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正是奸雄纷起的一个时代。政权更迭，往往都伴着血腥。仁让之徒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者”，自然被无情地淘汰出局。成汉政权的沿革，就是一个生动证明。
成汉是十六国时期最早称王的割据政权。这个政权的都城一直在四川成都，立国44年。“成汉”前期的君主称“成主”；而后期君主则改称“汉主”。“成汉”改元易号的原因和一桩谋杀太子的事直接相关。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晋惠帝永康二年（301年）六月，巴氏流民李特、李骧兄弟子侄起兵于绵竹（今四川德阳），逐渐占领了川西地区。一年之后，李特遇害，长子李荡战死。这支军队继续由李特的第三子李雄等人率领。晋惠帝永安元年（304年），李雄先在成都称王，两年之后，又自称“大成皇帝”，改元晏平。
大成朝廷和别的政权不同的是，中央大僚和高层军官竟全是清一色的皇族成员！如李雄之叔李骧为太傅，诸兄李始为太保，李离为太尉，李云为司徒，李璜为司空，李国为太宰。表面上一团和气，暗中却矛盾重重，故李雄立国十多年，一直未敢轻易立储。
李雄的正宫皇后任氏无子。诸姬生子十多人。除先后战死、病故者之外，知名的王子有三子李越，封安东将军，屯兵江阳（今四川彭山）；四子李朝，封建威将军，在朝辅政。李期自幼由任皇后养育，长大之后，有才艺，多谋略，尤其善于收买人心。有一次，李雄命宗室子弟都外出招兵买马。在战乱之后，人口稀少的情况下，别人都只能集众数十人，惟独李期一下就招来数千之众。一般认为李期是太子的当然人选。李期自己嘴上不说，实则也随时觊觎着储君之位。
大成皇帝李雄认为，天下是自己跟随父兄打下的，哥哥战死后遗下侄子李班兄弟几人，为了不忘父兄创业之功，他决心“大公无私”，立侄子李班为太子。
李班是李荡的长子。李雄立国后，封他为平南将军。李班也真算得上动乱时代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史载：“班谦虚博纳，敬爱儒贤……为性汛爱，动修轨度”。总之，典型文弱书生。别人都忙于打仗立功，他却成天招揽名士，讨论道德文章，还恨自己不能追古贤之高洁！李雄诸子成天忙于享受奢靡，他却常常克勤克俭，尽忠尽孝。承平时代立李班为储也许不错，但在刀光剑影的乱世，立书生为储君，不能说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失误。
李雄也许别有一番考虑。成汉玉衡十四年（324年）他正式提出立李班为太子。太傅李骧首先反对，他认为自古君王都是立亲子为嗣，现在放着这么多儿子不立，却要立侄子为太子，今后必然会引起祸乱。李骧的潜台词自然不便说出。他是皇叔兼重臣，自己虽已年老，但儿子李寿等无不在朝为官。如果可以立旁支为储，何必一定要选择死鬼李荡的后代？但李雄坚持认为李班“仁孝好学，必能负荷先烈”。于是大成王国的太子就这样立定了。
立李班为储之后，李雄让他参与朝政，李班的弟弟李、李都等人也在朝为官，形成一派势力；不久，皇叔李骧病死，其子李寿被封为建宁王，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权同丞相），形成第二股势力；李雄的儿子李期、李越等人“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形成第三股反太子的势力。仇杀与阴谋在酝酿之中。
成汉玉衡二十四年（334年），李雄头上生疮，因感染引起全身脓溃。他的儿子们为不得立储，怨恨父皇，都离他远远的。只有太子李班一人日夜侍候着他。李班成天合衣起居，坐卧不安，还亲自用嘴为李雄吮吸疮脓。同年六月丁卯（8月11日），李雄死于疮毒。遗诏由建宁王李寿辅佐太子李班即位。因大丧期间，尚未举行正式登极仪式。
李雄一死，李越兄弟立即从外地赶回成都“奔丧”。到京之后，李越便和李期等人密谋定计杀死太子李班，将嗣位夺归本支。太子李班则成天沉浸在皇叔去世的悲哀之中。他把政事交给大将军李寿、司徒何点等人，自己则日夜虔诚地守在灵堂，主持丧事。对李期等人的阴谋一无所知。丧期将过，李班的弟弟李劝李班矫旨将李越遣还江阳。同时，将李期也降为梁州刺中，让他出镇葭萌（今四川广元），以免发生不测。但李班认为大行皇帝尚未殡葬，不忍将他的亲骨肉撵走。依然推心置腹地对待李期兄弟。与此相反，为了避嫌，他却先把弟弟李遣往涪城（今四川三台）驻屯。
仁厚并没有感化凶残。同年十月癸亥（12月5日）夜里，当李班到殡宫哭吊皇叔之灵时，李越便趁机在灵堂杀死了太子李班。
李班一死，李雄嫡系势力要拥立李越为帝。李越自知一介武夫，谋略不及弟弟，便让位给李期。十月甲子（12月6日），李期一步登天，即位为帝。他立即下令杀死李班弟弟李都等人。又逼任皇后下诏将李班贬称“戾太子”。此后，李越升为相国。李氏嫡系兄弟纷纷入朝，执掌军政大权。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忘记了李寿这股势力。
李期兄弟夺权之后，表面下诏封李寿为大都督和汉王，命他出征涪城，攻打李班之弟李。不久李降晋。李期便顺势让这位皇叔驻屯涪城。李寿岂能甘心？成汉汉兴元年（338年），李寿借故率军袭人成都，逼李期自杀，便自立为帝。李寿不但彻底诛灭了李期、李越一派势力，而且还干脆改立宗庙，把国号也，由“大成”改为“大汉”了。
李雄具仁爱之心，故将帝位传给仁爱之人——自己的侄子，而不传亲子。依今日眼光视之，倒是一种皇位继承方面的“改革”，只可惜他太超前了，弄错了时代，结果害了侄子，最后也害掉了自己的儿子。其教训令人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