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中《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是一出选错佳婿配对郎的轻喜剧，它可谓掀开了明代市井生活的一角，展现了一场市井小民男婚女嫁的矛盾纠纷。富商高赞有一女叫秋芳，美貌聪明，高赞不愿将她配与平等之人，定要拣一个才貌兼备的读书君子方能配她，聘礼厚薄都可不论。于是，他亲自把关，对前来应征之人必要眼见方为。丑陋的富家公子颜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讨秋芳为妻，为了混过高赞一关，他让一表人才、饱读诗书的表弟钱青代替自己前去提亲，高赞对钱青的才貌颇为满意，认定他为高家佳婿。为了避免高家识破骗局，颜俊决定再次让钱青替自己当新郎，在大婚之日去高家迎娶秋芳。不想天不作美，风雪大作，钱青被高赞要求留在高家完婚，但他只与新娘和衣而卧，没有越轨的行为。颜俊得知钱青与秋芳拜堂同房之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渡口一见钱青就上前厮打，高赞得知真相后也扭着媒人尤辰乱打起来，这真可算得上市井生活中发生的一出闹剧。正当他们扭打之时，县大尹经过，将一行人带上了公堂，了解了事情原委之后，大尹做出判决，将秋芳许给了钱青，这篇小说也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局而告终。
从这出轻喜剧的主题概括来说，即选错佳婿配对郎。整篇文章围绕着“错”与“对”的矛盾冲突展开。小说讲述了一个事件——钱青与秋芳的成婚经历，而这一总事件中又包含了一系列小的事件：先是颜俊要求钱青假扮自己前往高家求亲成功，颜俊的贪婪无耻和钱青的才华横溢通过这一事件自然显现；之后钱青代替颜俊迎娶秋芳时遭遇风雨，被迫滞留高家完婚，大婚之日钱青坚守道德底线，没有对秋芳有非分之举，凸显了他正直的品格；接着，颜俊误解钱青已与秋芳行夫妻之事，愤怒地在岸上对钱青扭打，更是让人们看到了颜俊卑鄙猥琐的嘴脸，反衬出了钱青的高尚。这些事件一环接一环地层层递进，将小说的故事冲突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钱青与颜俊的品格也在这一个又一个的事件中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也使读者越来越感到：若颜俊成为秋芳的新郎将是多么的“错”，而钱青若能成为秋芳的夫君将是多么的“对”，最终使读者情感的天平倾向钱青。小说正是通过富于起承转合的故事情节唤起了读者一次又一次的好奇心，并让读者在一浪更比一浪强的情节波澜中完成了对佳婿的情感选择。
不过，也由于小说过分强调了故事情节的丰富性和曲折性而忽视了人物塑造，因此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就出现了一些薄弱的表现。主要表现为作者单一强调了小说人物为故事情节服务的职能，忽视了小说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以及小说人物艺术魅力的呈现。
这篇小说虽然刻画了许多的人物，例如非要挑个才貌兼得的好女婿的高赞，聪明美貌的秋芳，相貌丑陋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颜俊，才貌兼得的秀才钱青，替颜俊提亲的媒人尤辰，给这个事件断案的大尹，但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只是为故事情节服务的棋子。以秋芳为例，小说只在两处写到秋芳，一是开头用《西江月》的诗词描绘了她的聪明与美貌，二是成亲时写她只是与钱青和衣而卧，她在文中只是引发故事的导火线，她既没有性格特征，也没有话语权。另外还有判官大尹，他在文中也只是故事生产线上的一个螺丝钉、市民大众意志的代言人、最后大团圆结局的执行者。虽然大尹在此带上了市民化的色彩，但是他并没有体现出有深度的人格价值。我想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由文本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篇小说是属于为市民提供文化乐趣的白话短篇小说，为了吸引接受者的需要，作者必须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上下功夫，不但要对人物和事件作更多的细节描写，而且还需要使情节如枝蔓散开，加入一些逗乐的、吸引人的好奇心的穿插，使故事曲折、多变甚至蹊跷。这种倾向导致了小说大量地过分地利用偶然性的因素，以至形成了“无巧不成书”的局面。如当钱青一行人准备将新娘带上船渡河时，风雪大作，这就为钱青留在高家成亲提供了巧合。于是相形之下，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就降低了。这种纯为故事服务的情节虽然能使故事达到丰富曲折的目的，但因为和人物的性格游离，反而减损了小说通过人物性格揭示社会关系的深度。
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小说人物的性格比较单一，既没有展现出他们丰富多彩的性格侧面，也没有显示出他们的灵魂深度，秋芳和县大尹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相对于其他人物来说，对钱青与颜俊两人的形象刻画则较为丰满一些，达到了典型性格层面。颜俊虽然相貌丑陋，但仍想讨个美娇娘，反映出了他的不自量力；为了娶到秋芳，他让钱青冒名顶替，表现了颜俊的狡诈个性；除此之外，在渡口，他一见钱青，没问清事实真相就朝钱青打去，这也暴露出了他的小肚量以及鲁莽的个性。另外还有钱青，他对高家出的题目应答自如，展现了他才学渊博，在洞房里面对秋芳的美貌也没有做出越轨的行为，突出了他人格中的正直守信，而同意冒名顶替颜俊当新郎，也流露出了他性格中的软弱一面。因此相对于文章中的其他人物而言，他们两人的形象显得相对多面立体些。虽然如此，文章对他们的性格描写也并未达到哲理层面，没有反映出他们灵魂的深，而主要还是为情节服务。
主观上来说，作者或许只是单纯地想把这篇文章提供给读者作消遣娱乐之用，但在客观上，它却体现了处于转变中的时代观念，具有了进步意义。从小说的故事情节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明代市民不同于前人的一种进步的婚姻观念。在封建宗法制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道德信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遵循的是门当户对原则，主要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巩固、增强家族自身的利益，正如《礼记·昏仪》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封建家长们往往忽视青年男女对另一半追求的渴望，甚至有意让他们在选择标准上失语，青年男女只不过是“合二姓之好”的工具。也许他们其中的不少人也曾或多或少地勇敢地做出过反抗，但当他们发现反抗基本上是一种徒劳之后，这么一帮痴男怨女最终还是与封建家长们达成了妥协。若干年过去，当他们也荣升成封建家长之后，他们也早已自觉成为了这一标准的捍卫者，并把这一标准理所当然地强加于他们的子女，就这样，“门当户对”的观念也就名正言顺地在中国延续了世世代代。但是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工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由高压走向了失控，人们开始张扬个性，追求人欲，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观念发生了改变，父母之命的标准开始从门当户对转向郎才女貌。看看高赞的选婿标准，他要找的女婿是才貌兼得，能配得上自己女儿的，并不要求女婿家的门第如何尊贵，若有好对头，倒贴嫁妆，他也是愿意的。可见，虽仍遵从父母之命，但人们对婚姻的观念已经从重视门当户对转向了重视青年男女自身价值的“齐”与“配”。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一婚嫁观念相对于之前来说，是一种跨时代的进步，但由于这种新型婚嫁观念才刚刚开始萌芽和发展，“齐”与“配”的标准仍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因此是“错”是“对”也就必须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来进行考量了。一方面，钱青虽然外貌出众，才华横溢，却仍然掩盖不住他作为文人秀才对封建强权势力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若不是他畏惧颜俊的势力，颜俊也就没有机会接近高家制造骗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高家人和县大尹为代表的、身处封建时代的市民大众不可能意识到钱青的这一弱点，亦或者说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把钱青向封建强权的妥协软弱性格列入他与秋芳是否匹配的考量范围，正是以高家人和县大尹为代表的市民大众集体性地对钱青的弱点视而不见或者说是包容，故事最终才以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收场。这也体现出了时代对人们思想意识影响的局限性。
（朱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