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南方称之为戏文，又有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鹘伶声嗽、南曲戏文等名称，明清间亦称为传奇。它是12～14世纪时期在我国南方最早兴起的戏曲剧种，是我国戏剧最早成熟的戏曲剧种之一。明祝允明在《猥谈》中说：“南戏出于宣和（1129年～1125年）之后，南渡（1127年）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从时间上来看，南戏的产生比北曲杂剧更早。而它的成熟，却是在北曲杂剧角色体制完备之后，在叙事性说唱文学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它是民间艺人“以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南词叙录》）构成曲牌连缀体制，用代言体的形式搬演长篇故事，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兴艺术样式。
在元代，相对于杂剧而言南戏不是如此兴盛，但是它却没有因为杂剧的兴盛而自行凋零。杂剧在北方自成气候，南戏则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温州一带发展。宋元时期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而北人南迁更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当时的临安尤为繁盛，文化娱乐活动多种多样，书会组织，如武林书会、古杭书会等也极活跃。在这种形势下，南戏的创作和演出一直是很兴旺的。而北杂剧的南下，更使南戏有机会吸取新的艺术经验，提高了水平，这两个剧种事实上形成了互相促进的并行局面。自从元代末年杂剧南下，杂剧与南戏各自平分秋色以后，杂剧因为远离生长和活跃的土壤而愈加倾颓，南戏则因为扎根于南方民间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在元末之时开明清传奇新剧的先风。至此，元代南戏的体制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成为了中国戏剧史上集大成的艺术形式。
南戏唱腔称为南曲，唱腔绵密柔丽，曲调属五步音阶，平稳行进。用韵基本上以东南江浙一带语音为标准，板式节奏较为自由，没有严格限制。
生长于民间、成熟于民间、繁衍于民间。这是南戏与北杂剧相比能够延续并繁盛的原因之一，但也是它极少保存下来的原因。时人，尤其是士大夫任期内普遍视元南戏为鄙俗，所以“其曲则以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徐渭《南词叙录》）南戏的整理辑录极少，散轶严重，所以现留存下来的南戏剧本很少。自宋元以来，有名目留存的南戏共238种，有残文佚曲流传的约为130多种，但现有完整剧本流传的仅19种。
创作南戏的大都是困厄受压迫的文人，当时被称为“书会才人”，他们迫于生计而从事南戏的编纂工作，他们与其说是为了商业目的而从事南戏剧本的创作，不如说是因生活境遇而不得已的出路。正因为此，这些文人创作的南戏少了其他时期文人创作中为文人立心的成分，而增添了更多底层人民的立场。创作者的民间身份和立场，创作者与普通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存状态，从根本上确立了南戏的民间性及其现实主义精神。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封建统治，伸张正义，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是南戏作品反映最多、最突出的内容。从南戏的文辞来看其民间性也很突出。南戏的文辞朴素自然，不着痕迹。王国维曾经评价南戏道：“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南戏演出
南戏的戏剧音乐结构在总体上依据于剧本，以主要角色的上下场来分场，每场自成起迄，称为出，或称折；一本戏可长达几十出，曲牌和套数的运用较为灵活自由。首出由末色介绍剧情大意，称为“副末开场”。自第二出起，正戏开始，主要和次要角色次第出场，各种大小冷热场次互相配搭，戏剧矛盾逐渐展开，直到形成高潮。最末一出终场时，则有评述全剧性质的下场诗以为终结。通常为生、旦、净、丑、末、外、贴等七种，其中以生、旦为主，展开剧情，其他角色皆为配角。
早期南戏作品以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为主，主要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包括三本戏文：《张协状元》、《小孙屠》和《宦门子弟错立身》。其中《张协状元》是现存最完整的早期南戏剧本，创于八百年前南宋时期的温州“九山书会”，其开场的《满庭芳》词中写道：“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
元末明初流行的《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合称“四大南戏”，是南戏在元末明初的代表作品。
《白兔记》
四大南戏
元末明初出现的著名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被称为“四大传奇”，简称荆、刘、拜、杀。
《荆钗记》一般认为是柯丹邱所作，写宋代文人王十朋与妻子钱玉莲“贫相守，富相连，心不变”的婚姻故事，塑造了一对忠于爱情，坚贞不屈，富贵不能动其情，威逼不能屈其志的“义夫节妇”形象。
《白兔记》通过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与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表达了“贫者休要相轻弃，否极终有变泰时”的主题思想。
《拜月亭》又名《幽闺记》，系根据关汉卿杂剧《拜月亭》改写而成，作者相传是施惠。它是“四大南戏”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名剧。此剧以金末动乱为背景，描述了蒋世隆和王瑞兰、陀满兴福和蒋瑞莲两对年轻人在乱世中流离失所，历经磨难，最终结为夫妻的离合悲欢。此剧谴责了嫌贫爱富的封建门第观念，歌颂了患难与共的男女真情，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才子佳人戏的格局。
《杀狗记》根据元杂剧《杀狗劝夫》改写而成，主要写封建家庭中兄弟、夫妻和叔嫂之间的矛盾冲突，对酒肉朋友的卑鄙势利暴露得较为充分，宣扬了“亲睦为本”、“妻贤夫祸少”的封建意识。
《琵琶记》是南戏发展的顶峰，由温州瑞安人高则诚于元朝至正年间，依南宋流传的《赵贞女蔡二郎》戏文编撰而成。《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被称为“词曲之祖”，是南戏时代与传奇时代间的桥梁，对明代戏曲创作的影响非常深远。其余有完整留本的南戏还有《东窗记》、《破窑记》、《刘希必金钗记》。
《琵琶记》
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应试及第，中了状元。
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允，强迫其滞留京城。
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饥荒。
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思念父母。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大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
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
《琵琶记》是根据早期的宋元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从故事情节、到人物性格、到主题思想，都与从前不同。其改编正体现了故事在流变过程中社会心理的改变和文人思想的改变。
《琵琶记》意在宣扬贤孝，宣扬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这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牡丹亭》
明清时期，在南戏体制基础上一脉相承的是明清传奇。明清传奇在形式上沿袭了南戏，并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一个完整的剧本通常分为上下两部分，采用曲牌联套的形式，但一折戏中不再限于一个宫调，而是根据剧情的需要安排多个宫调，曲牌的多少也不限制，不再限一角主唱，而是所有登场的人都可以演唱。
明代后期，传奇剧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汤显祖、梁辰鱼、李开先等一大批传奇创作家先后涌现，写出了《牡丹亭》、《鸣凤记》、《磨忠记》、《焚香记》、《织锦记》、《玉簪记》、《红梅记》等一批优秀的传奇剧作。
《桃花扇》
《长生殿》
明末清初的大动荡，使传奇创作又有新的发展。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地区作家，继承了《鸣凤记》等传奇反映现实斗争的优良传统，写出了《清忠谱》、《万民安》、《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千钟禄》等昆曲作品。
清朝时期传奇剧继续繁盛，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李渔的《笠翁十种曲》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明清的传奇剧除了文人个人创作之外，还形成了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和孟称舜为代表的临川派等文学流派。另外，在戏曲理论上，也有着空前的发展，涌现出徐渭的《南词叙录》、王骥德的《曲律》、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李渔的《闲情偶寄》等著作，对前人的戏曲创作经验和演出实践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