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通言》由四十篇白话短篇小说组成，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婚姻爱情与女性命运；其二，功名利禄与人世沧桑；其三，奇事冤案与怪异世界。描述的大多是市民阶层的思想面貌、情趣爱好、生活景象等等。而笔者所要赏析的正是属于《警世通言》中的“功名利禄与人世沧桑”题材的《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出自《警世通言》第四卷。
本篇文章与明朝赵弼《效颦集》卷中《钟离叟妪传》，都是以历史人物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辞官回乡途中所见所闻为题材。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同一题材在不同作家笔下不同风貌的展示。
首先，《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与《钟离叟妪传》二者在语言上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前者是白话小说，而后者则是文言小说，可谓一俗一雅。对此，孙楷第先生指出：“《钟离叟妪传》记王荆公事，与《京本通俗小说》之《拗相公》篇无一不合，几若一人以雅俗两体演成者。”例如在人物语言上，《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写王安石在即将开船前吩咐众人道：
“我虽宰相，今已挂冠而归。凡一路马头歇船之处，有问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职，汝等但言过往游客，切莫对他说实话，恐惊动所在官府，前来迎送，或起夫防护，骚扰居民不便。若或泄漏风声，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诈害民财，吾若知之，必皆重责。”
而在《钟离叟妪传》则如此道：
“凡于宿食之处有问吾为谁者，第言游客耳，慎勿泄吾名以骇民。脱有知吾者，必汝曹以要求之故泄之，吾咎汝曹弗货。”
举例比较后，我们不难看出二者语言上的差异：《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语言相对口语化，通俗易懂；而《钟离叟妪传》则较为书面化，极其精练。
然而，对于同一题材的处理，《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与《钟离叟妪传》除了语言差异之外，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小说文本取向的差异性在文章中的体现。
作者对小说文本取向的差异性，造成了这两篇小说风格的差异。赵弼《钟离叟妪传》在整个文本中“史学性”体现明显，而冯梦龙《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更多的是一种“文学性”的展示。
就文章开篇而言，《钟离叟妪传》这样开头：
“熙宁九年冬十月，荆公王安石以其子王雱死，悲恸甚切，力辞解机务。神宗亦厌其所为，乃以使相判江宁府。”
直接从王安石辞官说起。而《宋史》本传：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亦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两者都是对史实的一种平淡叙述。而《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在开篇则以诗文引入周公和王莽的例子，再写到世人对王安石的一些评价，接着写王安石为其子王雱度亡魂，再写王安石辞官。这样的开篇较之《钟离叟妪传》，加入了更多正史中没有记载的事件，特别是王雱在阴司受苦之事，更是超出了历史范围。
就内容表现而言，辞官后，王安石前往江宁途中的遭遇，《钟离叟妪传》谨从史书的记载，只记叙了王安石在两处农舍、驿亭所遭受的嘲弄；而在《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记述的，除了有与《钟离叟妪传》相似的事件外，作者还把南宋初年那些捏造出来的毁谤王安石的故事一一集中起来，又描写了王安石在经纪人家、茶坊、道院、坑厕等处的见闻，丰富了文章的表现空间。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涉及王安石变法这一与整个宋朝盛衰相关的重大事件，但它没有直接正面表现变法的过程，而是将笔墨集中到王安石外任后的旅途见闻上。作者冯梦龙通过对王安石旅途日常见闻的描写，突出王安石精神世界所受的冲击。
众所周知，王安石有一个著名的“三不足”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全然不把流俗之议放在眼里。我们说他是力排众议也好，说他是一意孤行也好，当他大权在握时，对反对之声自然可以听之任之，一旦失势，我们不难想到他的境遇会是何其悲惨，各种批评与诋毁将如排山倒海般地向他压来。这就是《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要展示的艺术空间。且说王安石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上退下来，重新回归于民间。他决定微服前往金陵，手下人提醒他：“倘或途中小辈不识高低，有毁谤相公者，何以处之？”这一提醒正暗示了他对这种“毁谤”早有耳闻。王安石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政治身份的转换，声称：“常言‘宰相腹中撑得船过’，从来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为喜；道吾恶者，不足为怒。只当耳边风过去便了，切莫揽事。”这多少表明他仍然具有强者的自信。但是，这种自信却在一个个不期而至的讥刺中不断瓦解。
王安石辞官外任，一路之上，处处有诗讥诮，“怨词詈语遍于人间”。在这舆论讽刺的汪洋大海中，王安石感到备受侮辱。在茶坊，有署名“无名子慨世而作”的题诗：“祖宗制度全详明，百载余黎乐太平。白眼无端偏固执，纷纷变乱拂人情。”寺庙外，有道人所题专骂“拗相公”的诗句：“排尽旧臣居散地，尽为新法误苍生。”连坑厕外墙上，都有题诗：“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这些无不是对新法的不满以至对王安石本人的批评。王安石到村舍老叟家借宿，看到“亲见亡儿阴受梏，始知天理报分明”这样暗示天意的诗句，心里狐疑不定。又听老叟诉说他四个儿子都为新法所害，历数新法扰民的种种事迹，甚至怒不可遏，当面斥责王安石为“奸贼”，说“若见此奸贼，必手刃其头，刳其心肝而食之”，王安石顿时面如死灰。更具讽刺性的是，此后借宿于老妪家，老妪把所畜养的鸡豕，都直呼为拗相公、王安石，直接把王安石当作畜生，“今生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到了驿亭，王安石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痛苦与愤怒，破口大骂起来：“何物狂夫，敢毁谤朝政如此！”然而，今非昔比，当王安石听说众百姓欲持白梃将其杀而啖之时，惊恐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狼狈逃走。至此，王安石精神世界的最后防线也终于被压垮了。此后他隐居半山堂，终日忧愤而引起了“痰火大发，兼以气膈，不能饮食”，终于饮恨而亡。
这些事件的描写固然有夸大、虚构的地方，但是读来却令人备感真实。小说前后反复渲染王安石之子在阴间受到的惩处及其对王安石的告诫，进一步将“怨气腾天”的民意转化为鬼神世界的终极判断，在“天怒人怨”的叙述中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这也是作者拓展历史叙述空间的一种手法。
（叶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