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八老越国奇逢》说的是陕西人杨复（小名八老）读书不就，留下娇妻李氏、幼子杨世道，带着随童前往漳州做生意，在漳浦入赘檗氏，并生有一子，名檗世德。三年后，欲回老家探亲，途中被倭寇所俘虏，髡头跣足，送往日本。在日本待了十九年后，被扮成倭寇模样随倭寇回国劫掠作案，倭船漂流到温州一路，在杭州被王千户所捕，而碰巧王千户的随从王兴正是杨复当年失散的随童杨兴，主仆团聚。杨复被辗转发落到绍兴杨郡丞处受审，不想杨郡丞正是其子杨世道，通过杨复妻子李氏于屏风后的指认，认出杨复，一家团圆。本府檗太守前往庆贺，听得杨复身世，邀请他到家赴宴，其母檗氏于屏风后偷看，认出杨复，原来檗太守亦是其子檗世德，于是又一家团聚。至此，杨复逃离一死并重逢两夫人和两贵子，一门封赠。
《杨八老越国奇逢》可以说是明代商贾小说中比较杰出的代表。明中晚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人的地位不断提升。李贽等人公开主张言私言利，肯定“好货”、“好色”。“好货”就是要求兴工商以图利。当杨复向李氏提出“凑些赀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时，李氏说道：“妾闻治家以勤俭为本，守株待兔，岂是良图？乘此壮年，正堪跋踄；速整行李，不必迟疑也。”此情此景，如同贤良之妻送丈夫去考功名的临行嘱别，传统社会的末流——商人的生存之道受到肯定。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二拍”中《乌将军一饭必酬》中婶母杨氏屡次鼓励王生经商，《赠芝麻识破假形》中马少卿说“经商亦是商业，不是贱流”，《叠居奇程客得助》中“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生业，科第反在次着”等语言，这些无不流露出时人重商的风气。
小说在肯定商人社会地位的同时，还从道义上肯定了商人重情重义的高尚品质。“志诚老实，待人一团和气”是檗妈妈对杨复的评价。杨八老在漳州出于对家乡妻儿的怀念，打算成亲一年半载后便回家探看，不料檗氏怀孕，放心不下。终于滞留三年后，舍下账目，冒着危险回家。哪怕他被掳到日本含屈受辱，也日日祷告，心里思念着两边的妻儿。这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对商人的道德批判截然不同，“三言二拍”对商人及其生活的描写，丝毫未表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际关系的残酷冷漠，而更像是一幅温情脉脉的人情画。这里也从侧面透露出那个时代的重商风气并没有让商人在传统社会中低贱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小说通过对杨复经历的描写，对商人的命运给予了深深的同情。“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这首古风道出了以杨复为代表的商人为经商背井离乡、颠沛流离、餐风饮露、离妻别子、受尽身心之苦的人生际遇。而杨复外出经商，不仅经受了颠沛流离、疲惫劳累的辛苦奔波，明末沿海倭寇之乱与官兵的胡作非为，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杨复的苦难和波折。
《杨八老越国奇逢》这篇文章透露出当时沿海倭寇为害的情况。明代，日渐频繁的海陆来往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古代倭寇，是那些“国王多有不知者”的“各岛穷民”，合伙泛海，“彼处只如做买卖一般……亦有将十分中一二分，献与本岛头目，互相容隐”。可见日本海盗行当，几乎成为商业行当之一，得到了日本官府的默认。而像杨复这样的中国商人，在沿海地区经商，路途辗转奔波，容易遭到海盗袭击，被抓取充当“假倭”。他们往往被剃头浇油漆、打赤脚，在倭寇骚扰大陆时，给真倭“打头阵”。当了“假倭”的商人杨复，即使回国也要面临官兵的镇压，面对官兵“请功”的欲望，他们命悬一线，“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
被倭寇俘虏的中国商人们要面对来自倭寇和本国官兵的双重迫害。商人在政治上的无权无势，进一步表明了商人的悲剧命运。如果不是遇到随童杨兴，如果不是碰到办案的杨世道刚好是自己的儿子，杨复等人恐怕是百口莫辩，难逃一死。杨复等能幸免于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巧遇”作为审判长官的儿子，“巧遇”暗含了其背后的辛酸。小说的结尾，还是以杨复儿子当官享富贵而终篇，这更加印证了经商只是杨复当初功业未成时一种不得已的谋生手段，而不被当成一种事业来经营。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官本位”思想的表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本篇小说的话本体制是十分完整的。入话由一首诗词和两个故事组成，意在点明本文的主旨，即“穷通有命”、“富贵无定数”。另外，小说情节由许多“巧合”连接而成，所谓“无巧不成书”。生活中充满了戏剧性，但冯梦龙把这一连串的巧合上升到“穷通有命”、“富贵无定数”的意识形态，和入话里吕蒙正失瓜的典故与杨仁杲外戚起家的故事相得益彰。可见命运在种种巧合中注定了人的起伏转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巧”揭示了深刻的因果报应关系，而本文的“巧”旨在说明民众心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朴素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在“三言二拍”里面处处皆有体现。
命定观在小说中还与神灵信仰联系起来。文中还提到杨复回国后为躲避官兵追杀，躲在顺济庙，“私向庙中祈祷，问筶得个大吉之兆，心中暗喜”，这里用庙神冯俊的典故，意在说明其灵验。这种靠灵异的力量来预示结局的写法在“三言二拍”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海神冯俊的故事也突出了当时与商业紧密联系的海神信仰，让巧合蒙上一种宿命论的神秘色彩。这里的“巧”作为一条线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巧”是杨复“苦尽生甘，否极遇泰”的唯一方式，一方面说明“无巧不成书”、“才离地狱忽登天，二子双妻富贵全”大团圆结局模式暗合了宿命论、神道信仰，迎合了中国市民阶层传统的审美倾向；另一方面“巧遇”的情节安排说明了明代商人的地位和评价在民间虽然有一定的提高，但迫于无权无势，在封建社会的政治视野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中，他们低下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奇遇背后仍然是其不可把握的命运、颠沛流离的辛酸。
（沈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