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极为发达，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有六家。其中，王安石的研究状况已经介绍过，欧阳修、苏轼将在下面有专章介绍，这一节介绍另外三位作家——曾巩、苏洵、苏辙的研究状况。
一、曾巩的文章及诗
曾巩的文章在封建社会曾经受到文人们的高度赞扬。可在1901年到1980年的80年间，他却颇遭冷落。1949年以前，只有王焕镳1930年11月在《江苏国学图书馆馆刊》3卷撰写的《曾南丰先生年谱》；熊翘北1934年11月在《江西图书馆馆刊》1期的《曾巩的生平及其文学》。陈柱《中国散文史》引述林传甲之语云：“江右章贡之縵，多古文家。自欧阳公起于庐陵以后，未几王安石兴于临川，曾子固出于南丰，遂极一时之盛。唐宋八家宋得其六，眉山三苏与江右各得其半焉……曾、王之文有极相似者，如子固之《墨池记》，荆公之《芝阁记》，皆寂寥短章，使人味之隽永。此曾、王之所长也。朱子云：‘熹未冠而读曾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洵子固之定评。”也算是持平之论。此外，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朱起凤选注的《曾巩文》。
1949年以后至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研究曾巩的论文几乎一篇也没有，文学史提到他往往略略带过。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短短的介绍中反复加以贬抑，说“他既没有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批判态度，也很少韩愈那种针对现实鸣其不平的精神”，“儒学正统气味较重”、“缺乏新鲜感或现实感”。1983年，在江西南丰举行了纪念曾巩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希望改变过去将文学散文的范围划得过窄、冷落曾巩的现象。从此，1984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有陈杏珍、晁继周点校的《曾巩集》；1986年中华书局据金代中叶临汾刻本影印了《南丰曾子固先生集》；1986年12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辑的《曾巩研究论文集》；还有1990年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了王琦珍撰写的《曾巩评传》等等，曾巩的研究一时反而显得比苏询、苏辙更加繁荣一些。
王琦珍《学术自应超董贾，文章元不让韩欧》一文，高度评价了曾巩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说曾巩与欧阳修一道，成为开文章“义法”的人物，说他“十分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比韩愈、欧阳修更强调“贯道”、“振文”、“经世”的关系，更强调儒学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与作用，十分重视文章的写作艺术。并认为他的文章风格雍容典雅，行文纡徐婉曲，语言平易灵活，气体峻洁爽净，在唐宋派和桐城派中有很大的影响。鉴于上述几点，作者认为，尽管“义法”说被桐城派纳入“万世治统之系”，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曾巩文论的局限，“但我们评价曾巩，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他文论主张提出的目的与积极意义”。作者认为：“曾巩是古代散文史上一个卓有成就的大家，在宋代古文运动中，他有过积极的贡献，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也发生过积极的影响。前人说他‘学术自应超董贾，文章元不让韩欧’，这评价，大致上是恰当的。”王水照对曾巩的评价比较审慎，他在《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中说，曾巩“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他在风格、手法、技巧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两篇文章都关注到了曾巩在新时期的文学研究中受冷落的问题。王琦珍从思想史的角度，将这种现象归因于曾巩具有较为浓重的儒家思想，并被后来的理学家和桐城派古文家所推崇，“白话文兴起，一班文学革命论者，打倒‘桐城谬种’，扫荡‘选学妖孽’，那原被桐城推崇过的曾巩，也就不再有人问津了”。
刘扬忠在《从曾巩受冷落看古代散文研究》一文中认为，曾巩受到冷落，“除了文学之外的原因，一定还有文学本身更为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这原因就是，人们对曾巩以及与曾巩同类型的古代作家的特殊创作个性、创作风格缺乏认真的探索与了解”。文章认为，当今人们多欣赏散文的形象性与抒情性，而旧时代的人多注重曾巩“醇于儒”的思想特色，没有系统地阐发其艺术成就，于是，今人囿于特定的文学观念，“甚而有意无意认为他不是文学家”。朱安群《从鼎鼎大名到世罕见知——论曾巩文学地位的变迁》一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曾巩从盛名煊赫到遭受冷落的原因，并指出了曾巩文章的局限。文章认为，在北宋时期师友们高度评价曾巩的原因是他注重循规蹈矩的道德修养，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曾巩的价值观失去了社会价值；南宋、元、明、清人之所以重视曾巩，是因为他的思想接近道学，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文以载道”的“杂”文学观念，还因为曾巩的文章有法可循；但理学家觉得他的哲理水平低，思想史、学术史不提他，文学家则觉得他的文章道学气太重，缺乏形象性和抒情性，所以文学史冷落了他。作者认为，曾巩文章善于吸取古人长处，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但这风格恰恰是太平、太实，太朴、太质”，缺乏形象性、抒情性、新奇性，感人之处比不上韩、柳、欧、苏诸家。“前人说曾巩‘学术自应超董贾，文章元不让韩欧’，捧得失当。”文章还认为，曾巩的教训就是在各方面都过于慎重了，“没有拼搏前进突破陈规的勇气，人生便减却了光彩和价值”。
人们讨论较多的还有曾巩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等问题。陈圣的《论曾巩的哲学思想》认为曾巩对世界本质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唯心的，其思想的主要倾向是“主内”，主张一种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主观道德修养论，属于儒家正统的教化中心派，“虽则没什么创造，只是对思孟学派观点的继承和运用，但形成了体系，也有一定的思辩力，从而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这是不能忽视的”。傅义《试论曾巩的学术思想》也指出：“曾巩的学术思想是本原六经，而远绍正统的思孟学派的，他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超阶级的人性论，他的学术研究是以大学之道为核心，始于致知，本于修身，终于治平，是教化中心论，他特别注重道德修养，也留意于经世致用，其道学气、经生气虽然比较重，但还不很空疏。”其学术思想继承性的多，创造性的少，“但在当时，不仅对诗文革新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经学、理学也有一定影响”，为经学演变为理学开了先声，因而受到后世理学家的高度称赞。
万陆《曾巩散文理论和散文创作的特色》，将曾巩散文风格总结为“古雅而又平正，蕴藉而又自然”。王水照《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一文则指出，曾巩“以欧阳修为自己的楷模和表率，其思想特点和散文艺术都深受欧氏的影响”。并将其思想内容总结为三点：发扬民本思想，重视民生疾苦；研讨治国之道，关心吏制，砥砺臣节；因时制宜，反对墨守经学陈规。又将其艺术特征归纳为：1.敛气蓄势，藏锋不露；2.善于立意，精选文眼；3.议论与叙事、写景、抒情的结合。唐厚纯、夏雨《曾巩散文艺术特色漫议》一文，将曾巩散文的艺术性归纳为四个方面：舒缓回旋，气质内潜；裁剪得体，条理分明；锻词炼句，语言洁净；文以贯道，经世传久。鲍时祥《曾巩和他的散文》一文认为：“曾巩是一个擅长议论的散文大家，他以温雅平正、绵密周详的风格独立于韩、柳、欧、苏之中，抒情、记事难与欧阳修争先，说理议论则可以和王安石并驾。”熊礼汇《论曾巩散文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认为，曾巩散文总的特点是端整、厚实、平正、谨严，来得“柔婉”。其艺术特点主要是：第一，因事作论，征古引经；第二，藏锋不露，婉曲达意；第三，叙事周密，翔实明白；第四，构思入微，精于布置。文章还探索了曾巩散文艺术特色形成的原因，如当时学风、文风的影响；曾巩的文论主张；曾巩着意学刘向、匡衡之文；他独特的性情、气质等。梁静《曾巩散文的艺术特征论略》一文认为：曾巩散文的艺术特点是“敛气蓄势又富有情韵”、“结构严谨而又富有变化”、“融议论于叙事、写景、抒情之中”。
曾巩的散文在明清影响极大，对于他的影响，也有人做了专门研究。邓韶玉《论曾巩散文对明代唐宋派的影响》一文认为，曾巩散文在明代唐宋派作家的心目中之所以高出韩、柳、王以及三苏，而几乎与欧阳修并肩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由明代文坛反拟古斗争的需要决定的；其次，唐宋派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同欧、曾几乎有着完全一致的认识；再次，“因为曾巩散文不但平易理醇，而且文章的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的法度，读来显得规矩严密，因而较任何一家都易于学习”。文章认为，曾巩散文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古文理论方法上，曾巩与韩、欧一致，比如对文章“适世致用”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对文与质关系的认识等方面，唐宋派完全受了韩愈、欧阳修与曾巩的影响；其次，曾巩是最早将“文统”之说从孔、孟、荀、杨、韩延续至欧阳修的，影响到唐宋派“文以道相盛衰”的理论。三是，创作的影响。曾巩在创作上借六经为本源，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都影响到了唐宋派。作者还认为：“鉴于曾巩煊赫两宋、沾丐明清而晦于当今的怪现状，加强对曾巩的认识和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李泽平《试论唐宋派的师法特点》，从理论、创作和风格三方面考察了唐宋派散文的特色，指出“曾文是最符合唐宋派对文风的要求的”，唐宋派诸人推崇曾巩，既是他们鲜明的个性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成就，成为一种缺陷。
曾巩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其诗歌成就虽不很高，却也可以自成一家。一般的文学史只谈其文章，不论其诗。近年来，出现了有关曾巩诗歌的专论。熊大权《曾南丰诗略探》从总体上评价曾巩的诗歌，指出在曾巩的近四百首诗歌中，“寄”、“送”、“和”、“答”等主题占了相当数量，“大都表现得情真意挚，不趋炎附势，没有庸俗的趣味与虚假的矫情”。文章分析了曾巩登临观赏、咏史怀古等题材的诗，说曾巩“还写了不少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和关心民瘼的诗”。关于曾巩诗歌的艺术特征，文章认为他早年的诗“颇有气势，多五、七言古诗，多奔放恣肆”，不太注意格律，运用了不少生涩冷僻的典故，“必欲酣畅淋漓”。进入不惑之年后，锐气锋芒有所收敛，更注重形式格律和诗歌的韵味，用词谴句趋于精致圆熟，冷僻典与生涩语减少，总体上说，曾巩的诗“既有清隽淳朴的一面，又有壮峻雄拔的一面，而以清隽淳朴为基本风调”。
刘乃昌《简谈曾巩的诗歌》说，曾巩的古体诗有时琢炼不精，有失于槎牙之嫌，而律诗有许多精湛之作，长于写景，“技法较为精巧”，“古诗平实质朴，近体晓畅清健”。胡守仁在《论曾巩诗》一文中指出：“可以说子固诗不如文，不可以说子固不解诗”，曾巩的诗“有一定的思想性”，“也有一定高度的艺术性”，“有的造语雄伟奇崛，这得力于韩退之”，也有“情韵不匮，风致绝佳”的。文章还具体分析了曾巩的若干首诗歌。
二、苏洵的著述及学术渊源
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又以其散文的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学术上他还是“蜀学”的奠基人。在苏洵研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曾枣庄、金国永两位学者。他们在80年代初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苏洵的学术论文，前者还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了《苏洵评传》，书后附有《苏洵年谱》；后者也在中华书局1984年1月出版了《苏洵》。关于苏洵的专著还有谢武雄在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苏洵言论及其文学研究》。另外，关于苏洵生平的研究，还有关贤柱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的《苏洵年谱》等。
首先是关于苏洵著述的问题。刘尚荣的《〈类编老苏大全文集〉初探》一文，介绍了宋代苏洵文集的传刻情况与《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的基本面目，指出该本保存了《南行集》中的佚诗，为钩陈苏洵文集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中《自尤》一诗写了与其妻兄程浚及其子程之才交恶的始末，从版本学的角度提供了《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的依据。另外，刘尚荣《苏洵佚诗辑考》，从《类编老苏大全文集》、《百家注分类东坡诗》以及《施顾注苏诗》等诗文集中辑出苏洵佚诗二十余首。曾枣庄《苏洵诗文系年》，将苏洵的主要作品作了较为可信的系年。
在苏洵的著述中，《辨奸论》是重要的一篇，它涉及到对王安石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对《辨奸论》真伪的讨论，早在清代就开始了。这里介绍20世纪（主要是50年代以后）的争论情况。
邓广铭在《王安石》一书中认为《辨奸论》系伪作。认为该文是南宋时期一个文人（邵雍之子邵伯温）伪造的，因为南宋初年充满了反对新党和新法的空气，一般文人又是苏洵、苏轼的崇拜者。李清怡在《试论〈辨奸论〉的真伪问题》中提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他认为该文是苏洵作，理由有三：首先，张方平为苏洵写的墓志中提到了《辨奸论》；其次，苏轼给张方平写的信《谢张太保撰先人墓志书》中提到了《辨奸论》；再是，沈卓然写的《苏老泉年谱》中提到了《辨奸论》。吴小如在《说“辨奸论”真伪问题》一文中，主邓广铭的伪作之说，并指出其根据为清人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五之“书《辨奸论》二则”。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有更详细的论证。后来，张家驹在《文汇报》1961年4月4日《〈辨奸论〉的伪造为北宋党争缩影说》、曾枣庄在四川大学《古典文学论丛》第15辑1982年10月的《苏洵〈辨奸论〉真伪考》等文章都认为《辨奸论》为伪作，此说几成定论。周本淳在《〈辨奸论〉并非伪作》一文中指出，《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七提到《辨奸论》、张方平《乐全集》、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都提到《辨奸论》，此非元党人及理学家所能伪造，而李绂在论证中未提及二书，似未曾寓目。又叶梦德得《石林避暑录话》之题记作于绍兴五年六月十一日，在卷一记载了苏洵作《辨奸论》之始末。出于上述原因，作者力持《辨奸论》为苏洵作。章培恒在《〈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兼论〈王荆公年谱考略〉中的有关问题》一文中，以洋洋四万字的篇幅，有理有据地逐条驳正了持《辨奸论》为伪作之说者的观点，证明该文确是苏洵之作。关于《辨奸论》真伪的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苏洵的文章风格及学术渊源，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其学原本兵家之权谋、法家之刑名，而舒以纵横家之捭阖，切事情，明是非，其笔力一出一入，王安石目为战国之文，可谓知言。特以清畅肆辨析，而不为《国策》苏张之瑰篬。同一抵掌而谈，纵横跌宕，而一雄丽，一清遒；纵笔所之，风驰雨骤，极挥斥之致，而机势圆转如辘轳。同韩愈之驰骋雄迈而无其沉浸頬郁，此所以为宋人之文也。”金永国在其《苏洵》一书中说：“苏洵的论辩文，格调高古，波澜起伏，抑扬顿挫，如大江流水，汩汩滔滔；如空中咳唾，随风飘扬，使人读之琅琅上口，爱不忍释。”他还将苏洵散文的艺术手法之特点概括为：其一，质而实绮，简而多姿，古朴精练而觉新鲜生动；其二，妙喻连篇，穷情尽变；其三，用典纯熟，征引贴切。曾枣庄在《苏洵评传》中也总结苏洵散文的艺术特点为：纵横恣肆，气势磅礴；结构严谨，说理周详；曲折多变，纡徐婉转；妙喻连篇，形象生动；语言质朴，意味隽永。
关于苏洵的学术渊源。金国永在《苏洵学出于战国纵横辨》中指出，苏洵对纵横家，包括对苏秦的评价，均未超出《史记》的范围，且赞成个别纵横家的学说，也不等于自己就是出于纵横家。认为苏洵学出于纵横家的说法盛于南宋、元、明，当时朱熹的理学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苏洵及其二子受到各种诋毁和中伤是顺理成章的”。夏露在《苏洵学术渊源辨析》中指出，分析苏洵的学术渊源是有必要的，因为他是蜀学的奠基者，学界尚无人深究；且苏洵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正是理学处于萌芽状态的时期。文章认为，苏洵在科举之途上受挫之后，刻苦求索，“从先秦诸子处寻求到了包罗甚广的原始理论，再加以批判地吸收、发挥和扬弃，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作者指出，苏洵自己明确地指出他的思想与孔子有异，他将韩非之说导入了孔子学说中，吸收了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某些方法，但并不欣赏他们的用心，“其学术思想的主干是早期的法家思想，同时又分支逸出，又有儒、兵、墨、纵横家思想，宋儒多有的佛、老庄思想反而较少，他熔铸众说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苏辙的散文
在宋代文学研究中，真正受到冷落的是苏辙。尽管我们可以看到金国永在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苏辙》，曾枣庄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苏辙年谱》，但关于他的专论实在是太少了。栾贵明《苏轼、苏辙集拾遗》，从《永乐大典》
中辑出《栾城集》中漏收的诗文9条；唐圭璋编《全宋词》，从曾糙本《东坡词》中辑出苏辙词1首；刘尚荣《苏辙佚著辑考》，从《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东坡和陶诗集》、《续资治通鉴》等书中辑出苏辙佚诗14首，佚文4篇。
一些文学史著作也提到了苏辙散文的成就。如钱基博说：“今观其文疏于叙事，而善议论，辨明古今治乱得失，出以坦迤，抑扬爽朗，语无含茹，而亦不为钩棘。策论特其所长，碑传则其所短。与轼蹊径略同，而波澜不如，气不如轼之舒，笔不如轼之透。”倪志间《中国散文演进史》指出：苏辙承其父兄，亦偏于法家思想，其所作叙事不及议论，辨明古今治乱得失，一出之坦荡，“抑扬爽朗而不为艰滞”。刘衍主编《中国散文史纲》认为，苏辙散文“以稳健见长”、“论事详赡工稳，文风淡泊平和”。
有几篇文章从比较的角度谈到了苏辙的散文。刘乃昌《苏洵、苏辙文学简评》说，苏洵撰文，“立足于现实，着眼于适用”，意在为当朝提供策谋，“务出己见，不蹑故迹，笔锋老辣，析理精微，纵横博辩”；苏辙则“不及父兄宏博雄辩、才思横溢，但还是深有功力，能以卓然自立的”，能做到理事浑然一体，紧密结合。在写法上，则“文势汪洋，变化多态”。洪本健《苏洵、苏辙散文创作比较论》认为，苏洵、苏辙的散文在议论上有纵横驰骋与纡徐委备之别；其书信一周悉雄放，一委婉尽致；其杂记一峻整劲健，一疏宕袅娜；其风格一雄奇恣肆，一汪洋淡泊。作者指出：“汪洋淡泊”确实很能体现小苏文的风格，“渭小苏文蕴蓄深广而纡徐有致”，他在接受父兄疏放洒脱文风影响的同时，也以欧文为学习的楷模，把委婉纡徐、一唱三叹的艺术情趣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尤近乎欧阳文之神韵”。
曾枣庄《苏辙对北宋文学的贡献》，分析了苏辙的文论与散文、诗歌创作，指出：苏辙的成就虽然不及苏轼，但“有其自成一家的特殊风格”。唐骥发表的《浩然之气，一以贯之：苏辙散文特色略论》是关于苏辙散文的一篇专论。该文主要以“浩然之气”概括苏辙散文的创作精神，认为他早期的散文以政论为主，“对当时的权臣也敢于提出批评”，表现出虎虎生气。在对苏辙思想的认识上，与倪志间不同，认为苏辙基本上属于儒家思想，“除建筑在儒家思想尤其仁政、民本思想基础上的政治信念和有志兹世的政治抱负外，也不能排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因素”；中期的散文在一些园亭记中表现出“不动心”的“逆境中的乐观不屈”的精神，除受一定的禅宗思想影响外，儒家思想还是主要精神支柱；晚期的散文表现出“矢志不渝，斗争到底”的精神，以碑志传状等文字“争是非曲直”，以史传文字“假对古人的议论行一生之反思”，在其中都可以看出苏辙一如既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