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洋大人”在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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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一手援助一手敲诈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唐绍仪为总理,由其组阁。唐绍仪所面对的问题还更多、也更难,除了复杂的人事外,最困难的就是新政府竟然无钱可用——自1840年以来,清政府连战连败,内忧外患,原本充盈的国库早已亏空,清政府还背负了大笔外债和赔款,新政府成立后,中央无法从地方获得税收,地方根本也不向中央解送税款,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又没有多少其他途径,因此,从南京临时政府开始到唐绍仪的内阁,基本上是一穷二白,根本无米下锅。

袁世凯之所以与南方革命党人谈判,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没钱发动战争,他尽管握有重兵,但没钱是打不起来的,也是打不起的,因此,他才寻求谈判。现在,他做了临时大总统,但财政问题仍然困扰着他。唐绍仪在参政院发表演讲说,国家财政异常困难,不得不举借外债,他计算了一下,需要二亿一千五百万两的款项才能满足年度各项支出。袁世凯为此向朱尔典抱怨说全国大部分地区现在根本收不到税款。朱尔典也清楚这种情况,也表示很同情,“看来理解这个局势的唯一政治家就是袁世凯总统”。

当朱尔典将袁世凯的困难通报给英国政府后,格雷回电:“除非现在给予袁政府临时的金融援助,否则,在袁的国库已枯竭的情况下要想在目前的停战以后,与革命军达成一个解决问题的协议,可能性甚小”,同时指示朱尔典,让其从中斡旋,建议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供一笔贷款。

当时,解决财政问题的途径也无非是从内、从外两个,但国内一片混乱,财政渠道堰塞,税收难以保证,民间贫瘠,工商低落,因此依靠国内难以为继,那么也就只能指望西方国家了。西方国家当然也很清楚新政府的困境,因此当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达成协议、组建联合政府后,在朱尔典的劝说下,英国汇丰银行、法国法兰西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美国银行联合组成了四国银行团,主动告知袁世凯,愿意提供贷款。朱尔典说:“总统正确地把财政问题摆在他的计划的最前面,并坦率地承认,必须求助于外国资金,以满足行政方面的需要。暂时发行公债和最后商谈一笔大借款,被认为是处理局势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袁世凯于是要求四国紧急支付40万英镑,次日就交付。此后,就命唐绍仪与四国商谈善后大借款。但南方革命党获知此消息后立即向英国等国施压,他们威胁说,如果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贷款,那么革命党人就将在南方地区广泛发动抵制外国商业的运动。由于英国、法国等在南方地区存在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对革命党人的这一威胁也感到担忧,英国政府也不希望因此造成重大损失。格雷和朱尔典之间为此电报频传,最后他们只好选择一个较为折中的办法,即贷款给袁世凯,但首先要“通知汉口与上海的革命党,说明借款的目的系促进和谈,并取得他们的同意”。这等于说给了革命党人以否决权,袁世凯必须首先要取得革命党人的同意才能获得贷款。

正是由于四国银行团条件甚为苛刻,无奈,唐绍仪只好暗中与比利时银行取得了联系,筹借了100万英镑,这才解决了燃眉之急,也正是有了这笔钱他才能去南京组阁。

但唐绍仪的做法又惹怒了四国银行团,当他从南京返回北京后就收到了四国发来的抗议照会。袁世凯指示唐绍仪,请美国公使出面斡旋,然后退掉比利时借款,改从四国银行团借款。当四国银行团来与唐绍仪商谈借款之时,唐绍仪一开口就要求借款7500万两白银,这让四国银行团吃了一惊,他们没想到中国政府竟然需要这么多的银子,便询问借款用途,唐绍仪回答说是用于遣散军队,银行团再次再次追问,遣散军队到底需要多少钱款?唐绍仪事先并没有详细考虑此事,就随口回答说大概需要3000万两,银行团见唐绍仪如此敷衍,于是露出不信任的目光,说,必须要派人监督借款的用途,否则不能提供贷款。

正在唐绍仪与四国银行团的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熊希龄前来北京就任财政部长,于是唐绍仪就立即将此难题推给熊希龄。

熊希龄就是在奉天省因善于理财而声名鹊起的,因此是财政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上任后很快就梳理出头绪,并且做了一份详尽的借款报告,将借款数额、用途、监督手段等详加说明,这博得了四国银行团的信任,因而答应首先提供300万两。熊希龄很高兴地将这一消息通报给南京,但没想到,南京回电道:“垫款章程不但要监督中国财政,还要监督我国军队,是可忍、孰不可忍?军队乃是国防之命脉,岂能容许外国人干涉到这种地步?熊财长难道忘记保路运动是怎么发生的吗?难道不知道埃及借债亡国的教训了吗?这二十年来,无数中华志士赴汤蹈火,不惜一死,方换得民国的今天,难道为了区区三百万的垫款就要将民国葬送?我们这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承认这亡国的借款条件,请熊财长务必取缔借款”。电报落款是黄兴和南京的许多革命党将领,熊希龄看了这份电报颇为恼怒,随后就将这份电报公之于众,并给黄兴发去电报,大骂黄兴不懂政治,不懂经济,是个匹夫莽汉。

这场黄兴与熊希龄之间的电报战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地政要也纷纷一抒己见。唐绍仪也被叫到参议院说明情况,结果在会上被参议员们弄得灰头土脸,当晚就向袁世凯提出辞呈。而熊希龄也因好不容易坦诚的300万元垫款就此成了泡影,一怒之下也不再去财政部上班。

此后不久,又发生了直隶总督人选问题,这最终导致唐绍仪辞去了总理职务,赵秉钧组阁。之后,在朱尔典的尽力斡旋下,4月26日晚,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就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内与英、法、德、日、俄、美五国银行团代表举行了最后的谈判。直到28日凌晨,这场艰苦的谈判才告结束,最后达成了善后大借款协议。五国银行团答应贷款给民国政府2500万英镑,年息为5厘,期限是47年;债券按9折出售,佣金为6%,因而实际贷款数额为2100万英镑。且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垫付,贷款中一部分也是要清偿以前各省裁撤军队的费用,因此最终实际贷款额为1000万英镑。

由于这笔贷款最后偿还本息的数额高达6789万英镑,数额实在巨大,因此当善后大借看一公布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国会参议院议长张继和副议长王正廷立即通电全国,称善后大借款未经国会批准,这是蔑视国会的存在。国民党政要们也纷纷发电,指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国会。

袁世凯对国民党的指责也颇为恼怒,这笔贷款确实数额高,利息高,但民国政府早已入不敷出,急需要钱款运转,没钱什么事都办不成,而借到了钱又被国民党破口大骂,袁世凯于是说道:“我现在算是看透了。孙文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他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了。你听听,孙文说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说什么‘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他妈的,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朱尔典一面在帮助袁世凯借款,一面又趁机提出了西藏问题,目的很显然,就是趁袁世凯政权新建困难重重的时候为英国谋取西藏。1912年8月17日,朱尔典代表英国向袁世凯提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四点要求,即,一,不许中国干涉“西藏的内政”;二,不能容许中国在拉萨或西藏保持无限制的军队;三,要求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四,在订立协议前将对中国人封闭一切经往西藏的交通。实际上,这就是英国在趁人之危,在民国政府急需要外国的承认与支持的时候进行要挟、敲诈,等于提出了承认新政权的价码。袁世凯明白,朱尔典虽然是他的亲密朋友,但他更是大英帝国的公使,英国图谋西藏已经很久了。这个要价的确让袁世凯左右为难,他当然需要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承认,但公然出卖西藏对他的新政权来说也是釜底抽薪,国人会因此从支持他立刻改变为反对他。为此,袁世凯告知,他只能下令正在进军西藏的川军、滇军停止前进。袁世凯也派出了代表参加在印度举行的“中英藏三方”谈判,但袁世凯始终坚持中国对西藏享有绝对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