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的词流传下来的有近两百首，在北宋可称有影响的一家，当时的人即将他与秦观并称秦七、黄九。黄庭坚的词作是否可与秦观媲美呢？这仍然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由于北宋有成就的词人较多，黄庭坚的词名又往往被诗名所掩，所以很多文学史著作根本不提黄庭坚的词。但黄庭坚的词无疑是有研究价值的，20世纪的许多学者就给它以很高的评价。
一、秦七、黄九之比较
胡适在《词选》中指出：“黄庭坚的诗为江西派的祖师，影响至今不绝。他的诗多用古典，流弊甚大。但他作小词，却流丽明显，绝不似他的诗。这是因为他的诗是流行于文人社会的，而小词是为歌妓们作的居多。故两种作品绝不似一个时代的产物，更不似一个人的作品。他的词的品格在柳永与秦观之间……《山谷词》中确有风格很低的，如‘奴奴睡也奴奴睡’等。但如‘望江东’及‘水调歌头’，意境已近东坡，不是柳永一派了。”
龙榆生在《苏门四学士词》中指出：“秦、黄”并称，而两人作风不同，后人亦多优劣之论，彭孙《金粟词话》云：“词家每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不及秦远甚”；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云：“后山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为得之。盖其得也，则柳词明媚，黄词疏宕，而亵诨之作，所失亦均”；李清照论“词别是一家”，则以秦、黄并属当行。他认为此诸家之说“各见一偏”，山谷词“有极纤浓者，有极俚俗者”，不免与柳永一同被讥；但“山谷既从东坡游，不免潜移默化。又以文字遭迁谪，意不能无所郁拂，作风因之转变”。其后期作品“类皆调外有题，而又充分表现作者个性”。“摆脱婉转绸缪之度，一以空灵疏宕之笔出之，谓非东坡法乳而为稼轩前驱，得乎？”又说：“山谷接迹东坡，而下启稼轩，于词体中别开生面者，尚有两种：一种为叶韵处全用相同之语助词，或隐括他人诗文以入律，如隐括《醉翁亭记》为《瑞鹤仙》……与稼轩《水龙吟》题瓢泉作之句末多用‘些’字者相类，惟稼轩以‘些’字为助词，上一字仍各叶韵，音节上较美听耳。一种为借词体以说哲理。此风开自东坡，而山谷绍述之。集中有江宁江口阻风戏效宝宁永禅师作《古渔家傲》四首，以禅宗语为之……读之不知果作何语？而影响后来者甚大，稼轩之以《庄子·秋水篇》入词，与《道藏》中各家词集之言修炼导引术者，大抵皆由苏、黄之解放词体，导其先河也。”
薛砺若《宋词通论》认为，山谷词“远不如耆卿、少游的专精”，多半都是信手写来的短歌俚曲，或变相的诗。但他还指出，黄庭坚的词有时写来也极新警峭健，成为最高的作品。该书还认为，山谷词的特异处在于敢于用极俚俗的句子，“极有尝试的精神”。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对黄词的评价与此相似，说其词“远不及秦”，“他的词实无什么显著的作风，他是位依违在苏轼、柳永、秦观三人间的作者。大约黄词的豪放处近苏，艳冶俚俗处近柳，婉媚处近秦”。“但他学苏而未得其清旷，学柳而未得其详赡，学秦而未得其深切。”郑宾于在《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对山谷词评价却非常高，他指出，黄庭坚的词有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方面是豪放的，第二方面是浓艳的，第三方面是俚俗的。其豪放词出于苏轼，其浓艳词受着花间、柳永的影响，而受秦观影响最多。又谓“淫艳侧媚之作，乃是山谷的好词。浓情浑朴，情致生动，却要算是他的长处”，特别是描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用这种大胆的毫无忌惮的态度来描写两性间的爱情，将他略无遮饰地赤裸裸地尽量表暴的词”，“他只感觉到男女间火热般的爱情是需要有像他这样的手笔描写的，他只是写来务求真实深厚，却没想到‘淫艳’、‘轻薄’的名词上来。他的这方面的来源，得诸《花间》者少，得力于秦七者大”。至于俚俗的词，当时虽有同调，但都没有山谷那样大胆的解脱。山谷尽量地采用方言俗语以入词，其结果遂竟造成了纯粹的民间文学，如“奴奴睡也奴奴睡”之类，任何种人都适宜上口，不像柳永那样，虽然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但惜终竟是文人的所有品，没有知识的人还是懂不了的。作者又谓山谷词有三个特点：一是它所描写的是真的民间情态；二是它的内容是以真的民间事物为题材；三是它的遣词造句是接近当时民众的语言，隐隐然在作‘言文合一’
的工作。这三点价值，便是俚俗之词所独擅的。同时他还指出山谷词的三种毛病：一是影射的毛病，二是拆字猜谜的毛病，三是剪裁前人诗词句子的毛病。
二、山谷词风及其特色
五六十年代，学术界没有一篇研究黄庭坚词的专论，而从“文革”以后，特别是1980年以后，研究论文增多，对山谷词的评价也有了普遍提高。开风气之先的是杨海明的《黄庭坚词浅析》，该文认为黄词有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一是青年时代的“淫词艳曲”，二是比较严肃的“言志”之作。作者认为黄庭坚在词史上有一定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蔡厚示的《黄庭坚词风管窥》指出：“黄庭坚正是从不断的求索中总结了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才在晚年使他的词和诗一起攀登上了新的高峰。”该文认为：对黄词的评价不应低于秦观，“比目前的教科书上所作的评价适当予以提高”。
人们对黄词之所以评价不一，其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他的独特而且多样的创作风格，二是他在艳词创作中的大胆尝试。因此，关于黄词的研究文章多围绕这两个主题。
缪钺的《灵词说——论黄庭坚词》一文，从词的发展史及风格的角度考察了黄庭坚词的写作特点，认为如以词的通常标准来衡量，黄词不是“当行”而是别派。黄词有清刚峭拔之长，但还未能将这种长处与词体的幽约馨逸的传统之美融合无间。黄庭坚以诗法的特点融入词中，显得朴实、明快、劲折，没有温、韦、冯、李、晏、欧诸家的幽约凄馨、烟水迷离之致。周裕锴的《试论黄庭坚词》，结合黄庭坚的具体作品和前人的评价，认为黄词有以下几种特色：酣畅明达，生动质朴；含蓄蕴藉，婉约多情；豪迈超轶，苍劲沉郁；新峭瘦硬，清雄雅健。蔡厚示《黄庭坚词风管窥》认为，受以晏殊、宋祁、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传统词风影响，形成了黄词风格的主要方面。而在他任职汴京期间（1085-1091），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他对柳词发生浓厚的兴趣，在现有黄词中，被视为“伧俗”的词多作于此时。而其晚年的词风则近苏轼，这是由于他们共同的政治遭遇、共同的生活态度和共同的审美情趣造成的。文章认为：黄词“豪而不粗，婉而不靡”，介于当时已经形成的豪放和婉约两种词风之间，终于另创造出一种兼阳刚美与阴柔美而俱有的独特风格。
徐培均在《论山谷词》一文中，将黄庭坚的词作与秦观、苏轼的词风作了详细的比较，指出：“就山谷词的全部而言，有的较豪放，有的较婉约，有的近苏，有的近秦，就某一首词而言，也有兼赅两种风格的现象。”山谷词“常把内容与形式相互矛盾的东西扭结在一起，扭结的好，则使婉约与豪放相互融合，显得意境深远、感情沉郁、风格峻峭”。他还指出，山谷词也有扭结得不好的，使人感到矫揉和生硬。在总结古人评价黄庭坚的话之后，徐文将黄词的风格总结为：“山谷词风格疏宕峻峭，生新瘦硬，于倔强中见姿态。”邱俊鹏在《黄庭坚词在求变中的得失》中，将黄词按内容与风格的不同分为三类：一是通俗词，用方音叶韵，以大量的方言入词；二是符合“柔婉之旨”而又自具特色的婉约词；三是继承苏轼所开拓的新词风。文章认为，对其第一类词，不能以固定不变的“典雅”作为衡量标尺而轻易加以否定，同时又承认，黄庭坚的通俗词因过分追求“以俗为雅”造成了语言生硬、句意难明和拙涩、凑韵等弊病。其第三类词对姜夔等人的词风有影响。
祝振玉的《读山谷词札记》，对山谷词风的多样化有比较新颖的看法，他认为，在宋代词人中，词风前后迥异的莫过于黄庭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的创作集中在少年与晚年。山谷艳词是他早年寻花问柳生活的写照，然当时风气如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非议。对黄庭坚艳词的批评起于朱熹，随着后来词的审美趣味更趋于典雅温婉，再由于名人效应，山谷艳词遂成为众矢之的。该文认为，山谷的禅理词以晚年的四首《渔家傲》为代表，内容全部取自禅宗灯录，虽不入词之正格，但寄托了作者参悟有得、悔谢人生的情怀。山谷的艳情词与禅理词恰系于人生两端，则一部山谷词不啻是作者的风月宝鉴和人生忏悔录了。杨海明在《黄庭坚词浅析》中认为，黄庭坚青年时期的艳词游戏之作，其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生活方面，都市经济和贵族腐朽生活的影响；二是文学本身特别是花间、南唐和软媚侧艳词风统治词坛。这些词产生过不良影响。凌左义在《慎勿随人说短长》中反对一概否定黄庭坚的艳词，认为黄庭坚的艳词四十余首，有的写封建社会妇女的悲苦命运，有的写男性对女色的倾心和相思离别之情，有的写歌儿舞女之情态，绝大部分是健康的，真正可以称为“亵”的只有两首。曾昭岷在《入于苏而又出于苏的黄庭坚词》一文中对黄的艳词有更高的评价，他说：“庭坚用民间文学之各种手法以写词，同时代人虽多有类似之作，然皆不及其作如是全面之尝试，时人如陈师道、苏东坡等咸推重之。后或以为‘鄙俚不堪入诵’，实皆未能认识词本是市民文学之故。”但张晶在《山谷词初论》中则指出，山谷词大多作于贬放以后，对他漂泊的人生轨迹作出了鲜明的勾勒，因而充溢着“傲岸不谐的峻骨豪气”。其艺术风格则“大致是直率自然，不假雕饰，不以细密结构为原则，往往较为自由松散”，文章还认为，山谷词颇有“生拙”的特点，与典雅富丽的婉约词风相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