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著名先锋作家，1963年生于苏州，原名童忠贵。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代表作有《园艺》、《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离婚指南》和《碧奴》等。另有《1943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和《我的帝王生涯》等影响力较大的小说。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许多余：苏童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新书《碧奴》出版！十分荣幸能和您对话，感谢天涯提供了这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平台！
苏童：你好！
许多余：我个人理解的“先锋”是一种不断求索和突破的精神，发现尚未得知的存在；请问您对“先锋文学”有何理解？而徐星一直否认自己是先锋作家，您对此有何看法？
苏童：我想我最初走上文坛的时候，因为年轻，因为心中的文学理想，导致了作品的一种先锋的面貌。正好与当时别的一些作家的作品组成了一种所谓先锋的潮流。先锋的某种意义是叛逆和破坏，内心因为有叛逆的欲望和破坏的欲望，所以导致作品必定是带有破坏性的。但是作家的写作，如果与什么任何东西有契约的话，那么那张契约不是先锋，而是文学的理想。而理想是会变的，所以不停在改变的理想引导着我的写作。使我的作品变成现在的样子。
许多余：有人说“先锋”就是要不停地在表述文本形式上求得变化，推陈出新。请问苏老师是不是这样？
苏童：锋在文本形式上的冒险，是先锋的一大标志。但恐怕更大的先锋的意义，是在精神上的探险。先锋最大的特点，是对现实的抵抗，是不同意。我想我个人的写作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抵抗的态度不能帮我抵达我所需要的那个现实。我所需要的那个现实，有时候要依赖于一个陈旧的现实。所以破坏和颠覆，对我来说有时候是进步，有时候仅仅是暴动。所以我现在对现实的态度已经没有任何的天生的抵抗，而是拥抱它，接受它，然后去批评它。
许多余：请问苏童老师，您笔下的女性形象为何如此生动？是现实了解得多还是出自想象的力量？
苏童：我们家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在不认识我之前没有看过我的小说，但听别人说起过我。所以他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妇女问题专家，后来认识成了朋友以后到我家里做客。他夸奖我对女性的认识，我妻子在旁边发出了三声冷笑。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写女性写得好，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荣耀。我不认为我比别的男性作家更能琢磨女性心理，但是我的态度好，态度决定一切。
许多余：中国当代还会不会出现俄国19世纪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中国小说家是不是也到了现代后？为什么没有托和陀那样的知识面、关注的问题、思想的痛苦和对现实的责任意识？
苏童：你提到了我心目中现实主义的两座高峰，要逾越他们是每一个有野心的作家的梦想。但是写作寻求相遇，这个相遇是与作品品质的相遇。它有许多前提，首先要与思想相遇，在托尔斯泰那里，是与宗教感相遇，在陀氏那里似乎更多的是与苦难相遇。而相遇是一种造化。我们都在寻求这种相遇。但擦肩而过，恰好是我们最常见的现状。等待时间改变吧。
许多余：苏童老师是否可以用一句话把神话故事《孟姜女》和您创作的《碧奴》最本质的区别介绍给大家？
苏童：一时找不到最理想的词汇，在传统的孟姜女故事的版本中，孟姜女作为一个女人的形象大于一切；而在《碧奴》中，碧奴的眼泪大于一切，大概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大区别许多余：您是否非常喜欢描写人性黑暗来吸引读者呢？
苏童：说到作品中的人性描写，其实我关注的从来不是人性的黑暗面，黑与白，正与负，善与恶，不是一个简单的两极世界，人性是有褶皱的，这个褶皱被打开来，恰好是人性的宽阔的中间地带。这中间地带是我感兴趣的，它的天地很大。
许多余：您的有些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个人认为，这离不开一个好的剧本，也就是您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内涵。我想请问您对电影有什么研究？您怎样看中国电影的现状？我个人认为当今的所谓中国大片，表现的只是在场面上和色彩上的宏大和眩目，运用了太多的科技手段来修饰，然而实质上的情节和内涵却十分的肤浅，您对此怎么看？
苏童：我恰好是个不喜欢看大片的人，当然春节时候例外，欢欢喜喜过个年。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倾向于电影是一门艺术，是艺术为什么一定要大呢？许多余：请问您觉得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写手读书多少跟写的东西精彩不精彩有无必要联系啊？我看书看得很少的，但我觉得我写得也很好，但别人也未必觉得好，说我读书读得少。所以就问下您这个大作家啦。
苏童：这个问题涉及阅读与写作的互相影响。是有这样的例子，许多人喜欢读，却讨厌写。但是我很少碰到这位朋友的例子，喜欢写却不喜欢读。但是我想阅读，甚至不论是读什么，对你永远不会造成负担，它会给你提供种种的便利，不仅是写作上的也包括思想上的，甚至是为人处世的态度。
许多余：您是年少成名的，如果当初不是那么顺利的话，您是否还会一直坚持走文学的道路？
苏童：关于年少成名的问题，我比较相信江湖上的一句话，所谓浪得虚名。但是一个年轻人如果获得了他意料之外的声名，则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被负担压垮；一个是把那个沉重包袱里的东西减轻拿掉，越拿越少，你还可以赶路。我当然是尽量在做第二种选择。
许多余：您对写什么还是怎么写更关心？
苏童：写什么与怎么写都很关心。不容你忽略任何一面。这也是一个写作者在工作时的基本状态。
许多余：您觉得小说家必须有悲悯的情怀吗？
苏童：说到悲悯情怀，其实不光是小说家应该有，不写小说的人也应该有。所以它不是一种情感上的奢侈品，其实是我们人类情感的必需品。
许多余：你们那时出来的先锋小说家，到了如今为何大多改为现实写作？比如余华，似乎他的成名更多的是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并非一开始的先锋小说。
苏童：先锋小说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给读者的印象是离先锋越来越远，离现实越来越近，这也是一种自觉的革命。多半是出于内心的需要。
许多余：请问苏童老师，您觉得写作对一个写作爱好者来说，是个人生活经验重要还是个人禀赋悟性重要？而您是靠什么写出那么多优秀小说的？有所谓秘诀吗？
苏童：写作需要什么，还真是没有标准答案。通常来说，热情是最重要的，是对写作的热情。很难判断天赋和个人生活经验在写作当中的百分比。也许都需要。
许多余：请问您看一篇小说，首先是看他的哪一点？人物？描写？或者其他的？
在您心中，什么样的小说算是优秀的？
苏童：作家在看别人的作品的时候，一般先翻三页，会确定我是否要看这一部小说，很难描述这个标准。更多的时候我形容是一种嗅觉，文字其实也是有气味的。喜欢这个气味就会有兴趣读下去。
许多余：在一个越来越崇拜西方文学的环境中，中国的作者们如何在继续保留自己传统的同时向别人学习？您有偶像吗？我说的不仅仅指创作方面，是谁？
苏童：对于西方文学的认识，其实每个作家都不一样，如果说崇拜恐怕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由于西方的小说传统多年来一直在非常健康地延续着，这个系统中新陈代谢非常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非常优秀的有延续性的经典作品，但是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它是有断代，有裂痕，有空白处的，所以判断它的好坏反而不太容易。我的观点是中西兼收，营养要全面，对人的健康是这样，对文学也是这样。我其实是有很多偶像的，要说中国作家，鲁迅、沈从文是我的偶像。西方作家中有很多是我的偶像，像刚才提到的托翁、陀氏、福克纳、福楼拜等。
许多余：请问如何认识文学创作、图书出版和影视改编之间的关系？现在许多名作家多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您在这方面肯定深有体会。而很多想在文学方面有创造的年轻人，似乎也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苏童：这个其实是作家正在学习的一个课题，因为以前那种非常宁静的单纯的作家生活现在变得非常脆弱。就像我，似乎已经不可能坐在书房里不出来。一本书写完之后，交给出版社，出版社要把你拉到市场来巡游。然后你愿意不愿意是一回事，但是你的职业道德要求你配合。像电影与影视的关系，处理起来也不是作家所擅长的，但是你必须自己做。所以一个作家的生活变得不再单纯。
许多余：我们这一代人是沉浸在“娱乐，浮躁，消极，安定……”中长大的，文学已经失去它本来的意义了。特别是先锋文学，已经很少有人提及，有的甚至都不知道。请问您对于80后写作者有什么看法和忠告？
苏童：对于这个时代的看法，可能每个人是不同的。我比较同意转型这一说，一个正在转型的时代，它也影响到文学。但是奇怪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读者的生活方式却变了。对于一些读者来说，阅读这个姿态，仅仅变成了休闲。但是文学提供的不是休闲，它对人永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不能决定你的生活，但有时候能决定你的思想。所以我觉得如果转型完成，那么整个社会对文学的需求会越来越高。
许多余：现在流行一句话“所有的故乡都在沦陷”，很多作家和写手也都在针对中国文化的归属和发展思考和讨论，请问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苏童：我是比较同意这么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故乡，我们其实是在说记忆，在说情感。我们心目中的故乡，其实是不希望它变的。但历史潮流，不容它不变，它一变，对我们的情感造成了许多微妙的伤害，也是我们记忆当中永远的不和谐音。
许多余：我以前在南京待过，感觉夏天潮湿，蚊子多。不知道现在秦淮河的夜间，有否恢复盛唐时的面貌。才子佳人，风采入画。
苏童：南京的夏天现在更潮湿了，蚊子却少了，因为蚊子现在被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声音、电流，吓跑了。秦淮河，河水还是那个河水，但是两边的景色是水泥、钢筋仿造的，所以假使你现在去秦淮河的话，不仅你所有的游客都感觉是在电影布景之中。
许多余：江苏有很多值得尊敬的作家，叶兆言、毕飞宇……还有您，你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吗？请问您作为江苏作协副主席，会经常陪酒、吃饭、娱乐不？
苏童：叶兆言和毕飞宇都是我的私人朋友，我们恰好又都在江苏作协，因此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大张旗鼓谈文学的机会不多。我们在一起打拖拉机多于谈文学。
我毫不矫柔造作地说，如果不是别人提醒我，我是江苏作协副主席，我是经常忘记有这个职务的。陪酒、吃饭、娱乐基本是与朋友在一起，与官场无关，因为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我从来不在官场上。
许多余：我知道苏老师以前在《钟山》，请问现在在哪里？苏童：我现在不在《钟山》，但还在江苏作协。
许多余：我们这一代人的迷惑主要是市场和自我的矛盾，说到底也就是金钱的困扰——请问如何从这种自我的功利性中突围？
苏童：我觉得金钱观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似乎也不存在什么真理。人有多少钱才够？但我觉得钱够用就好，不必要为了钱去搏命。当然最理想的处理金钱和生活的方式是干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赚钱。
许多余：苏老师闲暇时喜欢听歌吗？余华有段时间疯狂地听国外的钢琴曲和交响乐（同时还写个随笔集《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叫《高潮》）。您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呢？它们是否也曾影响到您的写作呢？您喜欢中国摇滚乐吗？比如崔健、许巍、张楚……
苏童：余华是癫狂级的音乐发烧友，我不癫狂。除了古典音乐，我一直喜欢而不得入其门，我其实比较喜欢美国的一种民间音乐BLUE GRASS，是用很轻的乐器演奏的，人的声音也是不雕琢的，自然的声音，这是我在写作之后最想听的音乐。摇滚是我年轻时候曾经热爱过的，那时候是崔健的时代，所以我至今仍然是崔健的粉丝。一旦听到《一块红布》、《花房姑娘》就很感伤，因为觉得我的摇滚时代过去了，我的青春时代也过去了。
许多余：我们这一代人是沉浸在“娱乐，浮躁，消极，安定……”中长大的，文学已经失去它本来的意义了。特别是先锋文学，已经很少有人提及，有的甚至都不知道。请问您对于80后写作者有什么看法和忠告？
苏童：对于这个时代的看法，可能每个人是不同的。我比较同意转型这一说，一个正在转型的时代，它也影响到文学。但是奇怪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读者的生活方式却变了。对于一些读者来说，阅读这个姿态，仅仅变成了休闲。但是文学提供的不是休闲，它对人永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不能决定你的生活，但有时候能决定你的思想。所以我觉得如果转型完成，那么整个社会对文学的需求会越来越高。
许多余：现在流行一句话“所有的故乡都在沦陷”，很多作家和写手也都在针对中国文化的归属和发展思考和讨论，请问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苏童：我是比较同意这么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故乡，我们其实是在说记忆，在说情感。我们心目中的故乡，其实是不希望它变的。但历史潮流，不容它不变，它一变，对我们的情感造成了许多微妙的伤害，也是我们记忆当中永远的不和谐音。
许多余：我以前在南京待过，感觉夏天潮湿，蚊子多。不知道现在秦淮河的夜间，有否恢复盛唐时的面貌。才子佳人，风采入画。
苏童：南京的夏天现在更潮湿了，蚊子却少了，因为蚊子现在被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声音、电流，吓跑了。秦淮河，河水还是那个河水，但是两边的景色是水泥、钢筋仿造的，所以假使你现在去秦淮河的话，不仅你所有的游客都感觉是在电影布景之中。
许多余：江苏有很多值得尊敬的作家，叶兆言、毕飞宇……还有您，你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吗？请问您作为江苏作协副主席，会经常陪酒、吃饭、娱乐不？
苏童：叶兆言和毕飞宇都是我的私人朋友，我们恰好又都在江苏作协，因此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大张旗鼓谈文学的机会不多。我们在一起打拖拉机多于谈文学。
我毫不矫柔造作地说，如果不是别人提醒我，我是江苏作协副主席，我是经常忘记有这个职务的。陪酒、吃饭、娱乐基本是与朋友在一起，与官场无关，因为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我从来不在官场上。
许多余：我知道苏老师以前在《钟山》，请问现在在哪里？苏童：我现在不在《钟山》，但还在江苏作协。
许多余：我们这一代人的迷惑主要是市场和自我的矛盾，说到底也就是金钱的困扰——请问如何从这种自我的功利性中突围？
苏童：我觉得金钱观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似乎也不存在什么真理。人有多少钱才够？但我觉得钱够用就好，不必要为了钱去搏命。当然最理想的处理金钱和生活的方式是干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赚钱。
许多余：苏老师闲暇时喜欢听歌吗？余华有段时间疯狂地听国外的钢琴曲和交响乐（同时还写个随笔集《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叫《高潮》）。您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呢？它们是否也曾影响到您的写作呢？您喜欢中国摇滚乐吗？比如崔健、许巍、张楚……
苏童：余华是癫狂级的音乐发烧友，我不癫狂。除了古典音乐，我一直喜欢而不得入其门，我其实比较喜欢美国的一种民间音乐BLUE GRASS，是用很轻的乐器演奏的，人的声音也是不雕琢的，自然的声音，这是我在写作之后最想听的音乐。摇滚是我年轻时候曾经热爱过的，那时候是崔健的时代，所以我至今仍然是崔健的粉丝。一旦听到《一块红布》、《花房姑娘》就很感伤，因为觉得我的摇滚时代过去了，我的青春时代也过去了。
许多余：感谢苏童老师跟我聊了这么多，感谢啦！下次去南京时一定要去找您！
祝愿您新作频出，百事顺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