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小说史上文言短篇小说的顶峰之作。正是因为《聊斋志异》的成功，才使得蒲松龄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出神入化之笔，创造了一个神奇的聊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花妖鬼狐、草木虫鱼都具备了可爱的性灵，它们不仅具有超凡的本领，而且能够自由地出入尘世；它们不仅追求飘逸洒脱的精神生活，而且追求俗世爱情、幸福的热情一点也不逊于凡人。然而，《聊斋志异》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搜奇志异和谈鬼说狐，而是因为它描写了生活，揭露了现实；是因为它“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借鬼狐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是因为它极具个性、与众不同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因为它古雅简练、清新活泼的语言艺术；更是因为它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聊斋志异》深刻的社会价值以及对现实生活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理想爱情的向往。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或许因为人世间的爱情易受红尘牵绊，蒲松龄才赋予鬼狐花妖以特殊的本领洞穿尘世间的诸多无奈，为理想的爱情不懈求索。《小倩》中的鬼女小倩为了爱而由死转生，重返尘世得以与意中人长相厮守；《公孙九娘》中鬼女九娘愿望的最终破灭，却向我们昭示着：人世间有许许多多的苦命冤魂，纵使白骨重生，也寻不回世间的温暖与期待的爱情。在这里，平凡的爱情、婚姻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鸦头》中勇敢倔强的狐女鸦头，她的境遇跟一位婚姻不能自主的尘世女子没什么区别。她苦苦寻找爱情栖居的角落，多年之后终于得以与情人团聚。《香玉》中黄生与花仙香玉的爱情可谓感天动地，最后黄生和香玉同为花仙，在理想的仙界涅槃重生。这成为多少人追寻的梦想。《婴宁》中的婴宁更是一位相当成功的艺术形象，她的天真烂漫、质朴无邪及对爱情表面不解、实际坚贞的可贵品质，在世俗社会是罕见的。后来进入社会生活的她不再笑了，是成熟了，还是适应了世俗的无奈？《娇娜》篇中作者通过对孔雪笠与松姑的夫妻关系及与娇娜的良友关系的描写，体现了作者对两性关系的深层探索已突破了性爱、情爱的限制，达到了灵与肉的统一。知己之爱的境界，一反传统“郎才女貌”的描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红楼梦》中宝玉与黛玉的爱情描写，就是这种境界的发展。
其二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科举制度的黑暗与不合理是作者终生不得志的根源之一，因而也是作者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所以蒲松龄才会用最激愤的语言、最怪异的事实，对科举制度给予彻底的揭露。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已到了僵化、死板的境地，它不仅限制了人才的选拔、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其消极的影响。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有识之士能真正通过科举之路实现正常的人生追求。即使侥幸地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也只是名利的满足，更何况决定广大考生命运的主考官们连正常人的判断能力都已丧失殆尽，甚至不如瞎子、聋人。《贾奉雉》中的贾奉雉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的文章稀里糊涂地“竟中经魁”，当人生的理想终于实现的时候，他却羞愧得无颜出见同人，只好遁迹山丘而去。《司文郎》中能凭气味辨别文章优劣的瞎子更是明确地指出：“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叶生》中的叶生才华横溢却久困场屋，以致抑郁死去，而用他的艺文作敲门砖的丁公子却连考连捷，顺利进入仕途。叶生的鬼魂终于意识到：这是命运的捉弄。不怪文不好，只怪自己命不好。这不正是作者的自喻吗？
那么，大量考生孜孜以求的仕途经济之路的实质是什么？《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在醉梦中实现了科考高中的美梦，而美梦实现后的所作所为，原来是耀武扬威、横行乡里；《续黄粱》中幸运的书生最后也成了奸相。这些亦真亦幻的描写，客观上显示了作者对读书人“学而优则仕”这一追求后果的质疑，流露出作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层思索。梦想成真的路尚且如此，美梦破碎的人更是郁郁终生。掩卷沉思，直令我们今天的读者也感到悲凉。
其三是对社会黑暗的揭露。蒲松龄长期生活于农村，虽然终生未能入仕，却做过短暂的幕僚，因此他对民生的疾苦、吏治的腐败、官场的黑暗都有深刻的感受。《席方平》中的席方平在父亲屈死后，为替父昭雪而上天入地，受尽种种非人的磨难，最后他终于发现：原来地狱犹如人间，全是一派黑暗世界。尽管故事的结尾有个光明的“尾巴”，但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仍然是正义遭拒绝的无奈以及无辜者惨遭虐待的骇人情景。“自古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已使阳间人世与阴森的地狱无甚区别。大官如此，小吏也不示弱。《梅女》中的典吏为了区区几百钱就陷害好人，置良家女子于死地；《红玉》中的官吏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人妻。在《梦狼》中，作者借助白翁的梦境，巧妙地把吸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直接写成猛虎、恶狼，衙门内外，白骨如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衙门的罪恶本质。在著名的《促织》中，作者更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最高的统治者。皇帝为了一个小小玩物，就可使小民倾家荡产，也能使之飞黄腾达。
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使以“谈狐说鬼”为主要形式的《聊斋志异》具备了深刻的现实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并非妄谈鬼神而忘记民生。作为下层文人的蒲松龄，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与现实的丑恶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除以上三大主题外，《聊斋志异》还记载了许多作者耳闻目睹的奇闻逸事，如地震、海啸、海市蜃楼、夏日飞雪等自然现象；还有一些反映社会伦理、家庭生活的作品，如《邵女》《乔女》《珊瑚》等。部分作品中虽不乏道德说教，但基本上都体现出对真善美的褒扬和对假恶丑的揭露批判，反映了作者进步的人性观。
从艺术上来说，《聊斋志异》同样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聊斋志异》具有诗情画意的境界。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一直被视为最正统的文学体裁，因而其形式、意蕴对其他文体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聊斋志异》在继承诗歌传统时，主要吸收了诗歌的“诗情画意”之神，而不是单纯在形式上哗众取宠、连篇累牍地大量引用，从而使作品摆脱了单纯猎奇和讲故事、重情节的弊病，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聊斋志异》中的某些作品吸收了古诗歌的意象，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些新的意象群。如《婴宁》中婴宁的命名，本自《庄子·大宗师》：“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即“婴宁”，含有天真童心、不矫饰之意，非常符合婴宁本身的性格特点。《黄英》中菊花仙子的命名则明显吸取了陶诗的意蕴，而其干练、善持家的形象则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商品社会对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有些作品则把吟诗作赋作为情节的关键。如《白秋练》中慕生的吟诗引来白秋练的好感和爱慕，直接带动了情节发展；《公孙九娘》中公孙九娘的洞房苦吟，其所吟诗词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而更多的作品则是体现出一种“诗美”，能给读者带来读诗的美感。尤其是某些故事的结尾，似断非断，引人遐想，给人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感觉，如《绿衣女》《西湖主》等。
《聊斋志异》绝不是单纯讲故事、说道理，它每一篇玲珑剔透的短文都像诗一样，含有无限的意蕴，具有优美的意境。虽长短不一，却各臻奇妙。较长的故事，情节摇曳多姿、顾盼生辉；短的故事也意蕴深厚，发人深思。在各种环境的渲染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达到了“化境”这一高妙的境界，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艺术功力。
其次是“一书而兼二体”的写作特点。中国文言小说源远流长，原始神话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已初步孕育了小说的因素。先秦诸子散文及两汉历史散文在情节的叙述、人物的描绘上，进一步丰富了后代小说的表现手法。魏晋文人开始大量写作笔记小说，尤其是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虽然文笔朴素、篇幅较短，却对后来的蒲松龄影响很大。至唐人有意为小说，已标明了中国小说的成熟，传奇小说遂成为后世文人仿作的典范。蒲松龄创造性地用传奇小说的创作手法写出了一些情节生动曲折的志怪故事，穷形尽相地再现了世态人生，形象生动，意蕴丰富，从而使《聊斋志异》具有了“一书而兼二体”的显著特点。
此外，《聊斋志异》虽为文言短篇小说集，却浅近易懂，没有古文生涩难懂的弊病，同时还收到了言简意丰的效果。其奥妙就在于《聊斋志异》吸收了大量的口语因素，增强了文言的表现力，因而才使它的语言既古雅简练，又清新活泼。无论是对环境的描写、还是对细节的叙述，无论是人物的塑造还是场景的渲染，都绘声绘色，具有很高的艺术功力。尤其是人物语言极具个性化，诸如书生的雅言、少女的娇语、俗人婆子的粗话，都因人而异，绝不雷同。即使在一些极精短的篇目中，也能以三言两语的勾勒，使人物情态毕现。
蒲松龄自幼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加之他勤奋刻苦，一生著作十分丰富。可惜因为他生前无力刊行，许多作品被埋没了200多年。20世纪末，盛伟先生搜集整理了《蒲松龄全集》，除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外，还广泛收录了他的诗、文、词、赋、戏剧、俚曲等大量作品。
《聊斋志异》很早就走出了国门，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明治年间就出现了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本朝虞初新志》；同样，《聊斋志异》对西方文学——如卡夫卡等人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截至目前，《聊斋志异》的外文译本已有十七种语言、数十种译本传世，已卓然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聊斋志异》还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大家熟知的有《精变》《倩女幽魂》《画皮》《古墓荒斋》等。《聊斋志异》可算是影视制作者最青睐的古典名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