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即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明开始闪耀前，地中海地区就已经存在广泛的城邦群，这主要是腓尼基人建立的，后来也有克里特人和迈锡尼人建立的，因此，城邦制度并非是在雅典为中心时创立的，而是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因此，城邦制度在此时就已经广泛建立。
从卫星照片很容易可以看出来，在苏伊士运河没有开通前，如果直布罗陀海峡封闭的话，那么地中海和黑海就是欧亚非大陆之间的一个大湖，并且这个湖足够广阔，是一个仅次于大洋的水域，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这里气候适宜，地中海周边岛屿、半岛、水系密布，是一个天然的栖息地，这就为人类文明的孕育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适合的环境。
地中海包括黑海共计有三百万平方公里，但又不像大洋那样暴戾多变，它温和的多，很适合航行，对早期人类来说，地中海是一个良好的阶梯——一个从内河航行走向大洋航行良好的过渡阶梯。地中海地区位于赤道以北，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湿润，冬季的气温保持在5～10℃，夏季21～27℃，而这种温度正是人类活动的最适宜的。另一方面，对早期人类活动来说，淡水河更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带来大量丰富的农业灌溉，而地中海周边拥有许多大型河流，如长达6671公里的尼罗河就由非洲深处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并且，这条漫长的大河在入海口处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平原，尼罗河三角因此成为世界上最繁盛的地点之一。而多瑙河和莱茵河流域、中东两河水系、欧亚大陆腹地的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水系、非洲的尼日尔河水系、法国的罗纳河水系、第聂伯河和顿河水系等都在地中海周边，这些河流都与人类文明的早期形成有关，在从刀耕火种转向早期农业社会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再者，环地中海地区地形变化多端，仅对海洋文明形成有着重要作用的半岛就意大利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克里米亚半岛、北非沿岸半岛等众多半岛，以及数不清的大小岛屿，正是由于这些半岛、岛屿、以及大陆水系的密集存在，加之地中海适于航行的季风存在，人类处于交通的需要才大大促进了船舶的演变和发展。
当农业社会到来后，这里密布文明发源地各地的人们又通过河流、古道（如叙利亚大道）逐渐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把一个地方产生的发明迅速传向周边，这就使得当一个地方的部落种族率先进行某项技术创新后能够迅速被其他文明点采用，同时知识的积累也能够得到普及和传承，因此，泛地中海文明实际上是一个涵盖范围十分广阔、几乎包罗半个欧亚非大陆的庞大文明体系，这些文明点之间彼此征战、彼此促进、彼此超越，正因为如此，这个地方才显得比世界其他地方更颇具活力，一句话，地中海就是因为这里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矛盾重重才成为一个庞大的文明体系，并且，由于地中海独一无二的海洋特色，这里又成为世界海洋文明的发源地。
这众多文明交集在一起总会出现一个焦点：希腊就是这样的一个焦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希腊是西方看到的第一个东方国家，同时也是东方看到的第一个西方国家。一句话，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个海运的十字路口：它南通向埃及、北通向中欧腹地、西通向奥尼亚海和意大利、西欧、东则可以连接着巴勒斯坦、叙利亚，并可以穿越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来自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罗马文明以及环地中海的其他文明都需要通过希腊传播，这包括思想和货物，当然还有军队。因此亨利·米勒在其小说《马洛西的大石堡》这样说道：“希腊有很多让人惊奇的事情，这些事情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发生。即使上帝几乎在打盹，希腊也依然在上帝的护佑之下。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旧在为一些琐事而烦恼，希腊也不例外，但上帝的神力却依然起作用。不论人们在做什么想什么，希腊是一片圣地。”的确，似乎在地中海这个海洋世界中总是会有奇迹发生。
希腊位于欧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上，深入地中海。希腊全境多山，海岸线长而曲折，半岛上群山把陆地隔成一块块谷地，这就天然使得希腊形成了许多城邦，但它们又都拥挤在这块并不大的半岛上，因此又是一个整体，属于同样的祖先，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希腊大体上可以分为北、中、南三部分，北希腊包括伊庇鲁斯山地和狄萨利亚平原。从北希腊至中希腊，经过一条险要的隘口——温泉关（德摩比勒）。中希腊为群山分割成许多小地区，以阿提卡最为重要，是古代著名城邦雅典的所在地。中希腊与南希腊以科林斯地峡相连，在地峡附近有麦加拉和科林斯两个重要的城邦，南希腊又称伯罗奔尼撒半岛，其重要地区有东边的亚哥里斯和南部的拉哥尼亚。作为三面环海的希腊半岛，既是海路又是陆路的交通枢纽，这种优越的条件使它兼收并蓄地创造了文明的古国，并因此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艺术家，也使得希腊文化最终成为欧洲的始祖，它的文化对以后欧洲各国的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对世界文化也产生很深的影响，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希腊艺术、哲学思想等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欧洲和世界。
希腊这样的地势首先为文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北部的山区可以作为天然屏障，有利于希腊人防御来自北方的入侵，而这种多山的地形又使得希腊经济逐渐依赖航海，因为希腊的粮食产量不足，必须依靠进口埃及、东地中海的粮食，而希腊盛产大理石、陶土和各种矿物，这就迫使希腊人努力寻求海上通道和贸易，这也因此刺激了希腊文明的形成。
希腊文明其实与腓尼基文明十分相似，只不过由于罗马人将迦太基彻底铲平了，所以腓尼基文明远没有希腊文明显赫。希腊人和腓尼基人都是地中海的海洋民族，他们主要依靠在地中海地区进行海洋贸易，而进行海洋贸易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需要广泛的贸易站点，所以，腓尼基人并没有形成一个领土广阔的大帝国，而是在大地中海地区兴建了很多贸易城邦，这也是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最大的区别点。
研究希腊的学者顾准曾写过一本《希腊城邦制度》，这本书虽然不厚，但写的很精准，尤其是其所引用的诸多研究资料非常到位，顾准在开篇就引用了梅根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中的一段话，这里借用过来，以便说明希腊的社会形态：
“希腊文明的游牧形态，希腊生活的多中心，希腊殖民地之分布于东西南北，从法西斯（Phasis，今苏联高加索巴统附近）到赫拉克里斯石柱（今直布罗陀海峡），从敖德萨（odessa）到塞勒尼（Cyrene，今利比亚班加西附近），每一个独立的城邦的自给自足，这些希腊主义的强点同时又是它的弱点，使得文人们一直对希腊史感到绝望。就历史记载而言，文化上落后于希腊的古代文明——埃及和亚洲诸大王国，比之希腊世界那些小小共和国要幸运得多。代代相承的国王，统治着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领土，为国家档案提供几乎是老一套的编年史……又，王朝国家的疆域无论如何广阔，汉谟拉比（巴比伦王）或拉姆塞斯（埃及法老）的诏旨总是驰传于全国的：一个帝国为历史提供了描述和记忆的地理范围。但是，从亚该亚人的来到直到薛西斯（Xerxes，波斯大帝居鲁士之子）的进犯（希波战争）为止，在希腊历史和希腊文明领域内，并不存在什么能够有权要求管辖全希腊的，或甚至某个地区的最高政治权力。某种性质的团结是存在的，一种精神上的并且是愈来愈紧密的团结：宗教、语言、制度、风尚、观念、情绪，全都趋向于这种团结。不，还不止这些，围绕某个提佛（Thebes，旧译忒拜）某个雅典，和伯罗奔尼撒诸中心的周围，或在伊奥利亚（Ionia，今土耳其小亚细亚西海岸中部），在大希腊（今意大利半岛南部），在利比亚，甚至在黑海（Pontus）或者直到远西（以马萨利亚Masselia 即今法国马赛为中心的一群城市），有结成集团的，有合并的，有近邻同盟，有统一运动；但是你仍然不能通过推理从树木看到森林……”
城邦是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础，因为这些城邦都很小，“除斯巴达而外，阿提卡（雅典）是全希腊仅有的，领土相当广阔，却一直处在一个单一意志指导之下的国家，和阿提卡的1000平方哩的领土相比，任何其他希腊城邦的领土是很小的，彼奥提亚诸城邦，除提佛而外；领上面积平均为70平方哩（纵横25华里——本书作者），西息温（Sicyon）140，夫利阿斯（Phli-us）70，科林斯（Corlnth）350，优卑亚八城平均180，甚至只有一个城邦的海岛基俄斯（Chios）只略多于300，而此岛还是最大的。塞维阿？赛尔彼喜阿斯（ServiusSulpicius，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将军）写信给西塞罗说：‘当我从亚洲回来，从埃吉纳岛（Aegina）航行到麦加拉（Megara）去的时候，我开始观察我周围的地方。在我后面，我可以见到埃吉纳岛，前面看到麦加拉，右面庇里犹斯（pireaus，雅典的海港），左面科林斯’”。只有在这样小面积的城邦里，人口不多，人们才有可能彼此较为熟悉，政治家们才有可能在城市中心广场这样的地方发表演说，公民们也才有可能参加公民大会，进行选举活动。
每一个城邦也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无论是腓尼基城邦还是希腊城邦，各个城邦都拥有独立的主权，而不像大陆帝国中的每一个城市都要服从中央，所有的城市都有一个统一的支配中心。因此，希腊城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存模式，阿德科克说，“这些城邦显得具有某种个性，这种个性愈是高度发展，愈是强烈地被意识到，就愈不愿意哪怕是部分地牺牲它……每个城邦向它的邻邦要求它的自由和自治，要求有权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处理它自己的事务……城邦虽然不容忍它境界以内主权的分割，对它邻邦的独立却是容忍的。防卫的意志超过了攻击的意志。事实上，领土的扩张亦即东方诸帝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在希腊诸城邦却出奇地微弱。希腊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种感觉。他们愈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和宗教的社会一致性，他们愈是不愿意扩张，因为扩张意味着他们密切的共同生活松懈下来了。他们打算要统治邻邦，却不打算吞并邻邦，更不愿意在一个较大的联盟内放弃他们的独立”。
城邦形态必然会有适应这种形态的城邦制度，但何种制度最适合希腊城邦却各有选择，比如斯巴达就选择了寡头军事制度，斯巴达公民实际上就是生活在一个大军营里；而雅典则选择了公民民主制，这种民主制也曾为希腊文明中最灿烂之处，亚里士多德曾对希腊城邦做出了详细的解释，他说亚里士多德下述定义中的公民和公民组成的城邦：“（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涵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其实，无论是雅典的民主制还是斯巴达的全民军事制，其实最终进行决策还是少数几个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一针见血地说：“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只不过他们这种决策权是来自独裁还是来自公民赋予。
城邦制度需要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作为基础和保障，否则，如果因为经济需要借助中央力量来维持的话，那么城邦必然不能独立。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对海洋与城邦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了很漂亮的说明，他用跨海迁徙轻而易举地说明了海洋民族与大陆民族之间的本质区别，也说清了契约社会和专制社会之间的不同，他说：
“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情况：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有许多东西会变成饱经沧桑的，另一种丰富的新奇的玩意了……”
“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
“跨海迁移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这种制度大概是一种没有分化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表现，它这时还没有由于明晰的社会意识而在经济、政治、宗教和艺术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