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太平天国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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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对石达开的评价为何变化无常

在太平天国人物中间,有两个人物最为突出,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洪宣娇,二是石达开。洪宣娇是虚假的传说人物。正因为她是虚假的,所以编故事的人可以肆意编造,说得曲折离奇,说得天花乱坠。石达开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一生事迹斑斑可考,要想乱编是不行的;但他年轻有为,文才武略,皆有可观,又是个悲剧式的英雄人物,所以被许多人所选中,成了古为今用的对象。

石达开之所以引人注目,是由于两件事。

其一,他是个诗人,但是假诗多而真诗少。他并没有当诗人的想法,很少写诗。他“诗人”的名气,是在他身后,许多人为了宣传革命,借他的名字写诗,大造伪诗,这样努力捧出来的。

其二,他前期的文才武略,赫赫战功,受到敌我双方很多人的激赏;他后期悲剧式的遭遇,英雄末路,又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最后被俘就义之时,他究竟是舍命全军的英雄志士,还是叛变投敌的千古罪人,就成为后人争论不已的关键,长期难作定论。

石达开后期的历史扑朔迷离,真相难明。这又给整个太平天国历史增加了令人扑朔迷离的印象。笔者在此文中,准备就力所能及,提出一些真凭实据,尽量揭开扑朔迷离的面纱,让读者得以一窥庐山真面。

先说一说石达开的真诗与伪诗。

在太平天国人物中,以诗人闻名于世的,只有石达开一人;在古今许多诗人中间,伪诗多而真诗少,有上百首伪诗而只有一两首真诗这种特殊情况的,也只有石达开一人。

1902年,梁启超在他所主持的《新民丛报》上首先抛出了托名石达开所撰的五首律诗。这些诗后来又收入《饮冰室诗话》。作者说:

太平翼王石达开,其用兵之才尽人知之,而不知其娴于文学也。近友人传诵其诗五章,盖曾文正曾召降彼,而彼赋此以答也。

这5首诗皆非上乘之作,不像梁启超自己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洪秀全演义》的作者黄小配所作。《饮冰室诗话》出版不久,1906年,南社诗人高旭(天梅)在上海刊印《石达开遗诗》。称“残山剩水楼主人编”。其中除上述的5首之外,另有20首。这些诗的内容与太平天国史实相去甚远。但是了解太平天国史实的人毕竟是少数,不了解的人是多数。在辛亥革命之前,大家崇拜民族英雄石达开,对他的诗极感兴趣,因此流传甚广。“石达开能诗之名,遂喧腾于世。”

由于罗尔纲先生提出了石达开“答曾国藩”5首不是真诗的问题,史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柳亚子在《大风旬刊》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证实《石达开遗诗》确是伪作。辛亥革命前后,伪造石达开诗文的出版物就有以下8种:

在石达开的诗文之中,惟一可靠的一首真诗,就是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诗。诗曰: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

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此诗刻制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即公元1860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清廷自不能容许这一诗刻的存在,一旦发觉,必加铲除。诗刻得以保留,全靠一位老庙祝的掩护。此老庙祝何许人也,今已无从查考,只知道他当时故意在此处搭棚砌灶做饭,遂把诗刻全部熏黑,遮人眼目,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1905年诗刻被张鱼书发现,上距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已经45年。张鱼书字铁城,江西瑞金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3年奉命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他活动于桂西北一带,先后在清军中任幕僚工作,办学,经商,以作掩护。辛亥革命后他被推为桂军司令,后被广东军阀陈炯明杀害。

白龙洞位于宜山城北近郊北山之山腰上,洞内幽深曲折,其中钟乳万千,洞口高大宽敞,洞外古木参天。洞内外共有宋、明以来浮雕佛像与摩崖碑刻60余幅,是当地名胜之一,颇能吸引游人。张鱼书游白龙洞时,偶然发现已被熏黑的诗刻首行有“太平”字样,觉得奇怪,乃逐字揩拭细读,始知为太平天国诗刻。事有凑巧,在广西发现石达开真诗之时,上海正在大出石达开的伪诗。

石达开诗名甚大的原因,是辛亥革命前后许多革命志士把他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为了激发民气,鼓吹革命,就托他的名写了许多伪诗,八方传布,到处宣扬。只是反清英雄而不能诗,伪诗伪文无法加到他的头上;只是诗人而不是反清英雄,又起不到多大的宣传作用。只有石达开兼而有之,正是一个理想的对象。开始是诗以人传,因为是石达开的诗,所以大家非常注意;以后则是人以诗传,因为大家欣赏石达开的诗,石达开也就成为众所周知的诗人。

如果诗人吟诗不限于律、绝,则石达开离京远征时所公开贴出的一份《五言告示》,也可以说是一首好诗。所以笔者说“在流传至今的石达开诗文之中,真诗不过一两首”。这第二首,就是指的《五言告示》。

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

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

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

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

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

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

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

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

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

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在这份告示中,他直陈衷曲,向广大军民说出自己不得已而离京远征的原因(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说明愿不愿和我一起走(或随本主将),悉听尊便,并不勉强,态度光明磊落。

石达开一生虽只留下了两首真诗,仍无愧于他所享有的诗名。

以下再谈我们对石达开评价变化无常的原因。

100多年来,石达开常常被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评论者并非真正评价石达开,而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去评价石达开。在本文中,笔者不打算对这些“古为今用”的现象多作评论,只想举出可靠的证据,对涉及石达开功过是非的一些历史事实,说明真相。真相既明,正确的结论也就会很自然地浮出水面。

问题一:1857年5月底,石达开率领部下离开天京,前往安庆。他离京时从征人数有多少?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误会。或说10余万人,或说20万人,或者不说具体数字,只说是大队人马,这就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石达开所带走的确实是一支大军。由于《李秀成自述》中说:“那时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又说:“误因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更加深了这种误会。

如果石达开真正带走了10余万大军,并且鼓动别人跟他远征,那他就有对洪秀全拆台的嫌疑。历史真相是:天京内讧以后,他带来了4万靖难大军回到天京,加强了天京的防务。他临走时,只带走了随身卫队,其余的3万余人,都留驻在句容等地,并未带走。185 7年6月9日,他率领部下到达安徽无为州。清军福济等人在当天发出的奏报中说:

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

1857年6月9日石达开到达安徽无为州时,全军不过数千人。如果除去沿途投奔他的人数,他在离开天京时从征人数不过是千余人,最多二三千人而已。这只能是随身的警卫队伍,绝不是一支大军。而且从《五言告示》可以看出,他并未鼓动军民随他而去,是去是留,完全出于自愿。

问题二:石达开在1857年5月底离开天京之时,是否蓄意远征不返,要到四川去别树一帜?历史真相是:石达开离开天京以后,并未决定远征不返。从1857年5月至1859年2月,将近两年,他只在皖、赣、浙、闽等省活动,没有脱离太平天国的辖区。这一时期可以称为近征。从1859年2月至1863年6月,四年有余,他已在湘、桂、川、黔、滇等省活动,远离了太平天国的辖区,这一时期才可以称为远征。在前一时期,他一直徘徊在太平天国的辖区之内,配合其他各部太平军作战,并未远走高飞。而且那时他并未和洪秀全断绝关系,遇事还向天京请示。咸丰七年九月德兴阿在向清廷的奏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

我们认为这个奏片不假,因为奏片中所说的内容以后已经一一得到证实。奏片是1857年9月写的,内容有“赴援江西,窜扰浙江”之说。第二年,石达开的确是赴援江西,进攻浙江了。可见,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还在和天京的太平军配合作战。1859年2月,他们进驻江西南安府之时,由于北上受阻,才有向四川发展的计划。

问题三:我们后人常常指责石达开分裂、背叛,洪秀全当时又是怎么看待石达开远征这件事情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简又文先生作了全面的回答。他在《太平天国全史》第十八章中说:石达开远征后,全军“沿用天朝国号,翊戴天朝元首,奉行天朝正朔,恪守天朝礼制,及信奉天朝宗教,一一如故。”又说:“其在天朝方面,亦从不视为叛逆或非法行动。以后数年,凡天王诏旨必兼书‘达胞’之名而置诸最亲最贵一等王之列。”“即满朝文武同僚,亦皆以率军‘远征’相视,敬礼如故。”

既然洪秀全本人和太平天国的“满朝文武”,包括与石达开从未谋面的洪仁 在内都对石达开非常尊重,从来不认为石达开的远征是叛逆、是分裂、是非法、是违纪,而后人却要站出来替洪秀全指责石达开分裂、背叛,这不太可笑了么!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满朝文武”全都心中有数,如果当时石达开不走,就会被杀或者爆发第二次天京内讧。石达开忍痛离开天京,回避了又一次内讧,保存了有生力量,共同对付清军,这样的决定无可指责,洪秀全想指责他也说不出口。

问题四:石达开远征西南以后,是否已经“别树一帜?”答案是:没有。从1857年离开天京,到18 63年大渡河失败,他们一直都打着“真天命太平天国”的旗帜,和金田起义、建都天京时一模一样。倒是在石达开远征后,天京的旗帜已经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宗教迷信的色彩更为浓厚。石达开远征军前后历时6年,最后两年是在川、滇、黔度过的。在这一段时期里,石达开远征军留下了十件文书,我们遍查这十件文书都找不到天父天兄的字样。这和其他各支太平军的文书满纸天父天兄的情况截然不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书是《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石达开在训谕中严厉谴责涪州清朝地方官为了守城肆意烧毁城外民居的罪行之后,揭示光复华夏的民族大义,号召涪州人民“效沛子弟”“杀酷令以归降”,自比为诛暴秦兴汉业的义军,没有任何涉及宗教的文字。简又文看出了这件文书与太平军其他文书的不同,在《太平天国全史》第十八章中下评语说:“全篇革命大义与爱民精神充分表露,不作宗教宣传之语,真是蔼然仁者之言,是可传也。”

由此可见,如果早在石达开安庆易制之时,洪、杨就能采纳他的意见,逐渐淡化宗教迷信,建立一个传统模式的新王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天京内讧以后,石达开回京辅政,“合朝欢悦”,洪秀全如果能顾大局,真正把军政大权交给他,“一如东王故事”,让太平天国改弦易辙,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可惜洪秀全迷信到底,一直“信天不信人”,最后是自取灭亡。石达开始终不信“邪教俚说”,如果他能成功,所建立的必然是一个没有宗教迷信的新国家。

问题五: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究竟是什么原因?现将历史真相一一说明如下:1863年3月,石达开率领远征军3万余人从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目的是奇袭成都,建为根据地。当时四川的清军兵力薄弱,奇袭成都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为了谨慎行军,他派出的先头部队已于3月底顺利渡过大渡河,4月1 3日占领天全州,向成都靠近,为迎接石达开大军进取成都做好了准备工作。这支队伍久候石达开不至,只好绕过成都,向陕南进军,与太平军西北远征军会合。由此说明大军渡过大渡河并非难事,奇袭成都亦非难事,这一条进军路线并不是什么“绝境”。

5月14日,石达开大军抵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他立刻派出小队伍渡过大渡河进行侦察,当时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正在到处征集船筏,作全军渡河的准备工作。不料大渡河突然涨水,渡河受阻。根据水文记载,当年提前一个月涨大水,是百年难遇的奇事。此处距离四川省内第一高峰海拔7590米的贡嘎山不远,天气骤暖,高山化雪,雪水倾泻而下,大渡河石走雷奔,无法抢渡。后来清军也发现了他们,就在大渡河北岸布防,更增加了渡河的困难。他们被困在紫打地将近1月,粮尽援绝,结果不战而败。在他们失败后,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奏报河神助顺疏》中所说的一段话,就指出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

乃石逆于三月二十七日(1863年5月14日)甫抵河干。是夜大雨滂沱,次日河水陡涨十余丈,波涛汹涌,并松林小河亦成巨浸。询之土人,向来三四月间,从未见此盛涨(说明大渡河确是提前涨水)。石逆每欲扎筏抢渡,被我军枪炮轰击,筏入水辄覆,限于巨流不得狂逞。大军四面逼攻,该逆遂困于紫大地,食尽路绝,渠魁就缚,余逆歼除。该逆就擒之后,水势乃复消落。众目共睹,无不传以为异。窃惟此役成功之速,虽属将士用命,而仰仗天威,神灵助顺,河水陡涨,确有明证。

清朝官员冒功邀赏的丑闻甚多,绝不会把自己的功劳让给河神。骆秉章坦率承认“此役成功之速”是由于大渡河陡然涨水,是“河神助顺”,其次才是“将士用命”,这并不是谦虚,而是有目共睹,无法掩盖。

问题六:石达开最后的“舍命全军”真相如何?有关“舍命全军”一事的历史真相如下:1863年6月9日,石达开因抢渡无望,率残部6000余人向东突围。这时,石达开既有突围不成即舍命以保部下的打算,清方官员也有设计诱擒石达开的阴谋。于是,由清方都司王松林前来谈判。双方议定:在6000残部中先遣散4000人,给路费路票(证明文件)回籍谋生,留下精锐2000人,不缴军器,移驻大树堡,听候清廷旨意再作决定。到6月12日,4000人遣散完毕。黄彭年《黎雅记行》中已记其事:“询之大树堡尚有2 000余人未缴军器,其伪周宰辅领之。”这手持军器的2000余人显然已成为那4000人安全离开的保证。骆秉章在奏疏中已有交代,说是“讯明新被裹胁及老弱者,发给路票,遣散4000余人”。

这先遣散的4000人究竟保住性命没有?说法不一。清朝官员为了邀功,说是已经“追杀净尽”。其实不然。那里是彝族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缺乏,奴隶主常常掳人为奴,一个强壮的奴隶可以卖几两甚至几十两银子,他们舍不得杀掉。因此,那4000人中真能返乡的不多,被追杀的也不多,大部分是被奴隶主所掳。据《四川彝族地区近现代史调查资料选集》中《太平军经过四川彝族地区资料》一章的记载,太平军后裔现有数千人分布在石棉、甘洛、越西等县的广大地区。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黄夷”(应改为“黄彝”)。彝族贵族(奴隶主)称为“黑彝”,奴隶称为娃子,经过多年劳动被解放了的娃子称为“白彝”,原无“黄彝”之说。“黄彝”是专用来指太平军后裔的。彝区地广人稀,山高谷深,搬迁的情况很少。哪一家是“长毛根根”(太平军后裔),左邻右舍都是知道的。

后来,清朝官员争功夺俘,把石达开押解到成都,他部下那未缴军器的2000余人被围攻,死伤惨重。石达开在庭审时慷慨陈词,痛责清廷无道,最后被凌迟处死。当时有不少公私记载详记他受审与就义的经过,许多人称他为奇男子。他绝对不肯投降,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他肯投降,清廷求之不得,绝不会杀了他。

总之,他至死没有屈服,没有投降。他那“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英雄气概与舍命以保部下的牺牲精神受到许多人(包括清方)的敬佩。他“舍命全军”并非全无效果,确实也保住了几千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