先选些给学生做做。”我去看他,他说话都吃力了,但在叙述翻车经过时依然像在做一次通俗物理讲座:

“晓峰,你知道我的三轮车怎么会翻的?我的小竹椅架在车上,重心高,一摔就不稳……下坡时车子惯性吓熬人介大……下雨,路滑,轮胎摩擦系数小……”

我为他的率真而感动,也为他的率真而悲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没放弃用物理方式解释世界。他本来可以多活些时候的,才五十多岁,习题集加速了他的离去。

在我给他照相后的第三天,他就死了。枕边还放着未完稿的习题选。他在题海边为自己立了墓碑。

炭火尚有余温

凌晨混沌的旷野上。一点飘忽的灯光在倾斜的土房里出现。巡夜民兵机警地回去报讯。

一个小分队围住了这个早已废弃的机房。约摸半小时后,灯火灭了,这才冲了进去。

手电筒规则地切开了藏于黑暗中的一幅画面:蜡烛已尽。墙角有条破棉絮。两只火腿一只吃掉大半,一只还剩个蹄子。中间一堆炭火已燃尽,但尚有余温。布置这个画面的主人已经不见。“可能是逃犯,追!”

李新明无目的地走过田野。这是一片他闭眼都分得清东南西北的土地,他的生命就属于它们。可是现在,土地在陀螺般地旋转,似欲以巨大的离心力将他甩出去。

他考过三回了。前年落榜,分数差多了点,他忍了。妹妹从高一到高二,他依然长她一级。苦读一年,去年满以为考得不错的,文科总分487,哪晓得分数线是490,以三分之差给刷下来了。二次不中固然有失面子,最使人难堪的还是姝妹按照自然规律升到了高三,和他站到同一条起步线上。妹妹挺秀、聪慧,像竹子一样拔节向上,处处衬出哥哥的愚钝和原地打转,这使他随处都会冒出一种压抑不住的自卑心理,并由此反射成对于妹妹的恐惧与厌烦。他嫌她嗓门过于尖厉;期末考试后回家时飘飘然的,有点失态,连妹妹穿件法国式宽松衫也使他有碍眼之感,太洒脱无羁了一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他封闭的内心默默发生的。在这样的过敏心态中,兄妹一起进了考场。

初试锋芒的往往胜过久经沙场的。妹妹以理科540分的漂亮成绩进人重点大学的遴选区,哥哥从去年的487分提高到500分,可惜的是,分数线也从490分涨到501分。

微弱的一分之差,无情地把他拦在了大学门外。

妹妹不敢因自己的高兴使哥哥更添烦恼,也不知道怎样安慰屡试屡折而且老是折在门槛边上的哥哥。

李新明这回是彻底绝望了。命运老捉弄他。他苦笑。喝闷酒。半夜里直哼哼。

他到在城里做工的母亲那里要了点钱,说他“找地方读髙复班去了”。

其实他避开了世人眼光隐居到了这个旧机房。当民兵四处寻找无着、返回机房时,发现棉絮套里李新明留下的信:

亲爱的妹妹,

哥哥从心里祝贺你考上大学。真的。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不知该有多高兴。我们的小妹从小就聪明,将来更有出息,不像我,三次落榜,老不争气。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这也是很平常的,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讲竞争。强大的,有为的,生存下来,弱小无能的被淘汰掉。我也不再自卑。

我曾经在日记本上抄过好多次培根的话:“人生中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第一,无所畏惧;第二,无所畏惧;第三,还是无所畏惧。”可是到头来,人恰恰是最容易畏惧的。我现在就很怕,最怕我自己。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你们不用找我,也找不到的。我在远方为你祝福。我的一只表就放在左手抽屉里,留给你作个小紀念。

天还没亮,东方才一丝白,但太阳很快就会升起来的,我一看到太阳,就会想到这是我妹妹的前途!

曾经嫉妒过你的哥哥,原谅我。

在李新明失踪后不久,这个地方的扩招名额下来了。分数线因而降了三分。李新明的转机出现了。

妹妹望眼欲穿地找哥哥,寻入启事也登了。可仍不见哥哥的影子。

“兴许死了。”乡里人都这么说。妹妹不信。她等着。

条子战

条子。条子。通过各种渠道传递过来的条子汇集到招生者的手中,几乎人人都有一大沓。这些写有姓名、准考证号码、分数以及报考志愿的条子,揭开了分数线内各显神通的纷乱而神秘的场面。

这些条子是全方位的。现代入的“信息意识”充满了可怕的穿透力。人们能够在几十乃至几个小时里,调动起全部显现的、潜在的、亲的、疏的、生的、熟的、近的、远的……各种关系,迅速准确地把条子传递到通常隔离起来的为数极少的招生官手里。

一位招生工作人员叹苦经:“我手里的一大把条子没有一张不是经人送来的,可条子上的人又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

本来天晴气清的招生大楼,因为纷至沓来的条子而乌云片片。某政法院校的招生官带着指令性的录取名单向北方招生办要档案:这个考生一定要招走。”对方以分数不够档次而拒绝拋档。招生官紧追不放。招生办寸土不让。双方僵持一星期。招生办工作人员勃然大怒:“你们搞政法的还讲不讲法?”招生官为松动僵局不得已而透底:“这是我们校长的条子。”

同这种强索硬敲的毕露锋芒相比,某大学的招生官则显得温文尔雅,有一种外松内深不露声色的自如气度。

按照内定的杠子,每个学校能拿到的档案数为招生额的20%。这有限的数额显然抑制了他的视野。为了使他手里的“条子人物”能名正言顺地进人排选圈,他要求他的调档数上升到30%。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希望“能从综合的角度选拔学生,而不仅仅是分数”。对于这位年年相遇的老对手,地方招生办拗他不过,依了。

在他扩大了的视野里,那些欲照顾的“条子人物”还一起从希望的地平线上出现。从髙分到低分的选择常规被悄无声息地攻破了。

“这两个分数高的为什么不取?”面对质询,他的回答胸有成竹:“这个视力不好”,“那个专科成绩平平”。

“那两个分数低的怎么取了?”多余的询问。既然取了,就有取的理由,明的暗的反正既说得清又说不清。

切莫以为地方招生办只有招架的本事」这其实是场对攻。在某招生点,招生办把几份档案推到学校招生官面前,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挟对方:“这些得收下。否则下一次不好合作了。”“这’些”——自然也是条子上的。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何况这块地方历来是优等生云集,一个偏远大学怎拗得过这手劲?

以电子计算机穿孔为界的录取分数线,划出了一道铁面无私的高墙。但是由人创造的科学最终是管不住人的——分数线髙墙里依然悄悄保留着清廉之风吹不到的小小死角。尽管有纪律的条文赫然在目,有纪委干部督察其间,那些不出大格又颇伤原则的交易’以无数张条子为媒介,有节制地发生着。

留级也要走后门

徐娜老师送走一对农村来的中年夫妇,心里为这个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问号而犯愁。

她打开成绩册,在“徐道生”的名下凝视良久:语文75分,数学80分,外语78分,政治70分……总平均在75分以上,不错嘛,远不在留级之列,努力一下完全可以再上一步。

可徐道生的父母好说歹说要他留级。桌上的瓶酒和木耳代表着他们的诚心。

“留级风”其实是学校刮起的。校长指令把高三学生按成绩切块:1至60名重点扶植;60至90名听其自然;90至140名劝其回家——“你们这些人考取希望等于零,从实际出发,回去的好。”被淘汰的学生到教育局闹,要退学费,这风刚平一点,处于“听其自然”的第二块的学生也认清了前途,开始寻求以退为进的策略。徐道生的父亲说话期期艾艾——

徐老师,行个好,让我们道生留了吧!现在这分数没把握。考不上,又没地方补习。高复班,给教育局禁了。我这辈子说什么也要让道生进大学。留了,多读一年,这补习就合理合法了。就像庄稼,长熟点,再收,对不?

她不知道怎样回答这对淳厚的农村夫妇。让他留,明摆着是重复教育,又占了下面升上来的学生的位子;不让,她怎样正视这老实巴交的夫妇的哀求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