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私家藏书难以继守，或变卖流失，或损毁遭劫，或辗转归入公藏的时期，图书市场活跃，图书流通频繁，由此引发了访书购书的热潮。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也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他们或徜徉书肆，或叩访书楼，翼希有所收获。赵万里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并“得造天一阁观其所藏，宜目中无余子矣”。
一、版本学家赵万里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清华大学毕业生，为同乡王国维先生的两大高足之一。王国维（1877～1929），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为近代中国学术大师，精研哲学、文学、戏曲史、史学、古器物、古文字、音韵等，尤致力于甲骨、金文、简牍、碑刻之考释，还是近代著名目录学家。赵万里“亲炙静安久”，得其衣钵。二十年代初期，赵与王国维、梁启超、李济、赵元任、陈寅恪诸宗师同任职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后任职于北平图书馆，与刘国钧、王重民、向达、孙楷弟、贺昌群诸中青年学者共事，后皆成为学有独造之名家，艳称为“北图学派”。
赵万里积毕生精力于我国的善本书籍、宋椠名抄，精于鉴别宋元版本，成为我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所编《中国版刻图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成为研究版本目录学的必备之书。他对于北京图书馆的贡献甚大，曾“屡次南下，为图书馆访书”。北京图书馆经过他“和郑振铎、徐森玉诸位先生，惨淡经营，采访搜辑海内外藏书家所得的善本和孤本，以及寰宇的碑刻拓片，汇藏于北京图书馆，使之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书林和学海，供人民群众阅览，为祖国四化，开辟了途径。其功绩是不可以泯灭的”。中年以后的赵万里，由研治版本而涉及到校雠、辨伪、辑佚等项学问，并有著述之才。他的主要著作有《王国维先生年谱》（著）、《王静安先生遗书》（编）、《校辑宋金元人词》（辑）、《汉魏南北朝墓铭集释》（编）、《大元一统志》（辑）、《析津志》（辑），均是嘉惠学林之作。毛泽东曾勉励赵万里、周叔弢、郑振铎说：“行行出状元。”赵万里实是跨越新旧两个社会的版本学的状元。
二、登阁经过
作为近现代著名的版本学家、收藏家的赵万里先生，天一阁是他“十几年来梦想神游的目标之一”，他实现这个愿望仅仅是个机遇而已，并不十分困难。民国二十年（1931）夏，机会首次降临。那时他从北京到上海，准备与容希白、徐仲舒二先生一起去访问庐江刘晦之先生，参观刘先生收藏的青铜器。由于朋友尚未赶到，而他却在商务印书馆偶遇文献家兼藏书家的郑振铎先生，出于相同的爱好，出于对祖国文献典籍的关心，他们谈到了天一阁，并决定立刻赴宁波。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马廉先生正在天一阁边的马宅内养病，老友到甬，自然欣喜不已，邀至宅内同住。三人志趣相投，论文谈书，品茗饮诗，好不快乐。郑振铎先生在《录鬼簿》跋文中曰：“此数日放诞高论，旁若无人，自以为乐甚。”二人并由马廉介绍认识了近代甬上大藏书家冯孟颛和朱酂卿。二人在甬逗留了一星期，天一阁去了两次。天一阁在赵万里的眼里又是怎样的呢？他后来是这样写的：
阁前一泓清水，有小桥可通前后假山。青藤和不知名的羊齿类植物，荫盖着全部的山石。石上小亭，摇摇欲坠。阁后一片荒凉，青榆树高出屋沿。回视阁的全部，仅有二楼五底的容积。西边一间，有梯可达阁上层；东边一间，租给闲人住着。炊烟正从窗缝里吹向阁的上空，那时住家的媳妇正在预备晚餐。……消防设备，简直等于零。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天一阁的衰败相比清末民初缪荃孙登阁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阁书的保护面临更严峻的问题。虽然书楼的境况不容乐观，但范氏族人还坚守着祖上的遗训，赵万里登阁未成。登阁未成的原因，赵万里和郑振铎的说法略有不同。赵万里说一次是“因为范氏族长不在，无人负责招待而罢”；另一次他们居然“请鄞县县长陈冠灵先生和小学校长范鹿其先生交涉”，但又因范氏族中主事者到乡下收租去了，一时不得回来而作罢。而郑振铎先生则说马廉“日奔走谋一登天一阁，而终格于范氏族规，不得遂所愿，盖范氏尝相约，非曝书日，即子孙也不得登阁也”。笔者以为，其实这些都是托词。从当时的情况看，作为范钦第十二世孙的范鹿其先生在范氏家族中具有相当的威望和地位，完全有权决定是否让人登阁。只是家已式微，书已残破，要求天一阁开放的呼声日高，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关门拒客才是大吉。
赵万里虽然登阁未成，但总算还有收获，他在新认识的另一朋友孙氏蜗寄庐藏书中发现了一部天一阁流失的明蓝格抄本钟嗣成原本《录鬼簿》和贾仲名《续录鬼簿》，借归马宅，与马廉、郑振铎合作，以二日一夜之力，抄了部副本。“三人夜抄《录鬼簿》”，日后成了藏书界的佳话。后抄本影印出版，流传于世。
夙愿未实现，这成了赵万里先生的心病。民国二十二年（1933）7月，他又从北京赴上海，在上海四马路振华旅馆，又“邂逅着马隅卿（廉）先生，那时他正从宁波到上海来医宿疾。我们见面以后，无非谈些关于小说戏曲书和其他书本的问题。忽而又提到天一阁，很想去替天一阁作一次彻底的整理工作。我们鼓着勇气，同船去宁波”。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们两人的相遇，如有神助，似乎老天也要帮助赵万里完成他的心愿，实现他的梦想。此次到甬，总算顺利，“几经接洽，由鄞县县长陈冠灵先生、鄞县文献委员会会长冯孟颛先生和范氏族人成立了一种谅解。相约七月二十五日起以一星期为限，开阁观书”。但这次开阁观书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在此期间，所有监视我们的范氏族人的伙食费，都由我负责筹款担任”。当时的报纸也是这样报道的：“此次赵氏来甬编订图书目录，所费实达二百元。盖该阁为范氏六房所公有，每房长管钥匙一把，而六房中子姓大半式微，故每日之伙食不得不由赵氏供给。”在此以前，天一阁也接待过为数不少的学者登阁，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可见当时范氏家族生活处境的艰难。这也为两个月以后，即民国十二年（1933）九月大台风以后，天一阁受损，社会力量的顺利介入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要重编天一阁书目，难度自然十分大。好在赵万里先生作了周密的打算和部署。他整理的方法是“用预定的一种较精密的统计法。无论行款、边口、版心大小，属于机械方面的，固非一一记载不可，就是序跋和内容的特点，也得在极短时期内缩写下来，以便日后作书志时参考。”同时他又邀请冯孟颛、马廉、朱酂卿和宁波竹洲女子中学校长杨菊庭来帮忙，其北大历史系同学张福庆随后赶来加入。还请作为大律师的朱酂卿到法院请来五位书记担任誊写工作。赵万里自己“负全部提调之责，旁人整理过的书籍，总得经我审查一次，才算完事”。经过七日的拼搏，登录书籍二千余种，其中二百多种为阮目、薛目所无。赵万里打算把此次重整的天一阁现存书目叫作内篇。可惜的是，原稿在抗日战争时期散佚殆尽，目录内篇终未完成。
三、对天一阁的评价
作为版本学界、文献学界和藏书界的重量级人物，赵万里先生对于事物的看法是有其的独特之处，于天一阁而言，也毫不例外。
1.关于保存阁书的传统方法
清末民初缪荃孙登阁时，阁书已“书帙乱叠，水湿破烂，零篇散帙，鼠啮虫穿”，与其同登阁的宁波太守夏闰枝甚至发出了“再阅百年遗书尽入虫腹，天一阁其泯灭乎”的感叹。但他们并未对天一阁传统的芸草避蠹、英石吸潮提出怀疑。赵万里先生登阁时，阁书遭虫蛀的现象已十分严重。他“发现好几个柜子里都有蠹虫……现在阁里的书，遭虫蛀的，数在不少。东边一个柜子里，装着六部不全的成化本宋史，没有一部不遭蛀”，“因此，对于传统的保存阁书的秘诀，发生疑问”。天一阁传统的保存图书的方法，是在书里夹芸草以防蠹，在柜下置英石以吸潮。他认为“这完全是神话。其实天一阁所谓芸草，乃是百花除虫菊的别名，是一种菊科植物，早已失了它的除虫的作用。浮石不知从郭外那个山里搬来的一种水成岩的碎块，并无什么吸收空中水分的能力。”对于赵万里先生这种大胆的看法，笔者佩服他的勇气。至于对芸草、英石的作用，笔者在《随园老人与天一阁》文中阐述过，读者自可参考。倒是赵万里先生说的“科学防蠹的工作，实是今后保存阁书最重要的一着”，到今天仅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2.关于地方志和登科录
对于天一阁所藏的地方志和登科录的价值，学术界和收藏界的认识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二十世纪以前，它的价值是被忽视的，许多书目甚至略而不记。但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学术的进步和天一阁宋元刻本的散佚，地方志和登科录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赵万里先生是最早肯定它们价值的学者之一。
作为地理类的地方志，天一阁所藏在全国首屈一指。赵万里登阁时，天一阁藏方志二百四十种，其中十之八九为孤本。除少数为万历刻本外，大部分是嘉靖或是正德、弘治间修的。赵万里先生认为它们“纸墨精湛，触手如新，多作包背装，令人爱不忍释”。这是版本学的价值。同时他又认为“这些老书里各项史料的丰富，可供多方面的学者作参考书”，对于研究地方史、边疆史、民族史等等，其学术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传记类的明代登科录、乡试录等，尤其是登科录，天一阁收藏得较全较多。赵万里认为《登科录》等等，可算是最直接的传记体史料。除了天一阁，别处很难觅得同样的一册二册。所以他最后结论性地说：“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部。除了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天一阁与贵族的学术界一度接触以外，至今二百余年，学术界没有受到他一点影响。这一个奇异的洞府，几时可以容我们作前度刘郎再去访问一次，这是我天天所想望的”。预示着地方志和登科录潜在的巨大价值很值得发掘。迄今为止，地方志由于影印出版，在新中国的方志修纂中，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登科录尚待字阁中，略显遗憾。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赵万里先生对天一阁藏书外散及流向的关注。赵万里先生原计划在完成内篇后，再将历次散落在阁外的书，作一次总账，作为外篇。要编外篇，首先得分析阁书散佚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有三：一是由于修《四库全书》时，阁书奉命进呈而散落的。二是由于乾隆后当地散落出去的。三是由于民国初年为巨盗薛继渭窃去。根据这三个原因，与此相对应，天一阁的藏书流向也可分为三条线索：一是进呈之书，辗转流入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二是为四明藏书家和曾任宁波地方官的人收得，如卢址抱经楼、徐时栋烟屿楼、姚燮大梅山房、朱氏别宥斋、冯氏伏跗室和吴引孙有福读书斋、沈德寿抱经楼等；三是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后毁于战火）及上海、苏州几位藏书家收得。赵万里先生的外篇最终也未编成，但他也同样为我们积累了资料，提供了线索。
附记：同时代的冯孟颛先生的许多想法与赵万里如出一辙，只是冯氏实践得更多，对天一阁的贡献更多，可参见《冯孟颛与天一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