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的诗论主张，包括他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说的“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及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论等，对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和宋诗发展有直接的影响，被信奉江西的诗人誉为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但同时亦遭到一些批评家的批评讥贬。这种毁誉不一，褒贬纷呈的局面，自宋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20世纪。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对黄庭坚诗论的批判，并导致了80年代之后的反驳，争论的焦点在于：黄庭坚的诗论是否是形式主义？他是否主张剽窃蹈袭？
一、对黄庭坚诗论的批评
“文革”以前出版的研究论著，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敏泽在“文革”后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都认为：黄庭坚的诗论主要偏重在形式技巧方面，把形式放在首要的地位。朱东润在《黄庭坚的政治态度与诗论主张》中指出：黄庭坚在当时的新旧党争中站在旧党一方面，“庭坚的反对新政，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的落后”。他的诗论“基本上还是形式主义”。刘大杰的《黄庭坚的诗论》也认为，黄庭坚的诗论是重在形式方面，并针对其《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进行批判。刘大杰说：“如此强调明哲保身，一再反对诗歌对政治的讪谤和讥弹，不但表现了封建文人的软弱性格，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在文学上轻视思想内容，逃避现实，回避政治和漠视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观点。”敏泽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中也说：“黄庭坚诗风奇峭，在矫正和反对西昆体的柔靡和浮艳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他在新党执政时期，屡遭贬谪，逐步形成了一种封建士大夫的强烈的明哲保身思想，逃避现实生活和政治斗争，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诗歌理论上，就是回避现实和抹煞文学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如果说‘点铁成金’云云，虽属剽窃，但还多少有一些翻新的意思在内，那么，‘夺胎换骨’，实际上就是堂皇地示人以‘高明’的剽窃之术……金人王若虚批评他：‘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卷三）这些都是说得很中肯的。”
进入80年代以后，有学者针对上述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程自信在《黄庭坚文艺思想探微》一文中，从四个方面论证了黄庭坚并非形式主义的倡导者：一是“讲究形式而不惟形式是求”；二是“提倡学古而不泥古”；三是“循法而不死守法度”；
四是“重神似和韵味”。黄宝华《试论黄庭坚革新文艺的主张》则说：“认为山谷是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只是一种皮相之论。”“山谷推崇杜甫的首先是忧国忧民的忠义之气。”邱俊鹏在《黄庭坚评论浅议》一文中认为：“黄庭坚有关诗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强调诗歌内容的论述，是他全部诗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探讨黄庭坚的诗论时，我们不应置之不顾，也不应因后来‘江西’诸公孤立和片面强调‘点铁成金’的理论而认为黄氏诗论是形式主义。”刘乃昌、杨庆存的《黄山谷的文艺思想和诗歌艺术》一文，考察了黄庭坚的整个文艺观，认为他着重研磨诗文的形式和技巧，同时并不忽视它的社会作用和内容，主张为文应有益于世。吴调公在《黄庭坚诗论再评价》一文中指出：黄庭坚的诗论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但并非形式主义者，他的锤炼字句“并非从形式主义着眼，相反的，倒是力求让形式的锤炼更好地为创立主题、开拓境界、深入构思而服务”。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还认为，对黄庭坚反对“怒邻骂座”、“讪谤侵凌”的话，并不能简单地斥为取消诗歌的战斗性，而应结合其当时的历史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周裕锴在《苏轼黄庭坚诗歌理论之比较》中，全面分析了黄庭坚提出这种论点的心理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认为：反对“怒邻骂座”与黄庭坚所接受的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有关；与北宋后期险恶的政治环境有关；与黄的追求含蓄的审美趣味有关；是不满于那些直接讽刺的无兴托的作品，是有其合理性的；主张诗为“人之情性”的观点是正确的。邱俊鹏、黄宝华、莫砺锋等人也有近似的观点。如莫砺锋认为：“黄庭坚说的讽刺，不单指思想内容而言，而是兼指艺术风格的。”黄庭坚反对的是直率浅露的风格，提倡和平温厚的风格。胡守仁的《试论黄山谷诗》甚至认为，黄庭坚的这段话和白居易写讽喻诗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夺胎换骨”与“点铁成金”辨析
对于黄庭坚所提出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研究者的看法也与以前不一样。白敦仁《论黄山谷诗》以为，“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只是黄庭坚在诗歌语言方面的个别具体经验，仅仅是他在诗歌修辞方面的一种主张，决不是他诗歌创作的纲领性意见。山谷在语言方面的创造力是不可低估的，据此给黄庭坚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是不公平的。莫砺锋的《黄庭坚“夺胎换骨”辨》一文认为，黄庭坚诗歌创作中的“夺胎换骨”与“点铁成金”基本上起到了以故为新的作用，实际效果也与他提出此说的目的相一致，尽管这种做法有其局限、不无流弊，据此指责他作诗为“蹈袭剽窃”是不符合事实的。该文还总结了山谷诗歌创作中具体运用的“夺胎换骨”与“点铁成金”法：一是学习前人的构思；二是模仿前人的诗意；三是借用前人的词句。杨庆存在《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新论》中对这种诗说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虽是教人作诗，示人门径，但它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既体现了悠久的历史创作传统，又反映了广阔的文学创作现实，已触及到或揭示了古代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条规律”。对这一问题作专门论述的还有《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李贤臣的《黄庭坚“夺胎换骨”辨正》、《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曾子鲁《“夺胎换骨”与“点铁成金”刍议》等。
张晶在《因难见巧：黄庭坚的诗美追求》一文中，也分析了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认为其目的在“以熟取生，在人们所熟悉的意象中翻新出奇，造成崭新的境界”。认为援用前人之语而另立新意，对欣赏者而言，本来熟悉前人之意形成的审美意象，但经作者点化，改变了原来的陈熟的意象，形成新的印象，说“这种熟中取生的方法，尤能引起人们的审美兴趣”。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进一步认为：所谓“点铁成金”并不专在于“无一字无来处”，其最终目的是“自铸伟词”。并指出：黄庭坚把学作诗时的立意构思和读书时的“辄有得意处”相提并论，意在说明诗人的读书并不专在字句的摘取和知识的积累，而且也是一种创作思维的训练。诗人应在阅读过程中熟悉前辈作家运思造意时的关键，作为自己创作的启发和借鉴。
无论怎样，“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反映出的是一种师古的思想。孙乃修在《黄庭坚诗论再探讨》一文中说：“黄庭坚对诗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看法，他总是把古人看做今人最高的楷模”，“总是把古人置于今人头上，成为指导和规范当代创作的灵魂”。文章认为，这未免“喧宾夺主”、取消自己的文学使命和历史首创精神，“透露出一种保守心态”。罗龙延的《黄庭坚诗歌创作论》则不这样看，他将黄庭坚的治诗之法概括为“师法”、“新变”、“归真”三个阶段，说它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又认为黄庭坚并非盲目师古，而是有选择地“辨而后师”，因此，他认为说黄庭坚保守是不公允的。朱惠国在《黄庭坚的创新意识及其文学史意识》一文中的观点与罗龙延相似，说黄庭坚的创作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他由古法入，由古法出的思想，是他全部文艺思想中的一个环节”，认为黄庭坚对古人采取了一种“法其可法、弃其当弃”的正确态度。
三、山谷的文艺观和审美观
除了诗论之外，近来人们对黄庭坚的文艺观和美学思想也多有论述。比如，黄庭坚说的“不俗”、“韵胜”、“兴托高远”、“平淡而山高水深”等审美范畴或美学命题，应如何理解？如何看待山谷诗论中的奇巧与平淡、有法与无法？等等。
白敦仁在《论黄庭坚诗》一文中指出：山谷谈艺，最强调“脱俗”二字。其所谓脱俗，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反映，和诗人的人品、人格紧密相联系的，“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精神，在那种充满了政治投机、政治倾轧的黑暗混浊的时代，对封建士大夫是有吸引力的，它代表着一种洁身自好的倾向。申家仁《试论黄庭坚审美理想的核心——绝俗》一文，探讨了贯穿于黄庭坚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中的审美理想，认为黄氏审美理想的核心是“绝俗”，也就是追求一种超迈古今、不同凡响的美，一种格高韵胜、奇思杰构的美，一种标新立异和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美。该文认为，以“绝俗”为核心的审美理想符合审美创造规律，对于宋诗“一洗唐调”，最终形成其独特风貌，具有开辟之功。黄宝华《黄庭坚选集》的前言中也论述黄庭坚“不俗”的主张，他说：“强调艺事的精深华妙、风格的超迈流俗，归根结蒂取决于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他认为，强调不俗，导致黄庭坚创作主题的局限。他关于“道”的含义较为狭窄，缺乏广泛的社会政治内涵。他还指出，直接影响山谷“不俗”特别是“以俗为雅”说的是大乘佛教的“真俗二谛”说。
凌左义在《黄庭坚“韵”说初探》中说：“‘韵’是黄庭坚重要的审美理想，是他对诗词书画的最高审美追求。”该文认为黄庭坚是宋代首先拈出“韵”以通论诗文书画的艺术家，“在有宋一代的审美理论的发展中有不可忽视的开拓之功”。文章还分析“韵”的内涵为“超尘脱俗的风神”、“作品的余味”、“生动传神”以及“结构的和谐美”。朱惠国在《论黄庭坚创新意识及其文学史意义》一文中则认为，黄庭坚说的“韵”是“对反映对象本质风貌的把握”、“不俗”和“强烈的艺术精神”。
黄庭坚总是强调作文要“兴托高远”，他指的是什么？对传统诗学有何贡献？钱志熙的论文《黄庭坚的兴寄观及黄诗的兴寄精神》解释黄氏“兴托高远”，说：黄氏重视寄托的文学主张，是从庆历时期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中嬗变出来的，对诗歌广义的寄托性质的确认，正是黄氏狭义兴寄观形成的前提。该文认为：“在将传统诗学的情志论、兴寄观与宋代诗坛重道尚理的艺术观念结合起来这一方面，黄庭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解决了宋代诗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奇巧与平淡，有法与无法，这是山谷文艺思想中存在的一对相互矛盾而又和谐的理念。美国学者A。A·里克在其论文《直觉和法则——黄庭坚的诗论》中说：“在我看来，黄已超越了纯形式的界限而在精神因素的基础上评价诗歌，这反映在他认为陶潜比杜甫更高一着的评价上。”吴调公以“苦思之境和风趣之境的结合”来解释黄庭坚说的“平淡而山高水深”，说：“由风趣而来的平易，适足助其‘平淡’，由‘苦思’而来的取精用宏，适足助其‘高深’，这是字法、句法的问题，更是炼境的问题。”成复旺的《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一文则认为，以老于技巧者的手段反应老于世故者的思想，追求奇峭瘦硬、苍劲老道，这就是黄庭坚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和宋代的时代精神、宋人的审美倾向是合拍的。黄宝华在《黄庭坚选集》的前言中分析黄追求的平淡自然之美，指出：从山谷同时代的人起，就以“奇”来概括他的诗风，而山谷在诗论中反复强调的则是追求自然的化境，研究者对山谷崇尚自然的艺术论，或有所忽视，或虽知而觉其自相抵牾，不可理解。然而，了解这一矛盾，正是我们把握山谷诗风的一个关键。奇崛和自然，一般以为矛盾的两种风格，山谷认为有其内在联系，即统一于“不俗”的总的境界之中。他认为：“真正达于陶诗的高格并不容易，故与其落于俗格，不如取奇崛奥峭一路。”张毅指出：“黄诗的‘造平淡’是由‘功夫已多，读书贯穿’而来，取法于老杜的‘晚节渐于诗律细’和‘无一字无来处’，以词理的细密和风格的瘦硬为特征，讲究语意老重和规模宏远。与苏轼相比，黄庭坚这种‘造平淡’的方式不仅易为后人学步，而且更能反映当时文学创作中重理性内省的思维特点和宋诗风貌。”程杰《宋诗平淡美的理论和实践》一文认为，黄庭坚侧重于从艺术的角度把握造于“平淡”的艰难历程，把“平淡”视作含纳“大巧”而又纯熟无迹的艺术极地。又说：黄的“平淡”诗论“主要侧重于把握艺术创作中自由与法则之间的辩证关系”。“黄庭坚把‘尊陶’与‘法杜’加以统一并非仅仅出于理论描述的需要，把陶渊明尤其是杜甫夔州以后诗确认为‘平淡’、‘句法简易’，透露了黄庭坚美学理想之终极仍在于‘平淡’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