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宋代杰出的大政治家，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诗、词、文均绝妙一时，故20世纪的绝大部分文学史著作和宋代文学研究论著都给他以相当高的评价。世纪初的梁启超说：“顾即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现将其研究中的有关问题分述如下。
一、生平、思想与著作
王安石政绩卓著而位极人臣，故其生平事迹史书记载较详细，但也不乏附会诋毁之说。年谱也有多种，以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考证最为翔实可信。该书《序》云：“予窃不自揆，编次荆国王文公年谱有年，所阅正史及百家杂说，不下数千卷，则因年以考事，考其事而辨其诬，已略具斯编矣。”此年谱在20世纪很流行，成为研究王安石生平的重要参考书。今人所著的王安石的传记、评传之类的著作也很多，除梁启超的《王荆公》之外，有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熊公哲《王安石政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邓广铭《王安石——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袭延明《王安石》，中华书局1986年版等。其中，邓广铭的著作影响较大，全书分为12章，作者在卷首自称：“我在这本书中所着重述写的，只是作为法家政治家的王安石，只限于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和实践；关于他的哲学思想、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等则未加论述。”199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裴汝诚点校整理的《王安石年谱三种》，除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外，还收有宋代詹大和撰《王荆公年谱》，清代顾栋高撰《王荆国文公年谱》。
在王安石的生平研究中，最重要而有争议的是关于他所推行的“熙宁变法”的看法。由于王安石性格刚毅果敢，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魄力来搞变法，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自南宋至明清又有不少正统观念强的学人加以诋毁，莫衷一是。不过，20世纪以来，自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大力颂扬之后，人们在有关论著中普遍将王安石称为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对其变法持肯定态度。在“文革”中王安石被视为法家人物，评价极高。到“文革”后，方才出现公开的反对意见。王曾瑜在《王安石变法简论》中说：“解放以后，史学界占优势的意见倾向于肯定他，但也有否定者，这就是已故的蒙文通先生，可惜未见有系统论著问世。在我们伟大祖国惨遭林彪、‘四人帮’之流蹂践之日，‘四人帮’出于篡党窃国的需要，利用王安石这个幽灵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对他的学说和变法，都随意地胡编乱造。”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的重点，是加强对贫民下户的搜刮和镇压，而对祖国的统一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至于他怀抱统一祖国的理想，农田水利法对发展生产起了某些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但毕竟只能作为评价变法的次要方面。”又说：“他的变法徒然使人民支付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却并未对祖国的统一做出像样的贡献，他对前辈提供的新东西，主要是加强剥削和镇压，这就难以肯定了。”但此说并未被人们普遍接受。许怀林《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地位》认为：“庆历新政之后的王安石变法，是势所必然，有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符合北宋社会的客观需要”，“王安石变法应该肯定，在于它符合社会发展要求，顺应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1949年以后，研究者很关注王安石的思想。吴志达《王安石诗初探》介绍王安石的思想说：他的世界观相当复杂，儒、道、墨、法、佛诸家的思想都给过他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从大体上说，在他罢相隐居以前，他的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基本上是属于儒家思想体系的，他的哲学宣言“致一论”的基本内核，是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是积极进取的，“晚年隐居钟山之后，则信仰瞿昙，常与高僧交游，佛家思想日渐增长”。冯憬远《王安石的唯心主义体系——与侯外庐同志商榷》一文认为，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说王安石的哲学是唯物主义，是可以商榷的。他认为，“总的说来，王安石终归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王安石的“天”是一个有意志性、义理性和主宰性的“天”，“道”是一种超现象、超形体的神秘本体。王安石的认识论也是唯心主义的，“一者他承认在认识中有某些先验的认识本源，二者是在认识对象问题上追求具有伦理内容的绝对的法则，为了建立这种联系，他提出了‘致其一’这种认识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用主体和客观的抽象统一和直接过度来弥缝他的先验认识本源和超自然认识对象之间的空隙的”。李宗桂《试论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则认为，王安石所说的“道”是自然、规律之意，认为规律是可以被认识和掌握的，王安石提出了“继天道而成性”的光辉命题，在自然观、发展观和认识论上，“都是基本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的”，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许怀林、吴小红《荆公晚年耽于佛屠辨》，认为王安石晚年研读佛书、与僧徒往来，意在了解一种学术，绝非意志消沉的行为，“王安石主观上并不存在遁世的愿望”，他虽然隐退，但仍然关注社会现实，勤于著述，“仅把方外生活作为世俗生活的调剂补充”。
关于王安石著作的版本，程弘《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指出，现在能见到的王安石诗文集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原于南宋绍兴十年詹大和刻本（临川本）的嘉靖应氏刻本和何氏刻本《临川先生文集》，与绍兴二十一年王安石曾孙王珏刻《临川王先生文集》（简称杭州本）是一个系统；二是南宋龙舒刻本《王文公文集》，现存两个残本，中华书局1962年配补影印。文章还详细介绍并对比了两个系统之间的差别，认为前者对研究王安石的思想、文学价值较大，但龙舒本有一些前者没有的佚文，颇有资料价值。也就是说，现存王安石的诗文集有两个系统：一种是“临川本”，另一种是“龙舒本”。通行的是《四部丛刊》影印的“临川本”，但该本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篇目失之羼乱，二是篇目有所缺遗。如《四库全书总目》就指出，李璧《王荆公诗笺注》中有72首诗为临川本所无。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李璧《王荆公诗笺注》，1959年，又排印出版了属“临川本”《临川先生文集》。此文集以嘉靖三十九年（1560）抚州翻刻詹大和刊本为底本，参校铁琴铜剑楼藏南宋绍兴刊本等，每卷之末附有校记，并有岛田汉、陆心源、朱祖谋、唐圭璋诸人辑佚的诗、文、词一卷，名《临川集拾遗》，这是现有王安石文集中最为完备的版本。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龙舒本”《王文公文集》，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文公文集》的排印本。
以上述整理本为基础，李德身编著了《王安石诗文系年》，他在该书“前言”中说：“笔者之所以为王安石诗文作系年工作，主要是出于对这位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的崇敬。他不仅是一位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流传下来的诗歌有1540首左右，散文也近800篇，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又说：“本书以考证王安石诗文作年为主体，与此无关的史实、考辨、异说、评价，一般从略……先系诗，后系文，词附在诗之后。所系的每一首诗或每一篇文章之下，一般注上阿拉伯数字，这表示该诗（或文）见于南宋龙舒本《王荆公文集》的卷数；有些诗（或文）之下并没有注上阿拉伯数字，表明该诗（或文）不见于《王文公文集》，而见于《王荆公诗笺注》或《临川先生文集》。”（按：列宁说王安石实行土地国有制，实非，但他对王安石的评价曾一度被广为转引。）
二、王安石的诗歌艺术
关于王安石的诗歌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其诗歌创作中早年与晚年诗风的不同；二是对“王荆公体”的认识；三是其诗歌的艺术渊源与影响；四是对某些具体诗篇的讨论。
（一）早年诗风与晚年诗风之异：
王安石的晚年诗风与早年有异，这一点宋人早已提到过。如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才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陈师道《后山诗话》载黄庭坚语云：“荆公之诗，暮年方妙。”这些看法对今人颇有启发。胡云翼《宋诗研究》在引用了上述宋人言论后，说：“少年时期的安石诗，不免浮露浅薄，已在前面说过；到了老年时期的安石诗，便迥然另是一种风格了。因为政治上的失意，志气的衰颓，人情世故看得越多，性情也含蓄了，自然去掉了少年浮薄之气；同时感慨的怀抱变为冷淡，而艺术和修养却更进步了。所以安石晚年的诗风格闲淡、造语工致而律法精严。”陈子展《唐宋文学史》指出，王安石作诗好谈佛理，有拟寒山、拾得诗，还好集句，但“只有他的暮年小语，才真正是他同时和后来的许多作家公认的他的长处。他该感谢他早年政治上的失败，成全了他晚年文学上的业绩”。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他的诗才殊高，所作皆以险绝为功，多未经人道语。他有《题金陵此君亭诗》云：‘谁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正是他的自赞。黄庭坚深喜安石晚年的诗，正以其格律有相合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三）指出：王安石早年的诗也和他的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不少咏史或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但“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创作了较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更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名作很多……这些小诗新颖别致，炼字炼句妥帖自然，艺术上确实比早年更成熟了”。
吴志达《王安石诗初探》指出：“他的诗风，固然以瘦劲刚健为主导，但又是多样的，早年奇险廉悍，晚年既有清新闲适，又有沉郁悲壮。”文章还说，王安石晚年的诗作：“时代的声音的确不如前期那么强烈了，但他并没有超然于世外，不过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如意和个人生活上的遭遇，以及艺术技巧更为成熟等因素，使他诗歌创作的表现方法有所变化，形成了‘深婉不迫’、‘寓悲壮于闲淡之中’的风格。”关于王诗的内容，他说：“作为一个诗人，王安石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时代，他的诗客观上起了号召人民战斗的作用，同时也给予人们前进的勇气和信心。”对于王安石的怀古、咏史诗，他认为：“如果牵强附会地追求其中的言外之意，就会损伤其中原有的形象，是不恰当的；但反过来，否认它有所寄托，就会将它们降低到只是对自然景物的形似的描摹，因而也是错误的。”张白山《王安石前期诗歌及其诗论》一文，评论王安石56岁以前的诗歌，说：“按它的题材、性质来划分，以政治诗的成就最大；以后写的田园山水诗的成就就不及政治诗大。此外尚有咏史诗、禅言诗和应酬诗。我们说他的政治诗成就大，是从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结合得比较完美、比较和谐的角度来考虑的。”并认为：“他坚持艺术的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他以犀利的文笔鲜明地再现了北宋中叶的社会现实。从而使他为北宋的诗歌抹上了一层灿烂的异彩。”张白山还在《王安石晚期诗歌评价问题》中说，王安石在晚期十年的诗歌里，寓悲壮于闲淡之中，“总是爱山下水边静静地与风景谈话，爱在大自然面前沉思。看来他是那样任情适意，实则他在谈话与沉思之中，常常流露出一种惘惘不甘之情，兴衰得失之意”。
周亮《如何评价王安石的后期诗歌创作》一文，专门以王安石的晚年诗歌为评说对象，认为古人评价王安石晚年诗歌，或曰平淡，或云悲壮，皆不够全面。作者认为，王安石隐居钟山时期，是一位儒、释、道集于一身的复杂人物，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性，在悲观失望情绪笼罩下，他曾遁入佛老以求超脱现实，写下了不少清丽明快、悠游恬静的闲淡诗歌；另一方面，他的积极干世意识并没有因环境和地位的改变而全部消失，因此“他又写下了不少不甘寂寞、愤世嫉俗的‘悲壮’诗歌”。与他的观点相似的还有刘师华发表在《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的《从入世到退隐，寓悲壮于闲淡：论王安石隐退前后的心境与诗境》。赵建梅《王安石晚期绝句的意象特色》，分析了王安石晚年所作绝句的意象，认为王安石的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象群”，以云、水、花、绿（色）、梅、松、竹等自然意象为主，体现了诗人晚年既悲壮又闲淡的主观情绪。其意象的组合以并置式为主要经营方式而能灵活多变，意象密度较大。文章认为：“王安石晚期绝句含蓄蕴藉的根源正在于意象语言的运用，这也正是诗人绝句可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原因所在。”
（二）关于“王荆公体”：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于宋诗体派里列有“王荆公体”，以为“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本此，梁昆在《宋诗派别论》里特别标出“荆公派”加以论述，认为：“荆公诗受永叔影响，颇有古文诗派习尚；又学老杜，故有老杜习尚；又习大谢，故有大谢习尚。而亦自有其习尚焉。”也就是说，荆公诗亦能自成一体，习尚有数端：好古体，亦不轻近体；重炼意，又重修辞，于对偶用事造语炼字等功夫，煞费苦心；好记事，集中记事诗不少；好集句，集句之习宋初无有，唐人亦少，荆公始喜之；好篡改古人诗句以为己诗，此习杜甫已有，未若荆公之甚也；好用连绵字，俾其诗律吕谐和，口吻调便，故又好用双声叠韵。他认为荆公体诗有长有短，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主意之过流为议论；直道其事而好尽，以文为诗；好求工而伤于巧。其长处是：一曰下字工，二曰用事切，三曰对偶精，“凡此三长，多在公暮年近体诸作中”。
莫砺锋《论王荆公体》一文指出：“后代学者大多以为王安石的创作态度在晚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诗风才变得精丽工巧。然而我们把王诗大致上按写作年代的先后细读一过后，却发现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王安石即使在早年也不轻视诗歌艺术。他对诗歌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是从早年就开始的。晚期的诗歌雅丽精绝，“正是诗人经过长期的艺术追求而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文章指出，王安石早期诗歌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用典比拟人时注意选择相同的姓氏；二是喜欢袭用前人诗句。到了他的晚年，前一特点消失，后一特点更加突出了。这种努力为黄庭坚所继承，并发展为“夺胎换骨”的诗歌理论。文章还指出，王安石晚年的诗歌不再如早期的某些诗那样直截刻露，而是向深婉不迫发展，“在北宋后期的诗坛上，当苏、黄等人正将宋诗特征推向极致的时候，王安石的诗风体现出相当的独特性，所以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王荆公体’形成并受到重视的原因”。关于王诗的艺术成就，作者特别指出：1.“王诗受杜甫及晚唐诗人的影响较深”；2.除了精丽工巧以外，晚期王诗仍体现了其他一些宋诗特征。文章对荆公体的界定是：“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其主要载体是他晚期的绝句。王荆公体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体现了向唐诗复归的倾向。”
（三）荆公诗的源流：
王安石的诗歌的艺术渊源及其影响，也是研究者涉及较多的话题。陈子展《唐宋文学史》说：“他在政治上自信力极强，文学上亦戛戛独造。他的诗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实为江西派的先驱。”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指出，宋人多推崇昌黎，而王安石于退之学术文章以及立身行事，皆有贬词，殆激于欧公、程子辈之尊崇，而故作别调，是“拗相公”之本色。又以大量的例句证明：“荆公诗语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几。”若皎然所谓“偷意”、“偷语”、“偷势”者皆有之。“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荒芜《谈王荆公的诗》一文认为：“在诗歌创作上，王荆公是宋代诗人中学习杜甫最有成就的一个。”“他把杜甫诗中体现的为人民谋福利的精神贯注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中。”张白山在《王安石晚期诗歌评价问题》中认为：王安石的青壮年“非常推崇杜甫与韩愈”，“他的创作实践确实是坚持杜诗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同时他比欧阳修更为崇敬韩愈”。该文还认为：王安石57岁隐居之后，“看来完全放弃了现实世界的斗争，只求精神世界的满足，他对杜甫与韩愈那种比较敢于揭露社会现实而始终抱着积极态度的诗歌创作，就不那么感兴趣了。他曾反对过西昆体只知追求艺术形式美的诗风，没料想到在他自己的晚年也出现这样的东西”。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认为：王安石对文学的见解偏重于重道崇经，“对于在其以前的古典作家就特别重视孟轲、杜甫，也尊敬同时代的作家欧阳修和梅尧臣，而不喜欢李白的诗”，“他认为韩愈特别注重讲求文辞是‘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曹天民《试论王安石的诗歌艺术》也说，王安石的诗歌取法于杜、韩而有所变化，形成雄健中见生挺、盘曲中见酣畅的风格，受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扩大了古诗的散文化倾向，对宋调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该文又指出：“王安石的律诗在章法结构上取径杜、李（商隐）之法而加以变化，形成了紧遒而酣畅、流动而深厚的风格。王诗讲究锤炼，具有用典切、对仗工的特点，对宋诗发展起了不小的影响。”文章还指出，王安石的绝句受到晚唐诗风的影响，有精丽工巧的一面，但又能上窥杜甫绝句变格拗律之体势，成就了他精深华妙、不腻不滞的绝句风格，诗论家以为他的绝句高于他的律诗、古诗是看重它的工丽，“而我们看重他的绝句，是因为它们不同于唐音而有宋调”，已是面目一新了。胡守仁《试论王安石诗》也指出，“王安石对杜诗用功最深，理解最透，于他的独特风格最有会心”，“王安石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受杜诗启发”。他还指出，王安石的诗歌也渊源于韩愈，其诗集中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随处可见。
傅义《王安石开江西诗派的先声》专门分析了王安石诗风与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关系，认为黄庭坚极其推崇王安石，与王安石都学习陶渊明和杜甫；黄庭坚提出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作诗法，王安石早就在创作实践中应用了；王安石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等特点，也与江西诗派相同。文章还比较了王、黄诗之异同：认为王诗主外，重在反映现实世界；黄诗主内，重在表现精神世界；在构思上，王求工，黄求奇；王近体较顺畅自然，黄多古律，多拗峭艰险；王喜集句，黄认为集句“正堪一笑”。文章最后说：“王安石有黄庭坚不可及处，但黄的独创性更胜于王，然黄居王后，得益于王者也很不少……江西诗派自当以黄庭坚为祖，王安石却并未别立一宗，然实开江西诗派之先声，其筚路蓝缕之功亦不可没。”
（四）一些具体作品的辨说：
《泊船瓜洲》是王安石的诗歌之中人们关注较多、且有一些争论的诗。争论的焦点，一是其写作年代，二是其思想内容。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认为此诗作于安石晚年罢相隐居之后，如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与一些译释、赏析文章均持此说。持不同意见的有傅庚生《再谈“春风又绿江南岸”》。该文推测此诗作于王安石23岁时。阎笑非《〈泊船瓜洲〉诗的写作时间及思想内容》认为，该诗作于熙宁八年乙卯，时作者年55岁，诗歌表现了作者“归期难料、身不由己的心情”，不似晚年罢相归家、可以自由出入时的作品。朱明伦《王安石〈泊船瓜洲〉考辨》一文也持此说。李德身《谈〈泊船瓜洲〉的作年、主题和艺术价值》则认为，这首诗作于熙宁元年，主题是“通过对充满生机的江南景象描写，表达了对变法前景的无限希望和喜悦，反映出渴望成功身退、重返金陵的心情”。赵齐平《春风自绿江南岸——说王安石〈泊船瓜洲〉》认为，此诗作于熙宁元年（1068），这年王安石46岁。诗中的“春风又绿”云云，《王文公文集》、《临川集》以及李璧注本均作“自绿”。
大家关注较多的另一首诗是《明妃曲》，主要是为王安石辩诬。如程千帆《略论王安石的诗》、荒芜《谈王荆公的诗》等文章，都提到了这一点。邓广铭在《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还撰文《为王安石的〈明妃曲〉辩诬》。除此以外，还有几个有争论的问题：吴汝煜《王安石〈葛溪驿〉诗的系年》一文考证，该诗作于仁宗赵祯皇二年，而邓广铭《王安石——11世纪的改革家》认为，该诗作于嘉三年。高文《试论王安石〈解使事泊棠阴〉》考证，王安石解“使事”是在嘉三年，而非宋史所说的嘉五年。
须附带提及的一篇文章，是罗德真《王安石诗词用韵研究》，该文从语言音韵学的角度，对王安石的古体诗、词、近体诗、集句、挽词的用韵作了细致的统计、分析和归纳，指出，王安石古体诗、近体诗、词、集句韵系相同，含有133个韵段，用韵的舒声和入声部分一致，他的挽词存49首，都压平声韵，即49个韵段归纳出的韵部与古体、近体诗一致。文章还指出：王安石的诗词用韵分部与欧阳修、苏轼等其他宋代作家基本一致，但与唐代诗人的用韵分部有明显的差别，“宋人用韵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在金元诗人如元遗山、王恽等人的用韵中有所发展变化。作为宋代的著名诗人，王安石的诗词用韵充分体现了宋代汉语韵部的特征，这就是其价值所在”。
三、王安石的散文与词
梁启超在《王荆公》中，对王安石的散文评价极高，说在“唐宋八大家”中，足以相颉颃者只有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四人。而苏轼之文有纵横家之习气，运笔“乞灵于比喻，已足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则可以与荆公媲美的只有韩愈与欧阳修。如果以人与文并论，可以说“公文轶过昌黎”，认为王安石简直成为八大家中成就最高的了。他还将荆公文与欧阳修文作比较说：二人俱得之于昌黎，“欧公则用韩之法度改变其面目而自成一家者也；公则用韩之面目损益其法度而自成一家者也”。又说王安石的文章“学韩（韩非子）、墨（墨子）则乎韩墨也”，“记述之文尤集中之上乘也……或如长江大河，或如层峦叠嶂，或拓介子为须弥……无体不备，无美不搜，昌黎之外，一人而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指出，王安石的学问人品与曾巩不期而似，其文“简老严重，而无害于笔力天纵，以折为峭，特峻为曲，词简而意无不到，格峻而笔能驶转，愈峭紧，愈顿挫”，也有“洋洋大篇，浑灏流转，而抒以隽洁廉悍之笔，沉着顿挫者”、“亦有平正而不甚峻遒者”，“庄励谨洁，类其为人”。该书还说：“安石以进士沉溺诗赋而疏于经术，习为浮华而无当大道，欲试经义以革士风，而自为之程文：或洁净精微，附题诠释；或震荡排，独抒己见。一则制义之祖也，一则古文之遗也。”“观其诂经析义，苦心分明，瘦硬而出以辨析，骏快而务为曲达，往复百折，笔笔驶转，而笔以折而入深，义以显而发奥；议论之文，必从此下手，而后辞祛庸肤，理必明当，无模糊影响之谈，亦无琐碎之习，所谓文理有察，足以有别，斯诚说理之示范，岂特制义之开山！”评价可谓高矣。
柯敦伯《宋文学史》认为：“安石极推韩愈之文，尤有得于韩之陈言务去，然又讥其‘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盖病其不识道而无补于世也。”又说：“谢枋得称安石之文曰：‘笔力简而健’。魏禧云：‘介甫文如断岸千尺，又如高士刻，不近人情。’吕璜云：‘古来博洽而不为积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其所以高。’刘熙载云：‘荆公文是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又曰：‘半山文字瘦硬通神，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观此诸说，可以知安石之文，当有不同于欧、曾、三苏者矣。”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二）指出：“王安石的文章主要是一些有关政治和学术的论说文，即使如《游褒禅山记》、《伤仲永》这样的游记和短文，作家也不放过大发议论的机会，所以给人造成一种艺术感染力较弱的感觉。然而王安石在我国古典散文发展史上的影响却是不容漠视的，他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在以文章为政治服务和巩固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成果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他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在表现形式方面，王安石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政论文，不管是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简洁，概括性很强。”又说：“王安石还有一些脍炙人口的小品文，如《书刺客传后》和《读孟尝君传》，这些评论历史人物的作品，绝无苏洵等文章家的诡辩气息。笔力雄健，富有感情，文风峭刻，读其文可以想见他那种刚毅果断的政治家风度。”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指出：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说理见长，在他的议论里，“他显示了自己刚强不屈、热情救世的精神面貌。和这种内在的特性相适应，王文的语言是简练的，风格是峭刻的，笔力是雄健的。近代政论家如梁启超、严复诸人，都受了他较深的影响”。
王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散文艺术风格之比较》，比较三人的散文风格说：“欧阳修以情韵胜，王安石以气势胜，曾巩以说理胜。”文章分析说，在表情方式上，欧文表现为“隐”，王文表现为“热”，曾文表现为“冷”；从谋篇布局上说，欧、曾文均以结构严谨纡徐委曲而著称；而王安石的散文结构特点是善变，“在一篇文章中，往往是一波三折、层见叠出，显示出了以气势胜的拗折峭深的艺术风格”。在语言方面，欧较华美，曾较质朴，王重视文章的功利主义价值，他忽视文章给人以审美快感的特点，往往“缺少余味”。吴小林《论王安石的散文美学思想》则与王河的意见不同，认为王安石重视散文的审美特征，王安石的“道”具有强烈的反潮流、反俗儒的色彩，并更加强调“道”的实用性，突出“道”的政教作用，鲜明地主张散文有补于世的社会作用，崇尚散文的功利目的，可以说是王安石散文美学思想的核心。文章还指出，王安石非常重视散文的审美特征，显示出崇尚精炼、提倡多样化、推崇奇崛劲健之美的美学思想倾向。除写了大量政治性的应用文、论说文之外，还写了大量随笔、杂文、游记、诗词一类的作品，“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对艺术技巧和审美形式的重视”。作者还比较韩愈和王安石散文的风格说：“韩愈奇而险怪，而王安石作为一个刚毅果敢的政治家，则雄奇而劲健。王安石对散文奇崛劲健、瘦硬峻峭之美的追求，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散文美学中的壮美传统。”
王安石的词，成就虽不能与其诗文相比，但能够“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富有自己的个性。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说：“安石为词，全不胎息《花间》，而实同于范、苏。他有超脱的风格，有桀骜的气韵。这种表暴，不特于词为然，即如他的‘思想’与‘人格’，几无一处不是在打破那传统和因袭的。”又说：“苏词之所以能够自成派别者，安石之功为不可没也。”胡云翼在《宋词选》中说，王安石“不受当时绮靡风气的影响，这是高出于晏、欧诸人的地方”。该书选了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词，说，“北宋词人怀古的作品，如张升的《离亭燕》还只有一点空洞的兴亡之感，发展到王安石的《桂枝香》，思想内容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熊大权在《王安石在词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说，王安石的词“能本着表达思想意趣的需要，尽情地描述，自由地抒写，不为传统的作法、习气所拘束”。“他把他在政治上的革新精神以及强调文学要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学主张，或多或少地引入词的创作中，突破了‘以清切婉丽为宗’、‘务求协律’的传统观念，荡除了五代以来绮靡柔弱的词风，开拓了词题材内容的表现范围，丰富和提高了词的表现功能及艺术境界，为后来的苏、辛词开了先声”。因此，作者认为王安石在词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值得充分肯定。
四、王安石的文学观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指出，王安石的文论属经世派的政教文学说，他在论文方面接受了范仲淹、李觏、曾巩诸人的影响，“他所最卑薄的是诗赋，不但卑薄诗赋，也卑薄‘明经’。卑薄诗赋是恶其只是记诵文辞，卑薄明经是恶其不能明‘经’——就是不能开发经术，只是‘守经而不苟世’而已，并没有什么用处”。这种观点下的文学，应当是治教政令，“治教政令的渊源出于经，斟酌损益则在于己，因此，王安石提倡治教政令的文章，同时又强调文章自得”。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指出，王安石论文以适用为主，而以礼教治政为之范围，此介甫之言文与自古文人之不同处，“论诗而处处以礼法适用为准，则其见解之偏，概可见矣”，并说王安石论律诗“拘忌弥多，生趣萧索”。
张白山《王安石前期诗歌及其诗论》，总结王安石的诗歌理论为：1.王安石认为写诗必须有余味，如果写得诗意与语俱尽，就算不得好诗。2.王安石极赏秦观诗的妩媚风格，也正是王安石晚年写诗的路子。“他主张写诗一则必须‘明而不华’；二则痛诋西昆流派的‘粉墨青朱、颠错丛庞’的坏诗风。”熊宪光《王安石的文学观及其实践》指出，王安石的“道”不同于道学家所谈的道，后者乃指明心见性之学、天理人欲之辨，说来说去，无非是一种故弄玄虚、高谈义理的唯心之论，他们发展了儒家“独善其身”的一面，其重“道”即重自身修养；古文家之“道”继承了儒家文论中尚文的传统，他们所谓“道”着眼于文章本身，包括日用百事。王安石所说的“道”，继承发展了儒家思想中治国安邦、革弊变俗的政治思想，所以强调的是经世致用，他明确地把文看做“器”，即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该文认为“器”与“用”可以概括王安石对文学的性质和作用的基本认识。作者还认为，王安石对学校和科举的改革，“不仅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大胜利，而且是他的文学观见诸实践的具体体现”。文章还指出，王安石推崇“朴实自然、简洁明快、不加雕饰的文风”，“反对不加分析地盲目颂扬前人的文化遗产，而要按照自己的观点予以批判”。吴林抒《王安石的美学思想与实践》也认为，王安石认为美的核心是“补世致用”，王安石的美学最高境界即是最完美的道德境界，王安石的美学价值观是强调“神似”。
孙望、常武国主编的《宋代文学史》说：“王安石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论文，主张为文‘以适用为本’，‘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在文道关系上，他反对‘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辞，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而赞成‘表里相寄’，文道统一（《上邵学士书》）。王安石的文论对于矫正宋初的浮靡文风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同许多政治家一样，常常把文章的内容等同于‘礼教治政’，而把表达形式称之为‘辞’，比之为‘器之有刻镂绘画’（《上人书》），与‘三苏’的文学主张相较，不免有忽视文学特性的倾向。”认为王安石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作，集中有书疏、奏状、札子、论议、书启、记序等体别，而以政论文、书札、序跋文、记叙文、小品文较为重要。
沈松勤《论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一文，将王安石的文学观念放置在作家群落的大背景之下，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研究了王安石的文学观。文章指出，新党人物并非都是奸佞小人，他们也以文学、政事立身，他们“不仅是一个政治集团，而且又是一个政治上结党造成文人分野的环境中形成的作家群，其中不乏高手，同时还有不同于其他文人集团的文学思想，有着一致的文学实践”。文章认为，追求文学的“经术”根底和“济用”功能，是王安石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亦是他在变法过程中自为盟主，使之薪尽火传，保持连续性和后继力的目标。不过，新党作家群力图实现这一追求中，“并没有停留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上，而是采取了科举取士的形式，成了其变法的内容之一，从而将它转化成了政治思想和实践，即通过政治手段和制度形式，将文学全面纳入‘务为有补于世’的‘经术’轨道上来”。他们的努力，“侵蚀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导致了文坛的荒芜。“而且在群体内部也因政治发生冲突与分化而缺乏包容性和整体性，从而形成了有别于欧门、苏门两大作家群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