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言天一阁藏书来源，必曰向藏书家借抄，其例之一便是与王世贞有“藏书互抄之约”。而我们对王世贞知之不详，对“藏书互抄之约”的意义认识不足，确有略费笔墨的必要。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生有异禀，读书过目不忘。年十九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万历后，擢南京刑部尚书，因病辞归。富藏书，达三万余卷。其所藏多宋版精绝之本，如《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皆是，达三千余卷。而尤以宋版《汉书》、《六臣注文选》为重，被称为王世贞藏书中的双璧。王世贞跋《汉书》云：此书“尤为诸本之冠，前有赵吴兴像。余失一庄而得之”。其子王士骐也跋云：“此先尚书九友斋中第一宝也。”曹子念也有跋云：“予于万卷楼，见弇州公所得《两汉书》，为宋版第一。”此部《两汉书》的流传同四明藏书家也有关系，借此略述一二。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曰：“赵吴兴家藏宋椠《两汉书》，王弇州先生鬻一庄，得之陆水村太宰家，后归于新安人。余以千二百金从黄尚宝购之。”钱谦益购得以后珍藏了二十余年，又以“损二百金”之价让售给了他的学生、四明藏书家谢三宾。据陈寅恪先生考证：“牧斋此次割爱售书，殆为应付构造绛云楼所需经费之用。”后此书流入清宫天禄琳琅。王世贞还收藏墓志铭、朝报，堆积如山。其藏书处为小酉馆、藏经阁、尔雅楼。藏书印主要为“贞元”二字印，因“贞元本唐德宗年号，明王弇州以恰符其名字，故所藏宋椠精本，往往摹‘元贞’二字钤之。”另有“伯雅”、“仲雅”、“季雅”三印“分钤以别宋本甲乙，较毛晋语更详晰”。
王世贞与天一阁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有“藏书互抄之约”。订立藏书互抄之约，首先是由范钦主动提出来的。王世贞与范钦都是嘉靖、万历间的藏书名家，互相钦慕，英雄相惜。范钦曾赴太仓登门拜访。后来他致函王世贞提出书籍互抄的设想，王世贞答范钦书表示赞同，中云：“所谕欲彼此各出书目，互补其阙失，甚盛心也。……长夏小闲，当如命也。”“当如命也”，可说两家有了藏书互抄的约定。范钦这一思想的提出，可谓得风气之先。秘惜所藏和封闭性是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及藏书楼的主要特征。封建社会个人对知识的垄断占有，加之私人所藏系由个人费尽心力、物力搜罗所致，不对外开放实在也是由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私有制经济所决定的。但到了明清之际，一些思想通达的藏书家提出了在藏书家之间进行“流通”、交流的想法，并订立条约。这以曹溶的《流通古书约》和丁雄飞的《古欢社约》为代表。“两约”的提出已是清初的事了，而内容与范钦和王世贞的“藏书互抄之约”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流通古书约》曰：“偕同志申借书约，以书不出门为期，第两人各列所欲得，时代先后、卷帙多寡相敌者，彼此各自觅工写之，写毕各以奉归。”《古欢社约》是丁雄飞与黄虞稷订立的，目的是“或彼藏我阙，或彼阙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由此我们可知，从时间上讲，范钦与王世贞的“藏书互抄之约”要早一些，从内容本质上讲大同小异，但后两者的名气如此之大，并作为藏书家有限开放的象征，这对王世贞和范钦来说实在有点不公。笔者浪费这些笔墨，无非是想说明王世贞和范钦是藏书楼从封闭到有限开放的先驱，以还历史本来面目。当然，他们两者只在书信往来中达成协议，而没有“藏书互抄之约”的正式文本，这是后人对他们的思想不重视、不了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