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玉几金峨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作为史籍明确记载的第一位登上天一阁的外姓人，黄宗羲所引发的轰动效应不言而喻，他与天一阁的关系值得我们花费些笔墨，作些记录和探讨。
一、黄宗羲与藏书文化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黄氏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也是大文献家、藏书家。其“于书无所不窥者”，因“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黄宗羲一生足迹所至，无不访书、抄书、购书、读书，这从其所撰《天一阁藏书记》中可见一斑。今不嫌烦琐，移录如下：
崇祯庚午（1630）间，其（指钮石溪）书初散，余仅从故书铺得十余部而已。辛巳（1641），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庚寅（1650）三月，余访钱牧斋，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牧斋约余为读书伴侣，闭关三年，余喜过望。方欲践约，而绛云一炬，收归东壁矣。歙西郑氏丛桂堂，亦藏书家也。辛丑（1661），在武林捃拾程雪楼、马石田集数部，其余都不可问。甲辰（1664），馆语溪，槜李高氏以书求售二千余，大略皆钞本也。余劝吴孟举收之。余在语溪三年，阅之殆遍，此书固他乡寒故也。……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1666），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吾邑孙月峰亦称藏书，而无异本，后归硕肤。丙戌之乱，为火所尽。余从邻家得其残缺《实录》三分之一耳。
到了晚年，则“益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由于黄宗羲的广搜遍采，所藏“书不可谓不富”，“野史遗集，绝学奇绝，殆不胜纪”。特别是“所藏宋元文集极多”，而“明文集约五六千本”，尤以薛居《旧五代史》为珍贵，号为“天壤间罕遇者”。其藏书处名续钞堂，藏书总量约在十万卷以上。
黄宗羲访书、藏书的实践活动，使他对藏书活动有了深刻的认识，发出了“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惊世之叹。这三层意思，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作了充分的阐述，引起了大藏书家的共鸣。而其书在其身后的遭际也证明了黄宗羲惊世之叹的无奈。其子黄百家云：“自丧乱以来，提挈而行。丙戌岁一徙于中村，为山兵所夺取，为铠甲者不知凡几。未几，复徙归于家。戊子岁自西园徙于双瀑，为里媪荛儿窃去覆酱瓿者不知凡几，居无何又徙归西园。庚寅冬徙于老柳。已亥秋自老柳徙于龙虎山堂者三年。壬寅，山堂焚，出书于烈焰之中，零落而散失者又不知凡几，复徙归于老柳，秋徙于兰溪，不能一年，复徙归家至今，始得徙于续抄。其间鼠残蠹啮，雨浥梅蒸，而又经此流离兵火之余，盖十不能存其四五。”水余、火余之书后归浙东又一藏书名楼郑氏二老阁。
二、“第一登临是太冲”
余秋雨先生认为，1673年在天一阁历史上是最有光彩有一年，因为它首次让外姓人黄宗羲登上了天一阁，这是范氏后裔作出的明智的文化选择。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天一阁已封闭得太久太久。天一阁“自范钦殁后，封闭甚严”。特别是“易世之后，锁钥甚严，家规子孙非合各房不能登楼，不许将书下阁阶，不许私领戚友入琅環福地，门禁之严，等于中秘。故明清之交数十年，楼下蛛网尘封，几绝人迹，徒动学者羡慕窥测之劳”。作出这一决定的是范友仲，我们不知道当时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这一决断的英明。在这里不得不对他记上一笔。范友仲，名光燮，一字鼎仍，晚号希圣老人，范钦之曾孙，范汝楠次子，恩贡生，康熙十五年（1676）为嘉兴府学训导。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享年八十五。
今人郑伟章先生著《文献家通考》，记明万历四十一年为黄宗羲登阁年，误。范友仲是清初范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曾经“葺天一阁诸屋，以安祖译”，发动、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抄书活动。天一阁在清初阁书略有增益，主要也是他的功劳。正因为他在家族中的地位比较显赫，才可以破戒引黄宗羲登阁，并“悉发其藏”，让黄宗羲看个够。
黄宗羲以他自己的学识、人格叩开了天一阁的大门，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他该为天一阁做些什么呢？他“取流通未广者钞为书目。凡经、史、地志、类书坊间易得者及时人之集、三式之书，皆不在此列”。从黄宗羲的这段话和他自己的收藏爱好看，他所抄录的仅仅是一个选目，是以宋元文集为主的比较稀有的精品书目。此目一出，“遂为好事者流传，昆山徐健庵使其门生誊写去者，不知凡几”。康熙十八年（1679），友仲之子范左垣廷辅“并前所未列者，重定一书目”，并通过黄宗羲之友王文三求黄宗羲作藏书记。这是天一阁较早的书目之一。今书目已佚，而藏书记仍存，多少为天一阁保存了清初时期的藏书信息。
在黄宗羲登阁之时，尝与范友仲约定：“犹冀以暇日握管怀铅，拣卷小书短者钞之”，虽“荏苒七年，未蹈前言”，但“自后未尝不借其观书”，可见黄宗羲登阁远不止一次。
三、黄宗羲登阁的意义
黄宗羲登阁与他发出的“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一样，具有惊世的作用。这一行动所引发的后续效应，让人不得不对它的意义作一番深思。
1.显示了天一阁的相对开放性。
笔者在《宁波藏书家的人文主义精神》一文中曾指出，私家藏书本因学术所生，为治学而藏，我们不能苛求古代私人藏书家，要求他们公诸士林，因为这在古代是不客观，不现实的。“保守”是私家藏书的根本特点。在私有制社会里，书籍作为私有财产，保守是绝对的，开放是相对的，开放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相对开放。在一个私有制相对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里，私人藏书的私人占有性，决定了它的保守性。它承担的使命仅仅是个人和家庭、家族成员的学习、学术需要，没有义务来承担社会责任。即使有极少数古代藏书家有流通借阅之举，那也只是对封建士大夫阶层而言，限于亲朋好友和藏书家之间，对普通百姓来说，从来都是“莫予其事”的。故而在历史上真正对外开放的私人藏书家是根本不存在的。
虽然如此，但宁波藏书家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开放意识和开放精神。就拿时人和后人都视为保守的天一阁而言，作为私人藏书楼，其在历史上的开放度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大的。在范钦时代，他与许多藏书家交换目录，互通有无，甚至订有“藏书互抄之约”，在亲朋好友间是开放的。范钦之后，虽然“代不分书，书不出阁”，但还是有选择地向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开放。黄宗羲登阁是天一阁向学者开放的一个标志。“黄梨洲后，万季野徵君、冯南耕处士继往，昆山徐健庵司寇闻而来钞，而海宁陈广陵詹事纂赋汇亦尝求之阁中，全谢山为小玲珑馆马氏亦往钞之。”其他登阁人士还有李杲堂、朱彝尊、袁枚、钱大昕、汪昭、张燕昌、阮元、吴引孙、薛福成、姚元之、刘喜海、麟庆、冯登府、钱维乔、缪荃孙、马廉、赵万里、郑振铎等。有选择地适度开放，这在私有制条件下已很难能可贵了。黄宗羲登阁显示了后范钦时代的天一阁已进入相对开放的历史阶段。
2.开启了学者为天一阁编目的先河。
目录既是图书管理的一种手段，也是诵读之资、学问之本。一般的藏书家都编有书目，天一阁也不例外。在黄宗羲登阁之前，目前所知书目有三种，即范钦亲编《范氏东明书目》一册、范钦重编《四明范氏书目》二卷、范钦长子范大冲等增益阁书后所编《四明范氏天一阁藏书目》二册四卷。自黄宗羲登阁编目后，后来学者纷纷仿效，开启了学者为天一阁编目的先河。大多数目录均是在阁书遭劫难后编的，所谓“凡遭一劫，于是有编写书目之举”，虽然“主编者率师心自用，随意取舍”，但还是为天一阁保留了大量的图书散佚变化的信息。这些书目主要有：清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命汪本校刻本《天一阁书目》十卷，补遗一卷，范氏著作一卷；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刘喜海《天一阁见存书目》十二卷，传抄本；清光绪四年（1878）宗源瀚《天一阁见存书目》；清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四卷，首末二卷；民国十七年（1928）七月林集虚《目睹天一阁书录》四卷，附编一卷；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杨铁夫《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不分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赵万里《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民国二十五年（1936）冯孟颛《天一阁方志目》一卷，《天一阁藏明代试士录目》一卷；民国二十九年（1940）冯孟颛《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以上胪列的书目，有的编者虽为官僚，也兼学者身份；有的虽不是亲自所编，却是直接指导，具体谋划。作为私家藏书楼，天一阁所编书目较多，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文献信息和典籍流传信息。登阁的学者们功不可没，而黄宗羲开了个好头。
3.扩大了天一阁在社会上的影响。
黄宗羲登阁向社会传达了天一阁非不可登的信息，这一信息的迅速传递，使大江南北，尤其是江浙的藏书家、学问家兴奋不已，有许多人要“买舟欲访甬句东”了。访问甬句东的目的自然是登天一阁观书，而观书也不是盲目的，因为已经有黄宗羲的书目可资参考了。原来天一阁“阁书之目，外人终莫测也”。自黄宗羲“以硕望故交尝破例诣阁观览，择其古僻者钞为书目，昆山借录，转相流传人间，始知有天一阁书目”。有了登阁的可能，有了访书的依据，天一阁那种“是阁之书，明人无过而问者”的局面得到了改观，它的社会影响力迅速上升，以至后来得到皇家赏识，享有显荣。
值得一提的还有，黄宗羲的博大精深的学问，也与天一阁密切相关，多次登阁观书，对他帮助极大。近代著名政治家、学问家梁启超曾言：天一阁实大有益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现代著名的思想史研究家蔡尚思也论述说：“藏书风气大盛，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淡生堂、黄氏千顷堂、钱氏绛云楼、郑氏丛桂堂、徐氏传是楼，尤其是范尧卿的天一阁，藏书甚富；毛氏父子的汲古阁，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中国的大学问家黄宗羲，也是和著名的天一阁分不开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一批私人藏书楼成就了黄宗羲。
黄宗羲和天一阁的缘份还不止这些，他的重要著作《留书》就是三百多年后在天一阁被重新发现的。《留书》是黄宗羲的名著《明夷待访录》的姐妹篇，后来失载。它有两个抄本。1673年，也就是黄宗羲登阁的那一年，黄宗羲在西郊管村白云庄甬上证人书院讲学，见到万氏八龙之一的万斯选抄录的《留书》，便欣然作序，这便是万本《留书》。另一是郑氏二老阁本《留书》。慈溪郑氏为文献世家，肇始于郑溱。郑溱（1611～1696），字平之，号兰皋，别号秦川，与黄宗羲同学于刘宗周之门，又同为遗民，相契最深。其子郑梁学于宗羲。郑梁性好藏书，“家中藏书甚富，与天一阁相埒”，家有石叟室、丈七间、半生阑亭，为藏书、读书之所。后遗命其子郑性筑二老阁，以祀宗羲、平之。自后二老阁以藏书、刻书名满天下，延绵七八代。其时郑性和他的儿子郑大节不仅掇拾黄氏续钞堂之残余，而且着力整理、刊刻黄氏遗著，如《南雷文约》、《明儒学案》等。二老阁藏书于民国初年开始散出，后部分归冯氏伏跗室。伏跗室（请参考《冯孟颛与天一阁》）藏书于1962年捐献国家，1983年迁入保管条件相对较好的天一阁新书库。天一阁骆兆平研究员在编著《伏跗室藏书目录》时，意外地发现了黄宗羲《留书》的旧抄本，与《明夷待访录》、《思旧录》合订为一册。就这样，“失踪”了三百多年的《留书》在天一阁被发现了，又一次轰动了学术界。黄宗羲与天一阁就是如此有缘。关于《留书》的详情可参看骆兆平先生的《关于黄宗羲的留书》，文载《文献》1985年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