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既要有一些基本条件，也要有一套操作方法。那种毫无准备冒冒失失就起来反抗的“民变”，是很容易就被扑灭的。历代几百次农民起义，虽然基本情况大致相同，但是表现形式还是形形色色。
有些起义是临时激发而起，如陈胜起义的“遇雨失期”；有些起义是经过多年酝酿才形成的，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
有些起义并不利用什么宗教、邪教，如陈胜起义。有些起义则借助于一种宗教，如黄巾起义之利用太平道，北宋方腊起义之利用摩尼教，太平天国之利用上帝教等等。大致是：临时激发的起义多与宗教无关，经过多年酝酿才形成的起义多与宗教有关。
各次农民起义的宗旨也不一致。有的只有政治诉求，如陈胜起义只是反对秦的暴政，隋末一些农民起义只是反对隋的暴政。有的还有经济诉求，如北宋王小波起义就公开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太平天国还有分田的承诺。在元、清两代，农民起义军都公开提出反对“异族”统治的口号，如元末农民起义军曾经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清代一些农民起义也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太平天国则在檄文中说，他们的起义是为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
有的农民起义只是为了恢复前朝，如元末农民起义曾经用过大宋的国号，清代一些农民起义供奉“明小主朱洪竹”的画像，或奉“朱三太子”为首。有的农民起义则宣布要自创新朝。
上起陈胜起义，下迄太平天国，虽然都叫做农民起义，但是2000年来，农民起义还是在不断地进步。从900人在大泽乡起义，到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的百万之众，其规模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不管农民起义能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但是农民起义的次数多了，他们在起义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总会被后人所借鉴。不论在人数上、规模上，还是在策略上，后一次的起义总会比前一次的起义有所提高，有所前进。
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千差万别，虽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上海作战时其卫队1000人均配新式快枪，和大泽乡起义时900人的揭竿斩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农民起义队伍的一些根本弱点2000年来依然如故，并无较大的改变。例如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勇于开国而疏于治国；重军事而轻经济，不重视知识与知识分子，常因人事的变动而引起内讧，重人治轻法治等等。这些弱点都带有先天性，不是轻易可以克服得了的。
当天下千千万万老百姓困于秦的暴政辗转呻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响应。那不可一世、威震六合的秦王朝不久就轰然倒塌，土崩瓦解。如此惊天动地的历史画面，至今思之，仍然振奋人心。我们看了秦兵马俑的方阵，觉得那些带甲武士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颇有“无敌于天下”的气派。结果他们竟然败于大泽乡那一批手无寸铁（只有竹竿木棒）的氓隶人之手；从大泽乡燃起的熊熊大火，终于烧到了咸阳，使那里的金城汤池、巍峨殿宇，一起化为灰烬。这样震撼人心的历史，怎能不引起深思！
大泽乡这个当年燃起抗秦烈火的“圣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位于安徽宿州东南30公里，是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附近一片平原，毫无钟灵毓秀的“山川形胜”，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片土地。平凡的黄土地，平凡的老百姓，居然创造了惊人的奇迹。这里有一座大泽乡起义的纪念碑，上面有陈胜、吴广两人的浮雕。陈胜双手高举木棒，向前注视；吴广则右手挺剑向前刺去，左手高扬，示意后面的人群跟上来，两像栩栩如生。当时秦王朝尽收天下兵器，铸成12金人，吴广手里的剑是哪儿来的？原来是“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是从敌人那里夺过来的。附近有个“涉故台”，据说是陈胜当年点兵之处，是个土台子，高2米余，广约五六百平方米。在“涉故台”不远之处，还有一座纪念馆，是个大院子，简陋得很，只是围墙上有墙垛，能够略显一点战斗气氛而已。这里如果只叫“大泽乡起义纪念馆”，自是名副其实。可是却取了一个很雅的名字——鸿鹄苑，这就不免引起了疑问：住在这个“苑”里的究竟只是“鸿鹄”（英雄人物）呢，还是把“燕雀”（小老百姓）也包括在内？如果既有鸿鹄，又有燕雀，那就应该叫做“群鸟苑”。因为陈胜早就说明自己是鸿鹄，讥笑他的穷弟兄为燕雀（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如果此苑只住鸿鹄，那就不能包括那些穷弟兄（燕雀）；但是纪念馆既建在大泽乡，这个“苑”就不能抛开那9 00人，只住陈胜、吴广两人。想来想去，左右为难，笔者认为：如果不想陷入无谓的争论，逻辑的混乱，使自己处于很尴尬的地位，还是以取消了这个雅名为宜。总之，大泽乡还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在夕阳西下一片金色的光辉之中，笔者遥望纪念碑上栩栩如生的陈、吴两人的雕像，不禁感慨系之，有诗赞曰：
子孙万世梦一场，
暴秦不免二世亡；
熊熊烈火何处起？
千秋共仰大泽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