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孟颛先生是浙东著名的藏书家，又是一位热心整理乡邦文献、致力保护地方史迹的学者，对宁波及鄞县的文化建设厥功甚伟。他因领衔重修天一阁、着力编撰天一阁藏书目和对天一阁历史的深入研究而享誉当时，惠泽后人。
一、冯孟颛与伏跗室藏书
冯孟颛（1886～1962），名贞群，字孟颛，一字曼孺，号伏跗居士、成化子、妙有子，晚年自署“孤独老人”，取“幼而丧父为孤，老而丧子为独”之义。原籍浙江慈溪，从先祖迁居宁波市区水凫桥畔。十七岁时中光绪壬寅科（1903年）秀才，补宁波府学生员。十九岁时其祖父去世，“以孤孙承家”，继承先祖遗业，经营钱业，然终非其志。后接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宁波军政分府参议员。民国二十一年（1932）被推举为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从事表彰乡贤、保护文献、文物工作。因业绩显著，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入选“宁波乡贤选举”初选名录。抗战时期，他伏处危城，杜门守士，潜心著述。解放后历任宁波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宁波市政协委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等，继续从事宁波的文化、文物工作。
冯孟颛是一位对古籍文献深有研究的学者，擅长校勘，喜作考订，具有丰富的版本学和目录学知识。他尤其注重地方文献的保存和研究，与马涯民合编《鄞县通志·文献志》人物、艺文两编，协助张寿镛编辑《四明丛书》，经他整理而入《四明丛书》的有唐贺知章《贺秘监集》、宋杨简《杨氏易传》、明黄润玉《宁波府简要志》、清李邺嗣《杲堂文续钞》等十余种。他一生勤奋治学，积文稿十七册，并编著有《姜西溟先生年谱》一卷、《鄞城古甓录》一卷、《晏子春秋集注》八卷、编订有唐元结集《箧中集》一卷、《别录》一卷、《考证》一卷等。
冯孟颛还是近代浙东著名的藏书家。他自幼好学，其父“求恒斋”遗书两千册，读之不足。弱冠以后，即访求典籍，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科举废，学校兴，社会视古籍为无用之物，故家散出之书渐多。冯孟颛深以辗转流散的古籍文献为忧，摒嗜欲，节衣食，出钱出资专收有用之书，手披目览，拂尘去蠹，修残扶颓，聚散为整，终成大家。历三十年之功，冯孟颛汇集了甬上明清以来赵氏种芸仙馆、董氏六一山房、柯氏近圣居、徐氏烟屿楼、赵氏贻谷堂、陈氏文则楼等散出之书，总数达十二万余卷，另有碑帖拓本四百余种。藏书中颇多善本，达三百余种，其中有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宋刻本十六册，墨香纸润，秀雅古劲，为海内珍品，镇库之宝；此外尚有宋许洞撰《虎钤经》明复宋刻本四册、元赵汸撰《春秋属辞》元刻本八册、明杨循吉撰《辽小史》明刻本一册、清黄宗羲《留书》旧抄本一册、清史荣《李长洁诗补注》稿本二十册、清全祖望撰《鲒埼亭诗集》谢山眉批抄本一册、清姚燮撰《姚复庄诗文稿》稿本三册、天一阁早年散出之明刻、明抄本十余种等等。
其藏书处曰：伏跗室。初名“伏室”，为其从叔冯君木据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狡兔跧伏于柎侧”句义而命名，意为伏处乡里不求显，而致力于学。其藏书印有：“伏跗室藏书印”朱文方印、“伏跗室”朱文方印、白文方印、朱文椭圆印各一、“伏趺”朱文方印、“冯群”白文方印、“冯贞群”白文方印、“冯贞群印”朱白文方印各一、“冯群印信长寿”白文方印、“孟颛”朱文方印、“曼孺”朱文圆印、“曼孺”左右环螭虎龙珠纹白文方印、“贞群过眼”朱文方印、“孟颛读过”朱文方印。
冯孟颛一生精力投注于古籍的搜集和收藏，深知古籍聚散之理，从天一阁的历史中得出“书难聚而易散，子孙永保之不易”的结论，因此晚年时常考虑如何妥善处理自己一生心血结晶的伏跗室藏书，使之免于失散、分割或流入他乡。1962年，他病重弥留之际，决心以好友郑振铎先生为榜样，化私为公，嘱其家族将10万余卷藏书全部献给国家。他病逝后，其家属遵照先生意愿，将藏书、碑帖、字画及藏书楼全部无偿献给国家。这是笔者一贯强调的浙东藏书家“爱书以德”、“化私为公”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又一例证。现图书等物均妥善地保存在天一阁内。
二、领衔重修天一阁
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运始于清代晚期。晚清先后发生了三次社会变革运动，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次变革时间先后相继，范围逐步扩此节史料主要来自冯仲同、冯孔豫《冯孟颛传略》，冯柔宜等《纪念先祖父冯孟颛先生诞生一百十周年》，冯仲同《回忆爷爷与日寇斗争几件事》。
大，程度不断加深。与此相对应，从近代图书馆观念的引进、新型图书馆的兴起乃至全面展开，中国开始了图书馆的近代化过程。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晚清第一次社会变革即洋务运动，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止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官僚士大夫把目光从中国转向世界，开始走出国到欧美、日本去学习、游历，看到了欧美图书馆在社会中的作用。如王韬、郭嵩焘、郑观应等回国后纷纷著书立说，介绍西方图书馆的主要性质和社会功能，引起了中国对注重服务和利用的近代图书馆观念的重视，为中国创立近代图书馆提供了大量先进的经验材料。晚清第二次社会变革即清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间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所开展的以救亡图存为目的戊戌变法运动。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方图书馆观念逐渐由考察、介绍层次向实践活动转变，主要表现为创办学会、学堂图书馆。如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书藏，被认为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图书机构。此外，清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895～1897）全国各地成立了八十七个学会，设立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达五十一所。各地相继创办的新式学堂，大多也建立了新型藏书楼。这些学会书藏和学堂书楼，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重藏轻用的封建藏书楼传统，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先声，为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晚清第三次社会变革即清政府实行的“新政”，以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始，到清宣统三年（1911）止，历时十一年。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正式产生了，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进程全面展开。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实行“新政”，在宣布废科举、办学堂的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的改革措施，使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迅速涌现。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我国第一所以图书馆正式命名的湖南图书馆成立，至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前夕，我国公私立新式图书馆已达二十余所，全国各地掀起了兴办公共图书馆的热潮，促成了一大批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
花费些许笔墨来介绍一下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过程，作为冯孟颛领衔重修天一阁的背景，笔者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进程，其影响是巨大的。宁波虽僻在海隅，也毫不例外。甬上各方面人士也越来越关心天一阁，对天一阁的前途提出种种主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即动员范氏“化私为公”；另一种即古籍产权归范氏，但由公家管理，向社会开放。本世纪初的范氏，虽然家族尚算庞大，但早已式微。不过对于一个四百年来享尽了藏书楼荣誉、人称“天一阁范家”的范钦后人来说，十几代人薪火相传的艰辛历程，已足够让世人钦羡，要他们放弃图书和开放图书，使藏书楼转变为图书馆，这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决不能让祖上的藏书毁在自己手里，承担不孝的骂名。天一阁的近代化困难重重。可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一次大台风却为社会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契机。
民国二十二年（1933）九月，一次强台风侵袭甬城。本来对于一个海滨城市来说，遭受台风的侵袭是极其平常的事，可是这次却不同，它危及到了天一阁。藏书楼东墙倒塌，部分藏书受损，整个书楼也摇摇欲坠，岌岌可危。而天一阁范钦后裔已窘困到拿不出钱来维修藏书楼了。作为藏书家和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的冯孟颛，深感责无旁贷，毅然决定由文献委员会出面组织重修天一阁，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由鄞县县长陈宝麟任主任委员，冯孟颛主持实际工作。维修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募集资金，当年十月七日向国内各文化机关、社会名流、硕彦发出快邮代电，呼吁踊跃捐资，抢救天一阁这一文化宝库。其时共募得（主要向京、津、沪等地热爱乡邦文化的同邑人士募得）捐款银一万四千余元。随后重修工作全面展开。重修工作的第二件事便是制订重修计划。冯孟颛先生为它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主要有：修复阁楼东墙、整修前后假山、增筑亭子、收购流散藏书、迁建尊经阁、建明州碑林、新建一座藏书楼。计划相当完善，特别是迁入尊经阁，改为思齐楼，辟为阅览室及新建藏书楼，都已考虑到增加容量和对外开放的问题，欲把天一阁拉上近代化的轨道。可见他用心良苦。
重修工程自民国二十三年（1934）六月动工，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底完成，共耗银一万七千余元。原先计划中，除购归流散藏书和新建一座藏书楼因资金不足未完成外，余皆实现。此次重修，挽古阁于危难之中，使天一阁的生命得到了延续。没非冯孟颛先生鼎力、倾心主持这一工作，天一阁在民国年间就书去楼榻了。保护天一阁，冯孟颛功不可没。
当然，此次落架大修，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藏书楼的原貌，在阁前筑兰亭，在阁后迁入高体量的尊经阁，均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毕竟瑕不掩瑜，也丝毫不影响冯孟颛对保护天一阁藏书楼的贡献。
三、着力编撰阁书目
近四百年来，随着藏书的增减变动，天一阁曾不断编出阁藏书目，其数量之多，在历代藏书家中是极为罕见的。主要有范钦编的《四明范氏书目》二卷、范大冲编的《四明范氏天一阁书目》、黄宗羲《四明范氏天一阁书目》抄本、清初无名氏《天一阁书目》、嘉庆壬戌《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传抄本）二册、嘉庆八九年（1803～1804）间阮元《天一阁书目》共十二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刘喜海《天一阁见存书目》十二卷、光绪四年（1878）宗源瀚阁目稿本、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民国初年缪荃孙《天一阁失窃书目》二册、民国十七年（1928）林集虚《目睹天一阁书录》五卷、民国十九年（1930）杨铁夫《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一册等。这些书目有两大特点，一是基本上在每一次藏书劫难之后，始有编目举措。二是大多因登阁阅书时间的限制，“主编者率师心自用，随意取舍”，有很大的主观性，不能反映阁书的真实情况。且部分书目已“久佚不传”。有鉴于此，在重修天一阁工程基本告成后，受鄞县文献委员会的委托，冯孟颛先生又承担了重编天一阁书目的重任。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九月起，在范氏后人的协助下开始了编目工作。“贞群登阁编目，侍郎裔孙盈藻、若鹏相助，为理残编断简，纷如乱丝，拂尘去蠹，聚散为整，阅时六月而排比始竟。用赤白黄青色笺题作牙签，以别四部。中间人事，逮二十六年三月草成目稿二十册，阁中所藏悉著录之。”这是冯孟颛在自序中的道白。这部名为《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的书，是天一阁历史上费时最久、记录最全的一本目录，“今次宋元明三代版本为《劫余书目》四卷，清朝见代之作，阮文达公旧名为《书藏目》并《范氏家著目》合为一卷，图像、版片、帖石、碑林诸目、记考、杂录、谕皆、额联、禁牌、志传、抄书约、旧目考略、阁图书景、藏印、人像、物景为附录四卷，散出阁书续有访得者及新著寄藏者为补遗一卷，总凡十卷，名曰《内编》。”
《书目内编》最大的学术价值在于藏书目录的完备和文献的保存。就目录完备而言，“旧目编者随意取舍，如黄梨洲抄目，经史地志类书、坊间易得者及时人之集、三式之书皆不列入。嘉庆壬子目不录医书、地理、算命、风鉴、图书集成。阮文达目当代禁书、登科录、方志、别集未及备载。刘燕庭目校之阮目，增出四百部，而失收者二千三百四十一部。薛叔耘目不录科举、帖括、家传、行状、唱和、劝善诸刻。杨铁夫目失载六百部有奇。今凡插架所有，一律编入。复重之本、水渍虫伤者亦载入”。《内编》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铅印问世。在问世之前，应举办鄞县文献展览会的需要，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先编简目两种行世。包含《方志目》和《明代试士录目》的《天一阁简目两种》的先前出版，挖掘了天一阁藏书的这两大特色，肯定了这两大特藏的价值，冯孟颛可谓慧眼识珠。
就文献保存的价值而言，《内编》附录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图像、版片、帖石、碑林诸目、记考、杂录、谕旨、额联、禁牌、志传、抄书约、旧目考略、阁图书景、藏印、人像、物景等，是天一阁研究资料的文献集，对后人帮助颇大，迄今仍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冯孟颛原打算把天一阁散失之书，编为一目，曰《外编》。而“方欲属稿”，则遇“倭寇窥鄞，警报日闻，无心纂述”。于是作罢，以后再未动笔。天一阁迄今尚无此类目录，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四、首倡阁书“五劫”说
“书劫”实为“书厄”，是指典籍图书不断遭受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而散佚毁失的社会现象。隋代学者牛弘第一次对书厄现象作了历史总结，并提出了著名的“五厄论”，奠定了书厄说的基础。在他之后，后代学者不断注意书厄现象的研究探讨，并形成了以时序排比书厄事实的“书厄史记录派”和分类排比史实、旨在探讨书厄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书厄论研究派”。前者以明胡应麟和近人祝文白为代表。冯孟颛关于天一阁藏书的“五劫”说，属于以时序排比书厄事实的“书厄史记录派”。让我们来看看冯孟颛是怎样排比天一阁的书厄史事的。
冯孟颛先生认为，每当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或战乱之时，图书极易散佚。天一阁的藏书“五劫”，有“四劫”与此相关。明清易代之之际，阁书“稍有阙失，犹存其十之八。此一劫也。”清高宗弘历开四库全书馆，纂修《四库全书》，向天下征求遗书，“侍郎八世孙懋柱秀才进呈阁书六百三十八种，采入四库。此二劫也”。进呈之书，绝大多数并未发还，对天一阁来说确是劫难，这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道光二十年（1840），“英吉利据宁波，掠取《一统志》、舆地书数十种而去。此三劫也。”关于此劫，最早见于缪荃孙于1909年写成的《天一阁始末记》：“道光庚子，英人破宁波，登阁周视，仅取《一统志》及舆地书数种而去”，只是数量上稍有差异。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入宁波，守天一阁的范氏子孙逃难于乡下，“游民毁阁后墙垣，潜运范氏藏书贱售纸户。侍郎后人邦绥、知县偕宗老多方购求，稍稍复归。此四却也。”据陈登原先生在《天一阁藏书考》中所言，此次偷运之书，一部分为江北天主教堂的洋教士所得，一部分为钱塘八千卷楼主丁丙、丁申兄弟所得，最大部分则卖给奉化棠岙造纸厂作原料，后被奉化一藏书家购去，复毁于火。此次损失可谓惨重。而更惨重的事还在后面。“民国三年，偷儿薛继渭入阁盗书，丧失过半。此五劫也”。由于范氏管理体制的局限，使得薛继渭能从容不迫地按目窃书，1000余种珍贵善本流向上海，辗转为一些藏书家所收藏。后窃贼虽被判刑，但范氏并未追回一本书。经此“五却”，天一阁藏书大半散佚，重要版本和明人诗文别集相继流失，只剩下地方志和试士录二个主要品种了。
天一阁的藏书历经四百余年，流失的次数和原因颇多，极为复杂。但从主要方面来看，冯孟颛先生的“五劫”说，其排比是科学的、合理的，并被后来的研究者所肯定。首倡阁书“五劫”说是冯孟颛对天一阁的又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