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北京一考生之父猝死于考场外，究其原因为操劳和紧张过度所致。6月7日上午的语文考试刚结束，某咨询中心杜博士就接到一位送女赶考的朋友的电话。这位家长十分焦急地说：“小因出来后一声不吭，问她考得怎么样，回答只有‘就那样’三个字，我们做父母的都快急死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最后，这位家长希望朋友能帮她“撬”开女儿的金口，快速掌握
同样，某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朱大夫说，6月7日中午有一个经常找他看病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他的孩子语文考试中作文跑题了，他很着急，不知该怎么办。问如何晓得孩子作文跑题，说是看孩子的脸色不太高兴。朱大夫建议他不要与孩子多提考试的事情，让其养足精神准备下午的考试。谁知孩子却从父亲手中夺过了手机，非要亲自与朱大夫说话：“我没有跑题，是爸爸瞎猜的。其实就是真的写跑题了，阅卷老师也不可能给我零分，我才不怕呢。”面对上述家长过度焦虑紧张的现状，专家认为，参加高考的学生从小到大经过很多次的考试训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心理应对方案。家长这个时候应当给孩子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不能为了转移自己的焦虑情绪而让孩子的情绪受到影响。尤其是孩子刚从考场走出，也许紧张的神经还未松弛下来，家长不停地追问考试情况，极易让孩子感到厌烦，佰又不得不应付，也只能说出“就那样”之类的字眼。其实让孩子在考试后第一时间便给自己的考试情况做个评价，这对不少考生来说是强人所难的。
不错，如今教育尤其高考已经成了普通人的第一要求，教育和每个人的利益太接近了，因而，与此有关的人就变得甚为敏感。担毋庸讳言：从社会到家长过分的关爱与保护，不仅不能让考生们放松，反而会影响他们的情绪。
据一项调查显示，7‘的考生表示不希望家长陪自己参加高考。北京二中一位老师说：家长和社会的关注本身就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压力，孩子会增加“考不好对不起父母”的负担。从孩子成长的角度讲，这样的做法肯定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另据媒体报道：8月15日，一名男青年走向湖北职业学院的武昌火车站新生报到点，负责接待的黄老师看到小伙子身旁跟着几名中年男女，气喘吁吁，其中一妇女背着个大包，汗流浃背。“快放下来，休息休息。”黄老师连忙招呼，转身问小伙子：“这是你母亲吧？”“是我家的保姆。”小伙子不慌不忙如是说。
这位小伙子来自河南，是娇生惯养的独生子。早从初中起，父母便给他请了个保姆租住在校外，定期来学校帮他打理生活。今年，他考上了大学，离家更远了，父母更是担心他不能自理，决定让保姆一同前往。于是便出现了前面这出戏剧性场面。
有专家指出：社会和多数家长对孩子一直过度保护，高考过敏症是这种过度保护的延伸。就像是生产过程中的剖腹产，剥夺孩子经过产道时应该承受的挤压和痛苦会造成新生儿抵抗力较弱。
某博士介绍说，现在很多大学生进人大学后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不适应期，毕竟；高校不是一个对学生无微不至呵护的地方，被照顾甚至宠爱惯了的学生会突然失去方向，非常迷茫，需要很长的偽整期。常言道：温室里培养不出参天大树。大中学生既然不是苗圃温室里的花朵，就让他经历该他经历的风雨。只有历经风雨，幼苗才会长成栋梁之材。
越俎代庖包办症
估分选报志愿，本是考生的事，但事实上，不少家长和教师都为考生代劳。先说估分吧，考生亲自考的试，自然对答卷的情况了然于心，只要按照专家指点的程序认真细心地估算就会估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分数，但在实际操作时，却有不少家长守在孩子身边，不时地提醒引导孩子如何如何地估，又怎样怎样地算。由于家长没有参与考试，对孩子的临场发挥状况又缺乏了解，因而难免有想当然的误导，致使孩子的考分越估越离谱。还有些学校和老师也不放心考生的估分，想方设法将阅卷细则调出，请阅卷老师及代课老师手把手地逐题帮考生估算，加之“今年阅卷指导思想从宽”等误导，致使考生的估分普遍出现偏高的现象。
至于报志愿，家长和老师更是暄宾夺主，剥夺了考生的选报权，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甚至道听途说的虚假信息，擅自替考生选报不合考生意愿又与考生实际分数不大相符的院校。尤其是有的中学一味追求北大、清华等名校，加之学校以名校考核并奖励老师的利益所在，只要考生估分较高，便一再鼓励考生报北大、清华等名校，不报者不发志愿卡，又劝说家长做考生的思想工作。涉世未深而又对整个考试情况缺乏了解的考生迷茫之中便听信家长和老师的建议，改报北大、清华等名校作为第一志愿。有的学校为了增加考生报考名校的信心和保险意识，与有的大学眹系、协商，一旦考生从北大、清华志愿滑下来，便由这痊学校接收。但事实却是，除个别大学的附属中学滑下来的考生由该大学接收外，多数接收的大学要么变卦不认账，要么加五六十分才能接收，结果使不少考生落榜。据悉，西安某中学一位优秀考生，去年考了65‘0多分，本与家长商量选报中国人民大学，但后来却在中学领导和班主任的反复劝说下，改报北大，结果以6分之差与北大失之交臂，先与学校达成君子协议的北师大也未履行承诺接收该生，无奈之下，托人找关系交费才上了本地某所大学。
前文所述的上海某考生由于家长的劝阻，未报一本、二本志愿，却超常发挥考出好成绩，但最终不得不接受只能上三本院校的事实，成为终身遗憾。
志愿选报恐高症
今年复旦、北京理工、西北大学等名校和重点院校罕见的一，志愿未报满现象就是恐高症的典型。由于每年的考题难易、考生考场发挥乃至选报志愿情况不同，因而一年与一年的选报志愿心理有很大的差异，加上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掺和误导，考生往往不知该如何报才好。由于家长把握不了今年本地区考生考试情况的好坏、选报志愿的高低，而今年考题又较难，估分不高，所以为谨慎保守起见，多数家长引导考生低报志愿。从今年选报志愿和录取情况看，整体而言，大多数考生低报了一个档次甚一个类的院校，比如可报复旦、人大的，却报了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可报西大、川大的，却报了云南大学、湘潭大学。据悉，今年云南大学报考的考生扎了堆。许多过一本线的考生本以为云南大学地处偏远的边陲，又出过马加爵杀乂案，可能报的人少，报了该校会十拿九稳，结果却大相径庭，事与愿违，不少报云南大学的考生不得不委屈地落到二本的院校中。
笔者曾听到一个热心而负责的中学班主任在对家长的电话中说：“今年高考形势严峻，据我所掌握的情况看，不少学生都低报志愿，你们孩子的情况你们也知道，不妨参考这个情况，谨慎选报。”要说这位班主任的回答是谨慎的，但却不无一定的导向性。据说一位向往复旦考分也够上复旦却未敢报复旦的考生得知复旦一志愿未报满后，痛哭失声。
高考病症之三：全社会为高考忙
髙考，巳不再是一个考生一个家庭的事，而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件大事，高考期间也成了全国最为敏感的日子。许多省市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证考生的休息、交通、饮食和考场正常发挥。比如《艮多地方明文规定监考老师不许穿高跟鞋，以免高跟鞋刺耳的声音影响考生的发挥，又比如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各地在高考期间对环境噪音进行监测等。但近年来，置身各种各样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和街谈巷议里，人们普遍感觉气氛紧张，从高考移民、录取公平，到考纪新规、噪音控制，再到28铅笔、考生的吃住行，使人备感考试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热炒“状元”症
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被录取者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称亚元。会试于乡试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被录取者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参加考试的人是贡士。考取后称进士，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有史料表明，自唐至清末科举废止，在1300多年的历史中，总共只产生了657位状元，而有趣的是，这些状元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和成就的不过10人；真正青史留名的没有一个是中过状元的。
比较早已废除的科举考试，如今的高考，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封建社会追捧状元成风的时候，状元亦属于全国范围内皇帝钦点的，地方上如果推出自己的状元，那就会犯上僭越，那是要治杀头之罪的。再说，封建社会的状元是读书的终点，而如今各省的所谓“状元”不过是本地考生中的佼佼者，也仅仅是拿到了进人名牌大学的敲门砖而已，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时下对于“状元”的滥用和热炒，显然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效颦之作，无非使媒体抢眼，企业出名。但对于“状元”本人，除了一时的聚焦、成就感的短暂满足外，病症也是不少的。首先，热炒“状元”，使紧张的高考过后尚未恢复精力的“状元”又陷于应酬的疲惫之中。比如，陝西“状元”除频频被采访外，还于大热天穿着仿制的状元大锦袍在大唐芙蓉园游览，汗水湿透了状元袍，连父母也心疼地说：简直是让孩子受罪嘛。其次，热炒使“状元”背上沉重的包袱。一场闹剧过后，“状元”到了大学还是“状元”吗？心理落差反而不利于“状元”适应新的学习生活。其三，尽管清末就废止了科举，但某些人的心头还有―个沉甸甸的封建情结，热炒所谓的“状元”就是这种情结的反映，而这与现代教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相违背。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新华社的一则报道说香港大学今年拒录了11名各省市的“状元”。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没有说港大怎么个面试法，但从文章所透露的“面试主要以日常生活题目为主，例如以卖盗版要不要受惩罚等进行讨论”来看，面试题目并不难，11名“状元”们没能通过面试，说明高分并不等于髙能，不被录取也怪不得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