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旧金山考察家报》金·科梅尼奇
获奖理由→
“由于黑白和彩色现场新闻摄影的杰出范例……”
——普利策奖委员会
奖项概览→
普利策摄影奖设立于1942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无线电传真技术发展的产物。自1968年起，摄影奖一分为二，即现场新闻摄影奖（the Spot News Photography Category）和特写摄影奖。50多年，早期的摄影奖和今天的现场新闻摄影奖获奖作品让美国国内与国外的新闻事件中许多震撼人心的瞬间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战争、革命、屠杀和灾难等最为公众关注的突发事件是最常见的主题。以战争题材为例，最有影响的是美联社摄影师约瑟夫·罗森塔尔1945年拍摄的《国旗插上硫黄岛》。此外，一群越南儿童在凝固汽油弹袭击时逃生和南越警察首脑阮玉銮近距离枪毙越共战俘的照片也很出名。科梅尼奇记录菲律宾马科斯政权倒台的这一组和合众国际社摄影师安德鲁·洛伯兹反映1959年古巴革命的一组作品是同类题材中的佳作。重突发性、现场感和善于捕捉传神的细节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获奖者简介→
金·科梅尼奇（Kim Komenich），1956年生于怀俄明州的拉拉米。1979年获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州立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1976—1977年任《曼蒂卡公报》记者兼摄影师。1979—1982年任加州沃尔纳特克里克的《孔特拉科斯塔时报》摄影记者。1982年加入《旧金山考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他曾先后获得以下奖励：1982、1985年合众国际社一等奖；1983年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一等奖；1983、1987、1988年全国标题制作人奖；1985、1988年美联社一等奖。他还兼任旧金山艺术学院讲师。
主译评评语→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世界性民主浪潮中，南非和菲律宾的政治发展颇令世人关注。人民起而斗争的对象，一是罪孽深重的种族隔离制度，一是贪污腐败的独裁统治暴君。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自1965年11月上台后，一方面为家族暴敛财富，一方面以军管和特务手段实行高压政策，造成这个岛国民怨沸腾。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马科斯对内交替使用软硬两手，忽而实行军管，忽而又许诺民主，以对抗国内外的强大压力。1985年8月21日，该国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贝尼尼诺·阿基诺从美国返回马尼拉，刚下飞机就被人暗杀，这一事件实际上是马科斯自掘坟墓之举。
金·科梅尼奇所在的《旧金山考察家报》虽然是一张1865年创办的老牌报纸，却没有派遣驻外记者的传统。他能目击一场激动人心的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幸运之神的眷顾。报社虽然财力有限，但要尽力满足美国西海岸众多亚裔读者的需要。这才有了他的菲律宾之旅。然而机遇又是对他数年精心准备的一种报偿。伟大的新闻摄影家罗伯特·卡帕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就说明你靠得不够近。”科梅尼奇的成功秘诀似乎是：不顾一切地钻入现场，不惜工本地使用胶卷。
获奖者自述→
一个伟大新闻报道的所有构成要素均已齐备。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E·马科斯——一个受到一长串侵犯人权指控的体衰的独裁者——正试图挽救他的声誉并继续执政下去。他突然要求在1986年2月7日举行大选，面对的竞争者是一个被谋杀对手的遗孀。选举是艰苦的，不幸的是，它是流血的。
似乎全世界都在注视着马尼拉。《旧金山考察家报》的报道始于1979年，当时记者菲尔·布龙斯坦开始在旧金山就菲律宾问题撰写文章。在布龙斯坦1983年首次去马尼拉访问之后，我们讨论了文字和摄影报道的必要性，并在接下来的8个月中，让我们的主编们相信向本报众多的亚裔读者解释菲律宾动乱有增无减的必要性。
随着在菲律宾事态的升温，我着手办理护照和签证。在1984年8月贝尼尼诺·阿基诺被暗杀一周年纪念日的4天前，事情办妥了。
主编们说：“走吧，但要待在一块。有可能为旅游组拍些片子。不要无谓冒险。”他们说的不仅仅是表示关心的客套话：过去在《考察家报》派往海外的4名摄影师中，只有3人活着回来了。
在以后的两年中，我们在菲律宾度过了5个月。我们向读者报道重要新闻，将其余的留给通讯社。我们一起工作，但又时常分头行动。布龙斯坦为一篇调查性报道要花上好几天，而我用图片几小时就完成了。我经常用空余时间去寻找摄影小品的题材——他用不了一会儿就能为它配上文字。
此方法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混合物，它包括各类政治性的、震撼人心的调查性报道，诸如用摄影小品来探究200多个贫困户在被掘开的公墓中安家这类不寻常的主题。
布龙斯坦的一些调查还直接成为我的摄影小品的主题。例如，他对马科斯家族操纵蔗糖业的调查源源不断地成为我的反映西内格罗斯省挨饿儿童的视觉小品；在该省，由于蔗糖市场一片萧条，失业率高达70%。
有时候会发生另一种情况。一个关于塔拉麻风病患者聚居区的摄影小品让布龙斯坦意识到，在用于数千名麻风病患者药品和食物的钱中，有三分之一不见了。该聚居区的主管在阿基诺总统当选后被开除了公职。
1985年末，马科斯为回应国际上对他20年统治的批评，在电视节目《本周与戴维·布林克利共度》上接受采访时要求举行一次仓促的大选。那是马科斯竞选运动大制作的开始。
其间在旧金山，《考察家报》的财务前景发生了变化。我们此行已用去摄影部差旅费预算的一半。在与摄影部新任主管弗兰·奥蒂兹和编辑主任弗兰克·麦卡洛见面时，我被告知：派我到菲律宾的部分原因是报社不想让布龙斯坦独自在那里工作。麦卡洛是《时代》杂志前西贡分社社长，他坚决主张两人一组执行海外任务。尽管经费有问题，他们仍然把我们两人再次派到菲律宾。工作中日益增加的危险很快就显而易见了。回到菲律宾仅8小时，布龙斯坦和我就在打拉省的卡帕斯见到了贝尼尼诺·阿基诺的妹妹卢皮塔·卡西瓦哈拉。而在同一天，阿基诺竞选运动的组织者赫雷米亚斯·德赫苏斯和他的司机在卡帕斯镇广场附近被人用机枪扫射致死。
对卡帕斯人民而言，我们在那里不仅仅只是报道事件。人们期待我们记录下每一个恐怖的细节，我们所做的事情仿佛是为他们控诉马科斯罪行而进行的某种司法立案工作。我被带到进行尸体防腐处理的房间里。防腐工和我开始工作，其间数十名儿童透过一扇铁丝网眼窗户注视着。
有了先后3次到菲律宾7个月旅行的经验，布龙斯坦和我开始报道马科斯要求的仓促大选。布龙斯坦两次在总统府采访了马科斯和他的夫人伊梅尔达，并且是以第一人称形式面对面进行的。我们获准与贝尼尼诺·阿基诺所有的前狱中难友、他们的妻子以及阿基诺夫人共进私人晚餐。
在菲律宾，这种交往是获得非故意安排的文字和摄影报道素材的一种重要途径，它们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事物的面貌。
然而，它也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我们与阿基诺竞选运动的一位组织者埃韦利奥·哈维尔发展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根据他的忠告，布龙斯坦和我去了遥远的安蒂克省的圣何塞村。在一次预选中，该地有8人遭枪击身亡。我们期待着另一次可能的事件。我们在铤而走险。
但是这一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摄影师们在马尼拉拍摄投票箱被偷窃和街头打斗的时候，我却陷在了离首都400英里以外的地方。
尽管阿基诺在该村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哈维尔在选举几天之后像动物一样遭到追逐，并在镇广场上遭枪击毙命，身中30余弹。
由于哈维尔之死一类的暴行以及计票过程被操纵，政府制表员大批辞职。上述事件为“人民权力”起义点燃了导火线。
选举后的一个星期，局势平静下来。反对派支持对马科斯家族企业实行抵制。阿基诺的支持者走上街头举行“声讨大会”。教会资助的广播电台Veritas台则敦促阿基诺的支持者“热爱你的国家”。
1986年2月22日深夜，“人民权力”运动诞生了。国防部长胡安·庞塞·恩里莱和武装部队首脑菲德尔·拉莫斯将军宣布成立一支忠于科拉松·阿基诺的武装部队。他们接管了克拉梅和阿基纳尔多兵营，后者是菲律宾的“五角大楼”。
我当时在棉兰老岛，乘喷气式飞机要走两个小时。但是喷气式飞机是政府的财产，而政府已经不存在了。这是我所度过的最漫长的夜晚之一——在达沃市APO的维尤饭店，坐在我的短波收音机旁收听着一场我不能拍摄的革命。
第二天我回到马尼拉，发现布龙斯坦在这一夜一篇接一篇地发出关于这场反叛的报道。我立即前往兵营。那里的反叛者欢迎媒体。我想，反叛者预料由于有外国人在场，马科斯不会轰炸这些兵营。
在以后的几天里，紧张局势在加剧，而我们知道发生了某种事情，但发生在何时何地呢？一有空我们就睡上一小时。我们的司机弗罗洛·阿塞塔把很多时间用在了收听反对派的调幅电台上。
数以百万计的马尼拉居民涌向大街，阻挡马科斯的坦克和军队在城内调动。许多在上周离开马尼拉的记者无法返回，因为机场已经关闭。人障连记者也不放行，因此你的报道成果取决于你的司机熟悉小道的程度。我对由自己来冲洗和放大胶卷的决定感到后悔，因为我每天要带回25个左右的胶卷。16个小时的时差对于我们的截稿时间来说是很理想的——假如我们从不睡觉。一星版号。★的截稿时间约在下午10时。以后各版的截稿时间分别向后顺延两小时。到四星版截稿的凌晨4点整时，我们已经睡在床上了。
2月25日，科拉松·阿基诺宣誓就任总统。一小时以后，马科斯本人也宣了誓。我关于那天的最生动的记忆是我们的汽车离开阿基诺夫人举行就职典礼的菲律宾人俱乐部，前往马科斯在一个私人仪式之后向他的支持者发表演说的马拉卡南宫的情形。
当我们似乎是用两只车轮拐过一个角落时，我们发现自己正向无数人组成的人墙撞去。弗罗洛把车停在了离人群只有几英尺的地方。我们后退着，抄上了另一条小道。树木在燃烧，轮胎在燃烧，公共汽车停在了十字路口的中央，以阻止马科斯的坦克。
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马科斯告诉人们说，他仍然是他们的总统，并将保护他们。而与此同时，伊梅尔达在他身边无声地啜泣着。
8小时以后，他已是在流亡的途中，而“人民权力”要求收回马拉卡南宫。
在这8小时中，部队猛攻政府电视台。不知何故，当一场交火开始时，一个菲律宾的电视摄制组和我夹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中。这个摄制组的成员在第一次战斗间隙中逃离了十字路口。我多少是个体积较大、动作较慢的目标，只得躲在一些被遗弃的汽车后面。
报道一支军队自相交火是奇特的经历。试图杀死对方的士兵们穿着同样的军服，哪一方都不高兴看到像我这样的外国记者待在附近。
当我爬向十字路口某角落的一个混凝土工事时，同一个静观战斗的男子擦肩而过。而在我前往火力网外的一个院落时，听见他在呻吟。他的头上中了一颗子弹。
他向我跑来。我用我的大手帕给他包上头。把他交给一名军医后，我环顾四周，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在我身边的是一些健在的最出色的战地摄影师，他们在恰当的位置上报道这场冲突，并设法避免成为冲突中的角色。
阿基诺的军队及时控制了那座电视台，恰好拔掉了播放马科斯就职演说的插头。接着，仍然在收听广播的弗罗洛听到，马科斯的支持者正在总统府附近挑起一场骚乱。他说，这给了马科斯一个机会，让他来宣布实行军法管制，调动政府军进行干预。
我们到达门迪奥拉门。在这个总统府的入口，曾有数十名反对派成员在反马科斯的抗议活动中丧生。人们正在把铁丝网路障绞成碎片，并用碎片做成亲阿基诺的“L”字。L代表他加禄语“laban”，意为“战斗”。
在总统府一侧，有一些效忠马科斯的军队的残部。他们的任务是挑动阿基诺的支持者冲击总统府警卫。阿基诺支持者中的大多数人站在那里看着。有几个人将效忠分子投过来的石块再扔回去。许多人在祈祷，手上捻着念珠。
我们报道这场僵局，直至我们意识到效忠分子对新闻记者像对阿基诺支持者那么疯狂。于是我们回饭店发稿。
我以最快速度冲洗照片，而布龙斯坦发出他的报道。我们得知，马科斯已经逃离这个国家，一大群人就要涌进总统府了。当我“移动”接下来的8张照片时，布龙斯坦已经回到总统府门前了。我知道我正在失去这场革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于是我把剩下的照片交给一名饭店工作人员，告诉他怎样传送就走了。
布龙斯坦后来写道，马科斯的最后防卫“被交给了一群恶少，他们每人获得25美元报酬，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前来收回权利的公民大军开枪、投石块和口出污言秽语”。
一批效忠分子被擒获。他们中的许多人跪在地上供认，他们被雇来向阿基诺支持者的人潮开枪。愤怒的阿基诺支持者在总统府附近的一条街上将被擒的效忠分子示众，对他们拳打脚踢。拍摄这样的暴力场面是一种让人害怕的事情。起初我想加以干预，把效忠分子救出。后来我才知道人们的愤怒达到了何种程度。
革命后的第二天，人人在睡觉。那天刚过正午，我去了总统府，看到卖花生的小贩推着他们的小车走过24小时前刚刚被坦克碾压的地方。几天之后，我们采访阿基诺总统的要求得到了批准，被领到与马科斯住了20年的豪宅紧挨着的一家宾馆中她的办公室里。在采访结束、我们踏上归程之后，我看到了我所希望的照片：这个成为反对费迪南德和伊梅尔达·马科斯政府象征的女性正在谦和地从事组建她自己的政府的工作。
（展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