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文章并不是不关现实痛痒的史料和考试之作，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因其官位卑下不被重视。张格尔叛乱时，龚自珍19岁，考中副榜贡生的“房考官”罗宝兴赴新疆任职，以师生之谊启用《西域置行省议》本是一个好时机，可虽经龚自珍再三努力，却终被闲置。后来的事实证明，龚自珍关于开发新疆的建议，确实是实现了，光绪年间新疆建省，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大批青年入疆，参加生产和国防建设，也说明了龚自珍预见的正确。
龚自珍能写出《西域置行省议》这样切实宏大的政治建议，是由于他这时已开始从事西北边疆历史地理这一门新学问的研究，从清朝建国以来，新疆、青海、蒙古、西藏都存在民族问题，还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插手，清朝中央政府需要加强这些地方各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拿出对策以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龚自珍等一批有经世之志的学者就开始了西北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
针对这方面的研究，他写了《上国史馆总裁提总篆书》，“论西北塞外诸部落沿革，订旧志之疏漏，凡一十八条”。还核理了《大清会典》中“藩理院”这一门类，以及青海、西藏的各种地图。总之，龚自珍于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原流合分，尤役心力，调明边事，雅称绝皆（吴昌缓《定庵先生年谱》）。他在清贫的生活中刻苦钻研，换来了卓异的成绩，他博大精深的边疆历史地理学问，引起了整个京师的轰动。
人才问题在龚自珍思想上一直占有突出的地位。他青年时期的许多政论，如《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等，都是以人才问题为议论中心，认为衰世社会的突出特征是人才遭排斥扼杀，大家都平平庸庸，无所作为。进入中年后，龚自珍急切呼吁社会改革，更加注意人才问题，以为挽救社会危机、推行社会改革方案，首先要有一批人才动力。他这个时期的许多诗歌和政论都从封建专制下人才不足这个特别的角度来揭示封建社会衰亡的原因，并希望从解决人才空虚问题入手来解决整个社会的其他问题。
在龚自珍看来，所谓人才，是有胸怀，有见识，有是非感的。这种人能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除弊图新，能凭借强烈的是非感大造舆论，指陈时弊，倡导改革。
然而令龚自珍大为感慨的正是这种人才的缺乏。他34岁（1825年）因母亲去世，回浙江故乡服丧，客居昆山时写了《咏史》诗一首：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首诗名为“咏史”，实则讽今，深刻揭露了清王朝统治下人才乏绝的局面。
社会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遭压抑，被埋没。龚自珍一想到这里，情绪就特别愤慨，这和他科场屡挫造成仕途不顺利的经历有关。他多次科考落第后写的诗，都对清王朝压抑人才表示不满。例如1823年，他第四次参加会试落第，在失望悲伤中所作《夜坐》诗二首即是如此。
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
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殒少微星。
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姮娥诗与听。
这是其中的第一首，三、四两句从比喻的手法写出像自己这样有突出才能的人遭到周围平庸小人嫉妒，在封建专制淫威下，人才乏绝，整个社会死气沉沉。
道光六年（1826年）春天，他又作《秋心》诗二首。下面是其中的第一首：
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
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
气寒西北何人创？声满东南几处箫？
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整首诗把落第失意，众醉独醒，人才被压抑的深广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才遭压抑的原因很多，大体来说，和当时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官吏制度有关。这三种制度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人才制度：教育制度用于培养人才，科举制度用于选拔人才，官吏制度用于使用人才。而其中心环节是科举制度，因为正是选拔什么样的人，决定了培养什么样的人，使用什么样的人。龚自珍要求解放人才，首先要从废除科举入手。
所谓“科举”，就是国家设立科目，以考试举士。这种制度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因为破除了以门阀高下作为用人标准的腐朽做法，打破了由豪门士族把持国家政权的政治格局，为广大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参与治国和施展才能的机会。但是这种制度也有弊端，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其弊端就更突出。因为明清两代采用八股取士的办法。所谓八股文，就是按照规定的格式写一篇解释经义的文章，题目都是从“四书”“五经”里摘出，考生按题作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每个段落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甚至卷面书法也必须用“馆阁体”恭笔正楷。这样一来选拔人才的标准并不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而是对儒家经书的理解程度，不重才干，只重文采，甚至仅重书法。这样科举制度所造成的价值观念，不是忧国忧民，而是教人获取功名利禄，充当君主的工具和奴仆。
这样，龚自珍就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呼吁变革科举制度上，利用一切机会建议变革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道光二年（1822年），他在写给某官员的信《与人笺》里提出八点建议，其中有一点就是改革科举制度，论述八股取士的弊端，希望“乞改功令，以牧真才”。道光九年（1829年），他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在答卷《对策》中也要求，改革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度不过是追求利禄的工具，使读书人“疲精神日为于无用之学”，一旦考取做了官，又由于字非所用，都不能称职，故应改革。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在《述思古子议》里建议用汉朝的“讽书射策”制度代替八股文取士制度，即要求考生回答有关本朝的政事问题，陈述考生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见解，不再要求考生背诵解释儒家经书。这个主张，显然是为培养革新人才，冲破“万马齐喑”局面的政治理想服务的。道光十七年（1837年）以后，龚自珍任礼部祠祭司职务时，撰写的《祀典杂议五首》，嘲讽了京师及州县所立的专司科举考试功名得失的文昌君纲。这篇文章不仅是在民间传阅的私人著作，而且是给上司看的公开之作，他竟然敢这样讲，不怕惹祸。
龚自珍自己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与他思想解放、直言无忌有关，也和他恭笔正楷写得不符合科举考试用字“馆阁体”的要求有关，对此他又是气愤，又是自怨自艾。在《跋某帖后》中，他说：“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忆幼时晴窗弄墨一种光景，何不乞之塾师，早早学此？一生无困扼下僚之叹矣！可胜负负！壬辰八月望，贾人持此帖来，以制钱一千七百买之，大醉后题。翌日见之大哭。”
有一次，龚自珍去见他任礼部尚书的叔父龚守卫，恰逢一位新考上翰林的门生求见，龚自珍避入旁边的小房。叔父与该人谈到派到外省做官之前的翰林有一考试，只需做到字迹端秀，墨迹浓厚，点画平正，一般都能考中。那门生正对此唯唯听命时，龚自珍忽然在边房里鼓掌大声说：“翰林学问原来如此。”为此，龚自珍的叔父勃然大怒，苛责龚自珍。从此以后，龚自珍与叔父断绝了往还之礼。
当朝廷内外还在自欺欺人，盲目歌舞升平的时候，龚自珍却大声警告说“衰世”已经到来，并且要求改革内政，不可避免地遭到权贵们的白眼、谗言乃至排挤打击，这使他时刻感到自己处在“世人皆欲杀”的孤危境地，因而充满忧患心理：
朴愚伤于家，放诞忌于国。
皇天误矜宠，付汝忧患物。
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做伴，宵梦亦先驱。
他30岁时，即任内阁中书的第二年，曾应考军机处章京，希望另找一条仕途的路子，却遭到权贵的阻挠而落选。次年，这位权贵又用流言蜚语的阴险手段中伤龚自珍。龚自珍在《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诗中，对这种种谗言迫害带来的忧患作了抒写。诗中既写了封建顽固派权贵的猖獗及对自己的谗言诽谤，申诉自己在这样险恶的社会环境里的痛苦，又在诗中说到这样黑暗的环境里，狂放不羁、心地淳朴的人，只能招来权贵们的憎恶怒视。在诗的最后，他表明自己希望尽早脱离这险恶可憎之地，回到风酥雨腻、一片春光的江南故乡去。
在这种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龚自珍只能怀着深沉的忧郁和孤独以及特有的清醒和无可奈何。为此，他只得通过回忆值得留恋的过去、幻想现实以外的美妙境界等途径，来获得对抗恶劣环境的精神出路。因此，他歌颂少年朝气和侠客义士，留恋童心和母爱，企求纯洁的爱情，向往湖山胜境，乃至梦境和佛教清净世界。这些都显示着他反对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感情。
龚自珍是至情至性之人，很不满当时社会一般士大夫谨小慎微、媚俗取容的人生态度，他自己在言行上，往往矫枉过正，极为狂放不羁，表现出强烈的反世俗叛逆精神。他常越出当时士大夫恪守的规范，做人不懂世故，说话不知顾忌，交游不问身份，哀乐不加节制，被人目为“狂士”。
据当时人描述，他“广额巉颐，戟髯炬目”，不修边幅，讲起话来“声震邻屋”，“喜自击其腕”，“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
有时后辈学生向他请教，他把问题的本末源流详加说明，循循善诱，听的人已有倦色，而他木然不觉。因而他又有“龚呆子”之称。
至于一件白狐裘在他身上，上半身还是新的，下半身却是泥污之类不修边幅之事不胜枚举。而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席地而坐对饮、歌唱则更是常事。甚至于有时说起他身居高位的叔父学问疏浅时，更是不避讳。可见他确实狂放不羁。
不必讳言，龚自珍身上确也沾染了不少当时士大夫的名士风流旧习。这是他在遭到统治者的冷遇和打击之后，看不到出路，消极、颓废思想的流露。他常访僧谈空，结交倡优，为赌博挥金如土。
他曾说自己前身是天台山一个生平一无所长，只是诵经的老和尚，于是他从29岁开始用心学佛，到晚年诵读的佛经已满49万卷。他在书房里供奉佛教天台宗智者大师的檀香像，朝夕礼拜，为自己起佛名“邬波索迦”，称书房为“礼龙树斋”。他还写过许多佛学文章，想靠佛经教义求得精神安慰。他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排斥打击，理想不能实现，于是用宗教麻醉自己。为了表示他对佛的诚心，和妻子一起“敬舍净财，助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成，并刷印120部，流传施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