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很不安宁，我迫不及待地等啊等啊，盼着快些到十点，那便可以去接他了。我真不明白，今天消防队是怎么啦，他们像疯子一样在市里走来走去。他们已经是第三次在震天的鼓声中从我们住宅旁边经过了，可能他们今天在训练。我在十点整离开家，但到车站还是早了。又等了近半个小时。最后，火车来了。我站在门口旁边，看费佳是否在往这边走。人们早就都已经过去，我几乎相信，费佳今天不回来了，他却突然出现在了门口，带着一脸可怕的无奈的神情。我立刻便明白，这意味着彻底的失败。他脸色惨白，疲惫不堪，落魄而沮丧。他一开始没看见我，后来发现了，便高兴地把手递给了我。出了车站，我开始安慰他。他对我说：“倒霉，真倒霉。你看，我连大衣都没穿，留在那儿了。幸好现在还暖和，要不然我会感冒的。”我们出了车站，他挽着我的手走。我开始安慰他，他说：“不，我可是有过一千三百法郎呀，我握在手里足足有两天多。我让他们在九点钟叫醒我，以便赶上早晨的火车。可是卑鄙的仆人不想叫我，我便一直睡到了十一点半。然后我去了火车站，仅仅三注便全都输光了。为了给宾馆清账，我抵押了自己的戒指。后来把剩余的钱也输掉了。然后在铁路上打听列车几点开，告诉我说五点，但需要在洛桑过夜，而我仅剩下十二法郎，这难道能走吗？我找了一家公寓，在那里用自己的大衣典当了十三法郎。他们建议我住在那里，给了我一个破房间。我在那里面一夜也没睡成，因为隔壁房间里有一条狗，不停地叫唤，有人还打它。然后四点钟我就被叫醒，我便回了日内瓦。”他说，甚至第二次，当他拿着抵押大衣的钱去赌的时候，他甚至还捞回来七十法郎，可是后来他开始每次投五法郎，几注便都输进去了。他处于可怕的绝望之中［60］，我也心如刀绞，尽管还安慰他，但已经难受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甚至几乎不再听他说话，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真是的，我想，幸福已经送到了手上，如果不能把赢得的钱带回家，就只能怪他自己。（我私下里相信，仆人及时叫醒了他，是他自己不想走。这时候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不仅能赢一千，还要赢一万，这样就能施恩于所有的人。这样的荒唐念头膨胀起来，想一下子暴富，便又去了，几注投下去便输了个精光。我问他：“我给你写信，不是请你给我寄两百法郎吗，用其余的钱你可以尽情地去冒险嘛，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费佳却想起来说，似乎那里的邮局早晨关门，所以他没能寄。这也不是实话。这些话我一丁点也不信，他什么都不顾，只想去大赌一场。）不，这个我绝对不能理解。怎么能这样呢？明知道家里只剩下四十法郎，又不知道从哪里还能再搞到钱，绝对再也搞不到了，这时突然赢了那么多钱，却不给我寄两三百法郎；他知道，这将使我放宽心，而且，一旦输钱，这也能给我们不少帮助。真的，我一点也不为那输掉的一千法郎惋惜，却非常为我向他要的那两三百法郎惋惜。天呀！我对这些钱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啊。第一，对于我来说，主要的是不必再给妈妈写信，打扰她，请她再给我们寄一些钱来，哪怕是一百二十五卢布也好。我的上帝呀，为了不再请求、不再打扰我那可怜的天使，我可怜的老妈妈，我牺牲什么都在所不惜。这让我有多么痛苦，心情有多么沉重，简直难以想象。第二，又必须给卡特科夫［61］写信，苦苦哀求他，我们欠了这个人那么多的情，现在要以我的名义去求他，虽然我并不认识他，这太悲哀，太沉重了。就这样，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和他手挽着手回家，却几乎没有听他在说什么。我如雷轰顶，只是想赶快回到家中，在床上坐下来，一头扎在枕头上，以便昏然睡去。
我们的老太婆们喜洋洋地欢迎费佳。我又请她们沏茶，煮咖啡。在她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坐下来同费佳说话，一直劝他，而自己心情却那么沉重，前所未有地沉重。真的，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痛心疾首过，甚至在巴登，当我们输掉一大笔钱的时候，我也未曾这样伤心过。我满眼含泪，费佳开始请我别哭，我当然尽量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老太婆给我们送来茶和咖啡，咖啡不很好。在喝咖啡的时候，我和费佳一直在交谈，他给我讲他的这次旅行，还保证，他还要再去一次。这时我和他讨论现在怎么办，向谁借钱。我们决定再向卡特科夫借五百卢布，请他把这笔钱按每月一百卢布寄来。此外，还请他给彼得堡的迈科夫寄六十卢布，以便让他给帕沙。这时费佳决定还给亚诺夫斯基写信，向他借七十五卢布，而我向妈妈要五十，至少二十五卢布。我们就将靠这些钱来维持生活。我们还有四十九法郎的现金，可是，因为费佳把大衣以十三法郎抵押在了萨克森，戒指——十八法郎，为了不让这些东西毁掉，这些钱必须今天便寄出去。我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散散心，便建议费佳马上写信，我立刻就送到邮局去。他这么做了，然后自己躺下小憩，他害怕癫痫发作。他感觉到发作即将来临，要我快些送到邮局去。戒指抵押给了迪比克夫人，大衣则抵押给了奥尔萨寄宿学校。我把邮局汇票原文为法语。寄出去了，在邮局里拿到了费佳昨天寄给我的信，我痛心地读了它。天啊，今天我的生活多么凄惨啊，这一切又让我多么厌烦。我不知道：我似乎已经预感到费佳赢不了，这一百五十法郎将一去不复返。甚至它们也帮不了我们多少，最多能用上两个星期，以后还得向妈妈要钱；可我不知道为什么，竟还是指望费佳能赢一百五十法郎，那将是两百卢布，因此能维持一段时间，那样我们便心安了。我凄楚地往家走，回家一看，费佳在床上躺着，想睡一会儿，因为他一夜未睡（狗不让他睡），一个念头在无情地折磨他：全都输光了，现在怎么办。我们仅有十七个法郎，别的一无所有了。只好再一次典当衣物，又是这种可耻的无可奈何。
我们去吃午饭。这是非常忧伤的一天，我什么也不能做，一个想法沉重地压在心头：他为什么不给我寄三百法郎呢？一千法郎输就输了吧，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并没有指望它们。而这三百法郎，如果有这三百法郎，我现在会多么幸福啊！我就可以给自己添置些衣服，然而我什么都没有，需要的东西很多，却没有钱买。午饭后费佳回家躺下睡觉，我向他建议，我去抵押我的衬衫（实际上我并没有去抵押衬衫，我有攒下来的钱，十二法郎，我决定用它们充作抵押来的钱，以便我们有钱之后还把它们收回来，在急需的情况下再将其交给费佳，或者以抵押衣服作幌子，再把它们拿出来使用。因为抵押自己的衣服使我柔肠寸断，简直恐怖）。趁他睡觉的时候我去了邮局，送去了给妈妈的信，信中恳求她一定给我寄二十五卢布来。不管她从什么地方去借，一定要给我寄来。费佳醒了以后，我把钱给他，十二法郎，告诉他，抵押期限为一个月。晚上是在悲戚中度过的，悲戚得无以复加，痛苦得难以忍受。一个念头在折磨我，总是那个关于输钱的念头萦回在脑际，绝对无法摆脱。此刻我又在想，必须写信给卡特科夫，低三下四地哀求他，又得依赖他对我们的善意。要知道，他对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他有可能把我们当作不知感恩并滥用其对我们的信任的人。
星期二，〈10月〉8日/〈9月〉26日
夜里，两点十分，我不知为什么醒来，突然听到费佳的癫病发作了。我觉得发作得并不厉害，可是费佳后来告诉我，他感觉很不好，也就是说，这次发作是很剧烈的。十分钟过后，费佳苏醒了，开始跟我说话，但久久回想不起来，萨克森浴场是什么所在，他去过那里的什么地方。回想不起来这回事使他很苦恼，最后，好像是过了半个小时，费好大劲才终于想起来了。后来我们又睡，他问我，是否愿意睡在他的床上。我躺下了，但是他睡得很吓人。蜷缩成一团，一再用膝盖撞我的肚子。我很害怕，担心我睡着之后，他在睡梦中有可能把我撞到地上去。我刚有一点睡意，他就真的相当有力地撞了我一下，于是我便回到了自己的床上〈……〉天哪！今天又将是怎样一个凄苦的日子啊，我只能祈求上帝，让这一天快些过去，不管它是如何的忧郁和无聊。那些恼人的思绪依然不断地闯进我的脑海。
今天多雨而苦闷，费佳午饭后去阅览室读报，我不顾下雨，又去了邮局，收到妈妈来的一封信。这一次是预付过邮资的，妈妈为未付邮资道歉，说是玛莎说的，似乎这样信到达得快一些。可爱的妈妈说，她很老了，头发都白了。我可怜的老太太，我多么心疼她呀。我很为收到信高兴，到家后又读了一遍，这时候才发现她关于委托书的那些话，这使我大吃一惊。我放声大哭起来，哭了很久。总的说来，昨天也好，今天也好，我都非常烦躁压抑，什么都让我激动，什么都使我难受，因而昨天一整天和今天都哭个不停。这封信使我很受刺激，让我好像哭了一小时。费佳回来后，我把信的事告诉了他，说这封信使我感到内疚。因为我应该作出一些牺牲，我有义务同妈妈生活在一起，而我抛弃了她，因此我便不会有幸福。费佳对此有点生气，虽然我根本不想伤害他。后来我给他读了这封信，信中妈妈说，收到他那封珍贵的信后她很高兴［62］。这使他得到了满足。晚上他指责我为什么不去找产婆，说这他不能理解，胎儿可能因此死去，说这是我根本不爱他，他拼命坚持要我去看医生。我回答他说，我不去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我自己也很愿意内心踏实，愿意确信一切都正常。晚上我稍稍睡了一会儿，后来喝过茶，当我在床上躺着的时候，费佳给我讲述他以前的生活，讲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和她的死。她死在晚上六点钟；他一直坐在她身旁，后来他突然感到寂寞，便去了伊万诺夫夫妇那儿，在他们那儿待了最多不过五分钟，当他往家走的时候，有人匆匆跑来找他，说她就要死了［63］。当他赶到房前的时候，守门人说，她已经死去。临死前她领了圣餐，还问是否递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吃了，他是否满意，然后倒在床上便死了。后来他又讲她的晚年，说她死前三年经常出现幻觉，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例如，她仿佛见到了某个人，她保证说这个人来过，然而却绝对什么人都没有。在他去可能是：来到。彼得堡［64］之前，她在房间里驱鬼，为此她吩咐把窗户、门都打开，开始往外赶鬼。人们请来了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65］，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劝她在床上躺下。她听了，因为她一般在各方面都听他的话。费佳对我说，她非常不喜欢自己的姐姐瓦尔瓦拉［66］，说她与自己的第一任丈夫有关系，其实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他说，她与自己的前夫生活得非常不好，前夫很不喜欢她。费佳讲关于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的事，讲她是如何死的，她是阅兵式的某位首长科马罗夫的情人［67］，她非常爱他，可是科马罗夫却耻于见她。她需要到萨马拉去治病。她接受费佳的建议，去了，然而他对她接待得很不好。她十分高傲，立刻返回了彼得堡，在那里过了三个星期便死了。第三个姐妹索菲娅与某位雅科夫列夫将军［68］同居，也没有嫁人。第四个姐妹，利季娅，在阿斯特拉罕的什么地方。总之，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她们的事。今天费佳给卡特科夫写了一晚上的信［69］，还给我念了这封信，问我有什么看法。费佳一般给我看写给卡特科夫的信，即事务性的信件。我说，我认为信写得很好，既不必再增加什么，也不必删减什么。
星期三，〈10月〉9日/〈9月〉27日
早晨，尽管有些不舒服，费佳还是在十二点出门去抵押我的戒指，但要找的那个人没在，很快便回来了。于是，我们等到三点，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在广场上等他，他去找典当商。我一直在广场上徘徊，这持续了好久，最后我简直等腻了。费佳来了，他说，戒指典给了十法郎，可是拒绝接收大披肩，说他们不要这类东西，建议他，如果乐意，可以去找某位克莱尔。我们今天在我们通常吃午饭的那家饭店里问，五十法郎的膳食公寓是什么意思，像在他们墙上写的那样。店员回答说，就是一天供给两次［顿饭？］四道饭菜，还说，如果我们在这里住，可以与他的老板娘谈一谈，她或许还可以少收一点。午饭后我们去了邮局，把给卡特科夫的信送走了。费佳今天把信改了改，最终写完后建议我读一遍，我自然高兴地照办。今天他还开始给亚诺夫斯基写信。送完信后，我建议去向一位军士打听某位典当商住在哪儿。费佳同意，便回家了，我则向格朗德大街走去，因为我在那儿看见过几个军士。一个红脸庞模样很蠢的军士向我走来，笑嘻嘻地对我说，他不知道，如果我想知道，可以到市府大楼的二楼去问。怎么走，他说不清楚。这时候来了一个守门人，他告诉我说，应该到警察分局去。我很快到了警察分局，找到了几位头发蓬乱的官员，向他们讲述了我的要求，可是他们一个推另一个，最后把我带到了局长面前。这是一位相貌端正的人，他彬彬有礼地建议我在椅子上坐下来，就开始在文件册中翻找，但怎么也找不到。后来他宣称，如果我需要，可以给我派一个典当商去，只要我把自己的地址说出来就行。我竟愚蠢地说了，因为我觉得，让他去家里看看更好，免得我自己还得带着衣裳包袱在市里到处走。他答应今天或明天派人去。我赶忙回家，要把这事告诉费佳，因为局长问过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典当的，不过他可能忘记。可是，当我告诉费佳，说他可能来我们这儿，费佳却突然宣称，这很可怕，这就意味着把自己公之于世，意味着向全市宣布，告诉一切人，说现在警察局都知道了，等等，等等。总之，他说了各种蠢话。我对他说，如果他这样反感，那我就再去一趟，说不用派人了。费佳更生气了，说我这是在说气话。我说得很平静，他却说我在对他喊，于是我真的对他喊了起来。就算是我确实很不对，我喊了，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我这一天异常烦躁，这一切让我心急如焚，我真的可以原谅自己的愤怒。于是我骂他是傻瓜、笨蛋。他起初是在床上躺着，后来心脏开始剧烈疼痛。他站了起来，因为他害怕躺着。我立刻清醒了，开始请他原谅。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原谅。真的，这对我是很残忍的，因为需要考虑到我现在很不健康，最后，这些事情现在也足以败坏我的情绪，似乎［决定？］抵押这些东西我心里不难受似的。这些物品对妈妈来说弥足珍贵，它们又那么容易失去。费佳因为我叫他为傻瓜非常委屈，甚至哭了起来，还哭了好大一会儿。看到他流泪的样子，我心里极为难过。我竭力与他重归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