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报应观念在我国源远流长，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因果报应观念仍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建立系统化的理论体系。随着东汉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业报轮回说”开始流行；东晋佛教领袖人物慧远将“业报轮回说”与中国传统因果报应观念相结合，提出“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的“三报论”。至此，因果报应观念逐步向理论化、系统化方向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东晋以后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所表现的重要内容。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就深受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警世通言》第五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便是现报小说中的一篇。在这篇小说中，两个独立的故事并列，一是行恶者遭恶报，二是行善者得善报，报应即在此生。小说旨在劝谏人们多发善念，积阴德。
第一则故事的主人公是贪婪吝啬的富翁金钟。他平生有五恨：“一恨天，二恨地，三恨自家，四恨爹娘，五恨皇帝。”他还有“四愿”：“一愿得邓家铜山，二愿得郭家金穴，三愿得石崇的聚宝盆，四愿得吕纯阳祖师点石为金这个手指头。”这“五恨”、“四愿”将金钟贪婪吝啬的本性描摹得可谓淋漓尽致。出于本性，他设下毒计，想要毒死来家里做法事的僧人，不料阴差阳错，反而毒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夫人痛苦万分，便悬梁自尽了，金钟也病死了，可谓家破人亡。富翁金钟一家原本和乐美满，却由于金钟的贪婪吝啬和害人之心，赔上了自己与妻儿的性命。冯梦龙用这个简单明了的故事，劝谏人们不要心存害人之念，否则定有恶报，必将自食其果。
第二则故事，叙述详细，情节曲折。冯梦龙在一件接一件的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报应中刻画了一心向善、终得善报的主人公吕玉。吕玉在外经商并寻找丢失多年的儿子。三年未归的他，在回乡途中，捡到二百多两银子。但他并没有见钱眼开，反而想到“古人见金不取，拾带重还”，随后他便得到了现报，找到了丢失的儿子。接着，吕玉把陈朝奉赠予的银子用来请人打捞落水乘客，又救回了三弟吕珍。这两件事情都是写吕玉行善，随即便得到善报。而在这个故事的末尾，冯梦龙又插入了一个行恶者遭恶报的事例。吕玉的二弟吕宝心怀不善，想要把嫂嫂卖掉，自己得些财礼，却错把自己的妻子杨氏卖了。冯梦龙采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叙事结构，通过这三个因果报应的事例，肯定了吕玉的善，否定了吕宝的恶，“戒人作恶，劝人为善”，诫勉人们应时常发善念帮助别人，切勿心怀鬼胎。
所谓“善恶相形，福祸相见”，富翁金钟、吕宝，与吕玉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大相径庭的善恶观，使他们得到了各自应得的报应。仔细想想，如果富翁金钟没有嗜钱如命，心存害人之念，就不会家破人亡；如果吕宝没有心怀不轨，贪图钱财，就不会人财两空；如果吕玉没有为善之心、救人之念，就不会一家团圆，皆大欢喜。这正如小说结尾的那首诗所言：“世间惟有天工巧，善恶分明不可欺。”善和恶是分明的，是不能欺骗的，为善者必有善报，为恶者必有恶报。即使不能像小说写的那样，报应即在此生，报应即在此刻，但终究会应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冯梦龙在“三言”中阐释的这种善恶有报的思想观念虽然广为流传，但是现实的情况往往不尽如人意，恶人依旧横行，善人却不得善终。这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因果报应？实际上，因果报应在现实中还是存在的。只是因果报应是很难界定的，善报不一定就是功成名就，坐享富贵；恶报不一定就是人财两失，家破人亡。即使没有因果报应，如果是真心为善，行善本身就能使人获得心灵的宁静和满足，懂得善待生命、享受生活，这本身就是好的报应。因果报应观念更像是一种道德思维，意在唤起人们的道德自律，让人们自觉地避恶趋善，坚定人们道德信仰的信念。它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道德的问题。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因果报应观念，因果报应观念是不是迷信，善恶是否终会有报，我们都应该看到冯梦龙“戒人作恶，劝人为善”的用意，并将因果报应观念上升到道德层面上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能因为坏事小而去做，也不能因为好事小而不做。小善积多了，就能成为利天下的大善；而小恶积多了，就“足以乱国家”。
“戒人作恶，劝人为善”，这是历代文人写出如此之多的因果报应小说的用意，也是本篇的宗旨，其目的就是要劝谏后世来者与人为善，勿行恶。
（蔡银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