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进东在《港大拒收11名高考“状元”刺痛了谁》一文中指出：首先，痛了各省市的“状元”们。在内地，高考“状元”是要被捧上天的。陕西、广东的“状元”锦袍加身，在大唐芙蓉园和孔庙前行状元礼作秀造势。亲戚乡邻贺喜，学校政府嘉奖，报刊电视追访，各地名校抢录。甚至一些商人也打起了“状元”的主意，请他们做托儿，声称是吃了他们生产的什么液什么宝而成功的。可今年首次自行在内地招收本科生的香港大学竟然对11名“状元”说“不”，这实在让“状元”们，尤其是被拒的“状元”们郁闷之极。
其次，痛了各地高校。每年招生季节，所有名校都会派出招生老师驻点在生源质量好的省份，密切注意高考成绩排在最前面的若干考生，最受关注的自然是当地的“状元”们。而招生结束后，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新闻：今年全国各地的“状元”全部被北大清华瓜分，其中，多少人进了北大，多少人进了清华，大致旗鼓相当，等等。现在好，香港大学公然拒录了11名内地“状元”，这无意之中猛击了内地高校一下。你们趋之若鹜争着抢着要的人才，人家竟然不屑。是港大在故弄玄虚，或者埋没人才，还是内地高校的招生观念、人才观念太老土？
最后，痛了我们的考试制度。新华社的报道没有说被括录的“状元”占多大比例，17个省市的学生报名，有11个“状元”被拒，这比例不能说小。如果比例不小的“状元”，面试都不能过关，说明制造这些“状元”的考试方法令人怀疑。多年来，社会各界对我们注重死记硬背的考试制度批评很多。不久前，看到一张小学竞赛试卷，里面有两道题让人哭笑不得：接电话以电话铃响几声为宜？与人握手握多长时间为佳？我们机械刻板的考试已经真正“从娃娃抓起”，渗透到了幼小的心灵。像这样的考试，造就出来的“状元”有多少意义？如果以考查知识的死记硬背为主的考试制度不改变，我们只会造就一批缺乏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考试机器，处于顶端的“状元”自然要被拒收。
高考媒体强迫症
高考期间，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众多媒体有关高考的新闻报道，不仅使人眼花缀乱，而且使人有一种嗅到火药味的紧张和窒息，从高考移民、考生服用兴奋剂，到女生服用避孕药以便经期与考期错开、考生去寺庙烧香叩头、假26铅笔误人子弟、高考医院等等，使人在备感髙考重要的同时，心理也陡生疑问：高考何以成了公众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它原本的重要性使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现行教育体制下，高考的重要性毋庸多言，而&I此重要决定了公众关注的必然。但与此同时，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考虑：是现在的考试对考生更重要，还是以前的更重要？毫无疑问，随着社会开放度的增加，个人流动渠道、选择机会的增多，以及高考录取比例的迅速提升，高考对考生的重要性随之减弱。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公众眼里，高考却变得越来越重要？
显然，媒体对高考事无巨细的报道，不断提升着髙考的重要性，强化了高考无可替代、至高无上的位置。
比如某媒体以《一切为了高考！》为题报道社会各界采取各种行动来关心考生。报道说，在成都七中、四中附近考场外，某大公司不仅’挂出宣传横幅，而且在考场外为苦苦等候的家长撑起了遮阳伞，还免费为家长提供水以及小扇子、防暑药品等等。且不论该公司有否借高考傲广告的商业目的之嫌，就说家长如此不去上班工作、苦陪考生反而增加考生心理负担的行为也不值得提倡和支持。
又如6月8日，《三秦都市报》等报纸刊发了一张大幅照片，报道个别家长上街“执勤”，挂起绳索，阻断交通的违法现象。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反映了社会过度关注高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还有往年北京郊区举办的曾遭受社会多方——疑的“状元会”，今年西——安身披锦袍走回盛唐的曲江杏园秀，遭到了一些读者的非议。
高考移民热症
高考移民是近年来高考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到了今年，因为海南省的高考“状元”和新疆的高考“状元”相继被发现确认为高考移民后，高考移民演变为焦点话题。与之相关的还有髙中移民。
据报载，山东、河南的初中毕业生，花10万元到天津、上海读高中，就能获得100分的高考地区差。这个诱惑力是如此之大，五一期间，天津部分高中面对外省市考生组织考试，赴考者之踊跃堪称百里丨兆一，形成津门一景，成为高考移民的前奏。
高中移民与髙考移民的目的都是为了高考，都是奔向髙考录取分数线较低的地方，学生流出地多为人口众多的内地省份。不同处在于，高考移民是西进，从中部省份流向新疆、宁夏、甘肃等地；高中移民是东闯，流人地主要是天津和上海。高考移民属个人行为，各地目前相继出台政策予以禁止；高中移民则带有一定的合法色彩，津、沪等地的教育主管部门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本地髙中招收外省市学生，给高中移民合理的存在理由。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高中移民能合法，而高考移民为何不能合法呢？既然不能合法化，那为何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呢？
据说，海南“状元”李洋是当今高考制度的牺牲品或由髙考移民最终酿成的悲剧，那么，类似的悲剧在以往若干年份里发生得已经够多；据说，历年来围绕“李洋现象”引发的评说、争论在其内涵的深刻性方面几乎原地踏步，那么，今年的相关评论看似深刻，甚至给人以终于看到了“教育正义”之曙光的兴奋感，但实际上仍未跳出莫衷一是的混乱僵局……明年、后年又将怎样？一种公认的高考不公平现象长期存在，同一类悲剧重复发生，同一是非判断难题矿日持久地形不成共识，与其说这是在检验中国人的认识能力、辨析能力，不如说在检验、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
由髙考移民引发的各种截然不同、相互矛盾的看法和说法，联想到妇孺皆知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话的出处与本意，也许并非否定明辨家庭琐事是非之重要，实质是旧时某些糊涂官对“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一种托词。他们之所以常常“和稀泥”或“各打五十大板”，除某些断案者因受了“好处”而故意糊涂外，还在于面对矛盾重重、不同层面和角度的价值判断标准相互交织混杂的局面时，未能做到“纲举目张”。关于高考移民的是非判断，似乎也面临同样情景。
在多种价值判断标准相混杂时，孤立地看待某一标准，也许会觉得十分有道理。例如，不同地区实行不同录取线以及对“特殊”考生给予加分照顾，有人认为这是“地区公平”；录取线低的地区对高考民施以限制和歧视，本地人亦认为理所当然。然而，假如把上述判断标准放在一个更基础的、更核心的，或者说更髙层次的价值判断标准面前，也许就站不住脚，或者说它应该首先无条件地表示服从。高考的本来意义、本质意义是什么？是一种起点相同、标准统一、+几会均等的竞争。既然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既然清华、北大等一类院校都是全国性高校，那么，就理应站在全国立场来看待，由高考的这种本来意义、本质意义生发出的公平标准，才是一种本质的公平。“本质公平”是“纲”。假如真的举起了这个“纲”，海南省关于考生李洋是不是高考移民，只能报考二、三类学校的限制期究竟是定为两年还是三年，也许就不成其为问题。即使认为是问题，它也没任何理由干扰全国高考公平竞争这个“纲”。
假如笔者认为的高考本质公平可以成立，那么，借以维护这种本质公平的一系列的政策规定、“游戏规则”，就只能由国家来制定。作为地方政府，根本没权力各行其是。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讲，不论城乡、东西部、家庭情况，作为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资源，应当让所有受教育者分享。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教育资源的扩大，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阶段过渡，实现教育公正正当时，教育公平应该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把优质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
日前，笔者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一个湖北民工与北京当地的工程师在北京一家建筑工地上休息时聊天。不聊不知道，一聊真奇巧，原来二人在同一年参加高考，而且考分相同，但北京工程师被录取上了大学，而这位湖北民工却落榜了。之后，两人的境遇大相径庭，北京工程师年收人数万元，而湖北民工收人不到一万元，而且地位天壤之别，一个在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一个则生活在穷乡僻壤。
上述地域、城乡差别至今仍存在着，有些还在扩大。这种人为的悲剧何时才能休呢？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社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要放弃它非常困难。路径依赖分为良性的和恶性的。前者指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后者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于无效制度，进入“锁定”状态。
显然，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教育体制的发展就是陷人了一种非良性的路径依赖，即：这种体制脱胎于旧的时代，它已经被实践证明迫切需要改革，但是路径依赖使得它会依然保持着沿老路走下去的惯性，难以容忍人们去真正彻底地改变它。
好在人们在觉醒，社会在进步，政府在行动。国家发改委已承认医疗改革失败，将另起炉灶；人们在欢呼的同时也疾呼有关部门对教育改革进行手术。我们相信，教育大改之时，将是高考综合征得以治愈和教育事业进人健康发展之日。但愿这一天早日来临！
很多人说，现在高考已经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高考“死”过，又“活”了，到如今病入膏肓。那为什么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流行的说法是现在找不到比高考更好的方法。
是这样吗？教育专家杨东平说，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一场全民性的教育思想大辩论，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必然伴随着全民性的大讨论。当务之急也许并不是具体的方案，而是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在教育改革的问题上，必须有一场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像1977年那样，再一次激起全民族的教育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