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杨”指民国时期曾任宁波市市长的杨子毅和曾任宁波市图书馆馆长的杨铁夫。杨子毅于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率府员登阁省览，抱保存国粹深意，着令范氏妥加保护，指令杨铁夫清理编目。杨铁夫也借此“贡献”了阁书的善后妙策。
一、现状堪忧——杨子毅下令保护
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二十一日，杨子毅市长率府员前往天一阁视察，这已不是先前政府官员登阁时所具的私人属性，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为。这种政府行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笔者在《缪荃孙与天一阁》中已指出，那时天一阁已露衰败相。天一阁的这种颓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当时社会上已形成一种共识，天一阁藏书虽著名海内，但迭经丧乱，散失已多，加以子孙不知爱惜，藏书每每外流。天一阁藏书虽是范家私产，但随着图书馆近代化运动的迅速发展，书籍作为国家宝贵的文献资源已被人们所认识，有识之士不能对此坐视不理。作为热爱古籍文献的杨子毅市长，“近闻散窃之余所存无几，诚恐循此以往将有澌灭殆尽之时”，即“抱保存国粹深心”，率员登阁，寻求保护良策。
天一阁现实的境况确实不容乐观，阁楼虽尚无恙，“而泉石已荒”，“枨触楼上，蛛尘虽满，而盗窃之窦尚显目前，无怪书之日渐销灭也”。看到眼前的惨状，杨子毅不禁怅然，他一方面派杨铁夫准备编目，一方面着令范氏后裔妥加保护。他在《又令天一阁族老范佑卿等文》中对如何保护图书有明确指示，移录如下：
念乃祖尧卿侍郎手藏秘笈，缔造艰难，原冀代有佳人，绵延勿替，不料易代以后，精华消剥，皮相徒存，若再不知保护，必将澌灭无余。宝爱先人手泽，子孙应具同心；维护地方文明，官吏讵无责任。为此令仰该族老等妥为保管，如有不肖子孙携出外卖，或外人窥伺盗窃者，许即拿获，解府以重办。将来每年秋季，由府派员会同复查一次，以昭慎重。除将查得书目择要刊登《市政月刊》并报教育厅外，为此令仰该族老等一体遵照。此令。市长杨子毅。
杨子毅市长的市长令效果如何？我们从稍后登阁的赵万里的《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记》的描述中可知，情况不仅未有改观，反而更加严重，充满了隐患。这主要当然是因为范氏已极度式微，生计尚成问题，无暇顾及书楼的经营管理了。但杨子毅市长的市长令传达了一个信息，即政府已经以命令的形式表达了参与天一阁管理的意图，决不会坐视天一阁自生自灭。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社会已开始参与到天一阁的管理事务中来，或者说预示着参与管理行将到来。
二、书存几何——匆促编目错难免
政府出于保存文献的目的，一方面着令范氏后裔妥加保护，一方面指示杨铁夫组织人员编目，但范氏仍以“范氏家例，非合各房不能登楼”，又以“陪伴同查，致碍生计”为由，“坚请以一日卒事”。时间虽然迫促，但也得匆匆上马。参与编目的除杨铁夫（时任市政府秘书长、图书馆馆长）外，尚有胡哲显、汪起凤、汪诚悦三人。胡哲显，字达夫，慈溪人，诸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时任宁波市政府教育局科长。汪起凤，字订笙，鄞县人，诸生，时任宁波市政府演讲专员、中山民众教育馆指导员。汪诚悦，号雨亭，起凤之子，浸会中学毕业生，时任宁波图书馆馆员。经过一天的紧张工作，“并合诸范氏自行清理所写目”，“存书目录共计九百六十二种，七千九百九十册，全者止三百一十种，余皆残缺（惟各省各科乡试录不在内）。碑帖一无所存，碑石及平定回部图尚无恙。”较之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所编《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以今比较，种数不及半，全者得四分之一”。可见散佚之严重。
此目的特点是用表格式，“为范氏书目中别开生面者”。但由于它是以阁书的签条为准一日完成，“故四部杂厕，谬讹难免”。冯孟颛先生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类错误，即书目误者、音近误者、形近误者、书目横折者、以小题为大题者、有目无书者、以不误为误者、以蝴蝶装为未装订者。至于卷册之误、全缺之误更是指不胜屈。此目有民国十九年（1930）十一月油印本，乡人陈登原著《天一阁藏书考》，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为丛刊甲种发行，后附此目，活字版本。由于陈著流传较广，容易使读者产生误会，以为范氏天一阁所蓄不过尔尔，而实则此目“未足以尽范氏藏书也”。这是必须提醒读者朋友的。
三、路在何方——杨铁夫再献妙策
杨铁夫所编《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由于粗糙多讹，参考价值不大。笔者以为，倒是他自以为“知言”的关于天一阁的善后之策，确是“忠言”，对天一阁的社会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天一阁的社会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图书馆观念的引进、确立，公共图书馆的创建，旧式封建藏书楼开始向图书馆的转型，是天一阁社会化进程的大背景。而对于范氏天一阁藏古籍文献命运的关注，则是它的直接起因和推动力。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书厄”现象的研究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甬籍著名学者陈登原、冯孟颛对此深有研究，特别是冯孟颛提出了天一阁藏书的“五劫说”，颇为详尽。而杨铁夫对于天一阁藏书的“厄运”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嘉庆以前图书保存尚好，未遭书厄，“自是厥后，遂罹厄运”，共历四厄。一厄于太平天国一役，社会动荡，自然难免；二厄于民国建元，阁书也受波及，被捆载而去者往往落江北岸天主教士之手，虽有赎还，已非完璧；三厄于阁门封闭甚严，而钻穴者利用无人看管，逾墙毁窗，从容进出；四厄于盗书者盗书之术日巧，“陈仓栈道移转无形”，天一阁楼板中有虚盖一穴，可容一人上下者即是其例。杨铁夫的“四厄说”也许归纳得不那么准确，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阁书损失惨重，而且阁书正面临有计划的掠夺的可能。他认为，损失越重，封闭越严；封闭越严，觊觎者越众；觊觎越众，亡失越速，因此必须寻求善后之策。
杨铁夫作为一名图书工作者，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为天一阁贡献了“知言”，阐明了利害，其提供了上策、中策、下策、无策，供范氏族人选择。
上策为建设侍郎图书馆。杨铁夫认为，藏书是为了自己和子孙阅读，自读不过数十年，而子孙积财尚不能守，何况书籍！而且像天一阁这样严锢深锁，子孙虽欲读书而不能，书早已失却了书之性、书之用。为范氏计，希望他们能拨用祖产，整理残缺，添补完备，设专人管理，公诸地方人士，并名为侍郎图书馆，以普及侍郎之德泽，永久侍郎之精神。杨铁夫建设侍郎图书馆的设想具有超前意识，且不剥夺范氏的产权，不愧为上策。然范氏式微，难以实现。
中策为赠诸公家。正因为范氏“力不能逮”，建设侍郎图书馆有困难，杨铁夫建议范氏家族将图书捐赠国家，由国家负责整理保管之责，范氏子孙欲读书者，随时提供方便，世世享有优先权。笔者以为，实际上这是一条最佳途径，可谓上上之策。但当时由于范氏后裔享用了近四百年乃祖之德泽和荣誉，加之家族庞大，人心不一，捐献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
下策为影印出版珍贵书籍。杨铁夫认为，既然外界如此关注天一阁的藏书，尤其是那些珍贵藏书，如《三才广志》等，不如主动将之付印，化一为千百，使之广为流传，既可获取金钱，又可潜销窥伺，保护原始载体。杨氏的这一“下策”，对于今天天一阁的古籍保护工作同样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无策为“以封锁为政策，秘缄为主义”。杨铁夫认为如果仍是这样，那将“非果蠹腹，即备盗粮”，犹若坐以待毙。
杨铁夫贡献的“四策”，实际只有上、中、下三策，既有前瞻性，也有一定的可行性；既考虑了范氏的利益，又考虑了古籍文献的保护。其“四策”一出，深得各界赞许，为天一阁的社会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制造了社会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