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的诗歌，杨万里的《诚斋诗话》称之为“山谷诗体”，而严羽的《沧浪诗话》称之为“山谷体”，向来被认为是江西诗派的楷模。1949年以前的一些诗史和文学史著作，多把山谷诗作为江西诗派的代表加以批评；1949年后，除继续受到批评外，山谷诗的思想内容也一度受重视。但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山谷诗艺术方面的特征，诸如学杜、用典、句法、艺术风格，以及与其他诗人的比较等。
一、山谷体与江西派
元时期是宋诗发展的高峰期，李维于1920年写得《诗史》指出，元时期诗人以苏轼享名最盛，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均出其门，时称苏门四学士，“四学士均能诗，惟山谷名与东坡埒，至其体格，则又自成一家，所谓江西诗派者宗之。陈师道自谓学法山谷，颇能得其仿佛，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于江西派倡为一祖三宗，一祖杜甫；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总之，诗至山谷、后山，宋诗一大变局也。刘后村曰：‘国初诗人，格拟晚唐，杨、刘又专为昆体，至梅、苏始稍变以平淡，六一、坡公，巍然大家，山谷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极历代体制之变，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书，为本朝诗家之祖’”。梁昆《宋诗派别论》亦云：“江西诗派，风行宋世，黄庭坚其始祖也。然庭坚时有诗派之实，尚无诗派之名；诗派之名，起于南宋吕居仁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山谷以下列陈后山等二十五人。”又说黄庭坚“诗与东坡齐名，号苏、黄；词与少游齐名，号秦七、黄九；中年出东坡门下，东坡尝称之曰：‘其诗文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人久无此作！’由是名始大噪，及谪黔州，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盖欧、苏以来，鲜专攻诗者，独山谷专攻之，卒自成一格，山谷没后，其体法大行，遂为江西派，流风余韵，直至近代，犹未尽歇。”如此说，则山谷体非独江西派之宗，亦为宋诗派之祖。顾随在《宋诗略说》中说：“诗之工莫过于宋，宋诗之工莫过于江西派，山谷、后山、简斋。宋人对诗用功最深，而诗之衰亦自宋始。”又说：“凡山谷诗出色处皆用人之诗，整旧为新。”刘麟生在《中国诗词概论》中，言及诗的散文化时说：“散文化的诗，不事雕琢，专讲清新——意境上的清新，字句上的清新，固然是一种长处；可是矫枉过正，不免有生硬之处。走到这极端的，便是‘江西诗派’，而以黄庭坚为之领袖。”又说：“黄庭坚诗生涩拗拙，不易于读，赞成反对之者，不免趋于极端……黄庭坚自己也说：‘宁律不协而不使句弱，宁用字不工而不使语俗’，这种精神作诗是极好的，可惜山谷自己过于矫揉，弄得后来江西派的诗渐渐不可读了。此外散文化的诗，经过黄庭坚这一派的人生主张，深刻的去作诗，于写实一方面，倒是很近。”
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对山谷诗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说黄庭坚“毕生精力，尽于下语，炼句而未能炼意，语新而意伤木；用事而或艰用笔，事融而笔未浑；所以势峻而或仄，笔老而不到。大抵古人文字，有辞达而意不警者，杜牧之古文是也。有笔老而意欠到者，黄庭坚之诗是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二），论及黄庭坚时说：“他在文学上的声名，不论是在他的生时或在他的死后，都远远地超过他的实际成就，并得到江西诗派领袖的地位。他在《答洪驹父书》中，提出了诗歌创作的主张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人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是江西诗派最重要的纲领。”认为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作者“错误地以为晚唐、西昆的弊病主要的是在于作者读书不多和缺乏艺术技巧。于是他们提倡多读书，提倡学韩、杜，学孟郊、张籍；在技巧上，他们提倡‘无一字无来处’；提倡‘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提倡创制拗律等。这是舍本逐末，违反内容决定形式的规律，以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主义的道路”。
二、山谷诗的思想内容
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研究中，思想内容的正确与否成为评价作家作品的首要标准，对山谷诗的评说也未能例外。言及黄庭坚的作品时，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的《中国文学史》（二）认为：“他的大部分诗歌，除宣传一般的儒家思想外，便以大量的笔墨替禅学说教。而且确是‘搜猎奇书，穿穴异闻’，在作品里显示他的渊博。在造句用字上，他又勤苦锻炼，颇见功力，接近韩愈、孟郊的风格。这样的作品，代表了那些闭门读书、空谈哲理、脱离现实的上层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和艺术趣味，无怪乎在他们中间能够风靡一时了。”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三）说：“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模拟、剽窃不同之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见的字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剥。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连向来诗人讲究声律谐协和词采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抛弃了。”也就是说，黄庭坚是一个脱离现实、仅靠书本知识作诗的诗人，山谷诗在思想内容方面无可取之处，只是于表现形式方面出奇立异而已。
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以较为实事求是的态度讨论山谷诗的思想内容，试图为黄庭坚平反，摘掉其脱离现实、脱离形式主义的帽子。匡扶的《山谷诗的思想内容新探》认为，山谷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为核心的，山谷的大量诗作中表现的思想内容，也以这种仁政爱民思想为其主要的组成部分。他的诗“还是基本上可以归之于现实主义行列之中的”。孙文葵的《论黄庭坚诗的民主性精华》认为，山谷诗“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的反映”，并具有民主性精华。王士博《黄庭坚诗平议》则认为：“黄庭坚诗境不广，对社会政治问题有意回避，少所表示，写景咏物之作也并不多。”但并不能以此否定黄诗，因为黄诗“把时代的折光更敏锐地聚焦于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上，比同时期其他诗人更敏锐地反映了那个可悲的历史时期”。白敦仁的《论黄山谷诗》指出：山谷的思想和性格与他所处的时代的矛盾是深刻的，现实的冲突引起了内心的冲突。山谷诗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这种冲突，从而曲折地反映了现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认识意义。因此，把山谷诗简单地斥为形式主义是没有根据的。凌左义的《黄庭坚诗歌思想价值的论辨》对黄诗的现实性内容作了如下概括：反映了北宋王朝与外民族的矛盾；反映了北宋党争；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描写了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表现了美好的人情和深沉的乡思；批判流俗，赞美乐善安贫，不趋权势的高尚情操等。胡守仁在《论山谷七律》中认为，山谷生活的时代不同于在动乱中度过的杜甫，他有反映现实的诗歌，其他如友于之爱、不乐仕进、知音难遇等主题在其诗歌中则更比较突出。
在《江西诗派研究》一书中，莫砺锋将黄庭坚诗按题材内容的不同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思想感情比较苍白，在内容上没有多少价值的作品。主要包括挽诗37首、与亲友馈赠物品时赠答之诗176首和咏物诗85首；此外，有一部分题咏书画和亭轩堂阁等建筑物的诗也有同样的缺点。第二部分是反映时事政治和民生疾苦的诗，在思想内容上具有比较积极的意义。第三部分包括思亲怀友、感时抒怀、对羁旅行役和生活遭遇的描绘，以及一部分题咏书画和轩亭等建筑物的诗。作者指出，这一部分占黄诗总数的三分之二，“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的角度看，它们都代表了黄诗的主流”。前野直彬主编《中国文学史》说，黄庭坚推崇杜甫达到了近乎信仰的地步，“却又创造了与杜甫的激情两极相对的诗歌境界”，“在他的诗中并非没有对民众生活的关心，然而抗议其惨苦的诗歌较少，与知友的赠答诗占据了他诗集的压倒部分。这大约是因为这位诗人很清楚：当成为民众的代言人时，难免有语言空洞化的危险，遂在士大夫的日常情趣的持续关心中，显示了想要限定自己的任务的洁癖吧”。孙望、常武国主编的《宋代文学史》认为：“黄庭坚现存诗歌约1900余首。就其内容而言，赠答诗、次韵诗、咏物诗占有相当比重。其中部分诗歌，或以诗代笺，偏于应用；或依韵限题，涉于应酬；或雕隽新巧，近乎游戏笔墨，这类作品往往缺乏诗的韵味，价值不大，可以略而不论。黄诗中值得注意的有两个部分：其一，直接涉及现实的；其二，侧重表现自我的。”并指出，由于黄庭坚性格内向，为人较谨慎随和，奉行“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所以直接抨击时政的作品不多，但并非没有。在山谷诗中，写得最出色、最有个性的，是那些着重表现自我的人格和情操的抒情诗。
三、山谷诗的艺术特征
黄庭坚诗歌在艺术上对杜甫、陶渊明、韩愈、李商隐及西昆诗派都有所继承。梁昆在《宋诗派别论》中说：“山谷父既学杜，师又皆学杜，则山谷诗可得不学杜耶？……又可知山谷学杜间接受王荆公影响不少。”他还说，山谷学杜只是“以老杜为主耳，老杜外，有陶渊明，亦山谷所宗”，并说“山谷嗜陶，似在晚年，其所以嗜陶者，则历经世变，又受东坡影响使然耳”。“总之，杜甫诗为山谷所宗主，陶潜、韩愈、李白三人皆山谷所推尊，苏轼、韩维、李常、孙觉、谢师厚五人皆山谷所亲炙，而西昆体、王安石皆山谷所得力，黄庶则山谷之父也。山谷可谓集宋诗大成者矣！惟晚唐诗为山谷所卑弃也。”这就是说，山谷诗的艺术渊源较多，但以学杜为宗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认为，黄庭坚教人规摹古人，“在无数的古人之中尤要规摹陶、杜，在二人中尤要规摹杜甫，杜甫诗中尤要规摹到夔州以后所作”。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他对杜诗的哪一点最醉心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在他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议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解释他自己的风格，也算得江西诗派的纲领。”金启华在《杜甫诗句对黄山谷之影响》中，罗列出山谷上百句模仿杜甫的诗句，其中有一字不变者，有变一二字或三四字者，有七言化用为五言者，有五言化用为七言者，有用其意不用其语者，有稍易其意者……故说“惟山谷虽受欧、王及西昆影响，而真功夫所在，仍学杜公”。并说山谷有些诗句如“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即使阑入杜集中也难以分辨，山谷“学得杜甫之造句手法”，江西派诗人与杜甫的渊源，是明显的。陈俊山在《关于江西诗派》中指出，杜甫夔州以后的诗“的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他把诗句用得犹如绕指柔的百炼之钢，得心应手，变化无穷。但在取材上，由于生活环境的原因，就不像在长安和安史之乱时期的重大。写景状物都很入微入妙，在某些诗句的造语上显示了诗人的新的尝试，即所谓‘拗句’。而庭坚却仅仅着眼于杜诗的这些调遣字句的功夫上，而没有学到杜甫的全体，没有学到他的精神，因此，他的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就不可能恢宏壮阔和博大精深，而是穿幽凿险，钻入狭小的深谷”。
黄庭坚论诗喜言“无一字无来处”，讲“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落实于具体的诗歌创作，主要就是一个用典的问题。用典也是一种比喻，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对此有精到的分析，指出：山谷“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湘东一目诚甘死”、“未春杨柳眼先青”等诗句，“均就现成典故字面上，更生新意；将错而遽认真，坐实以为凿空”。曾子鲁《试论黄庭坚诗歌用比的新与变》认为，黄诗的用比体现了求新与求变的诗歌精神，“有些议论，通过含典故的比喻表现出来，既丰富了诗歌内容，又不使诗歌枯燥呆板”。费秉勋《黄庭坚诗歌艺术发微》认为，“夺胎换骨”与“点铁成金”从本质上看是对前人用典法的一个发展，这个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力避常规的用滥了的俗典，对表现对象与典故间的意义联系往往不取常人的一般思路，而是突出某些新警的意旨。二是，对典故的改造和发挥，“夺胎换骨”实质是使典故作为诗人笔下驱使的材料变成更积极的东西，在诗中触发联想，触发思维，并成为形成意境的催化剂。三是，用典不拘泥不粘滞，或取其一端生发开去，或将几个可沾联的典故熔为一炉。
用典属于借喻或暗喻，可以归之于用比的“艺术手法”之列。在这一点上，山谷的创作与传统的儒家诗学比兴的手法有何不同？钱志熙的《黄庭坚的兴寄观及黄诗的兴寄精神》对此作了论述。他说：“诗的兴寄精神是在内心情趣与外物的形象相感发之中产生的，‘发兴’与‘寄托’之间是一种圆融、自然的关系。”他还认为，黄诗往往通过兴寄、呻吟调笑等方法表现当时的社会政治矛盾，“往往是将具体的人事矛盾提炼成基本的人生主题来表达”。该文还认为：“运用比兴法只是黄诗富有兴寄精神的一个方面，他的成就也决不仅是借鉴、仿效前人的一些比兴手法，而最大的成就是在于作者掌握诗歌的兴寄原则，极大程度地发挥诗体的表现功能，纠正了北宋前期平直浅露的作风。在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黄庭坚运用了感物咏怀、即事明理、乃至调笑科诨、偈颂、歇后、化用典故等一系列艺术方法，造成了一种独特的诗美类型，达到了黄氏自己所倡导的‘兴寄高远’的美。”
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将宋诗主于知性的特征推进到极点的是可称为‘意味的诗人’的黄庭坚。他虽在20岁时赠诗于苏轼被绝顶称赞而成为其弟子，然而苏轼一生中又把他当做友人来敬畏……在诗法方面，他毋宁说是学习王安石较之取法于他的老师苏轼更多。王安石用来赋予丰富的抒情以造型的古典主义，以及言语的锻炼，在他已化为诗歌的触机。他虽具有对细微事物反应敏锐的诗心，及对以白鸥的姿态为象征的自由的热切憧憬，但是绝不直接表述情念。他那以‘换骨夺胎’、‘点铁成金’（使古人的想像和用语产生质的变化，化平凡为奇趣的语言炼金术）为口号的诗法，在句与句、语与语之间产生很大的断绝，靠读者的想像力与古典修养来补充那些间隙，由此构成了有多重意味的空间。其七言古诗《演雅》，极力罗列由古书中选录下来的动物的生态，而在末尾，点出自由地翔羽于江南天地间的白鸥，从而一举开示出自身存在的意味，此诗显示了他的诗学的极限。”
山谷诗还很讲究章法、句法。李宪法《黄庭坚诗歌的章法、句法和字法》认为，黄庭坚“将每一篇作品都作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结构和系统来考察”。“如果说在梅、欧、苏这些诗坛巨子那里，由于‘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的写作风尚，对诗歌传统的跳跃性结构方式时或有所忽视，那么，在黄庭坚这里，这种结构方式则又在力图步武杜诗的努力中被重视起来。”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认为：“句法不仅是黄庭坚学习前人艺术经验的入口，也是他自己在创作中推陈出新的重要方面。”山谷诗的造句，“语虽平易而立意深远，推源其用心，不外乎标新立异，出奇制胜，因此，在句子的组织和音律的运用方面也力求不同凡俗。”他还认为，黄诗在炼字上，继承了杜甫和韩愈的精神，而且有所发展，这就是“除了句中关键性动词形容词的锤炼外，尤重语助虚词的运用，以单行之气，寓于排偶之中”。这样，“作者的思力层层深入，既见其覃思深微，又便于议论铺叙”。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黄庭坚对诗的句法和结构，也有很深的讲究。在句法方面，黄庭坚喜欢多用拗句，这是从杜甫那里学来的，但杜甫还只是偶一为之，黄庭坚则用得很普遍，形成他的特色。所谓‘拗句’，主要是在格律诗体中把一句或一联的平仄加以改变，与此同时，也把诗句的语序组织加以改变，使音节和文气不顺畅，这样就有意造成一种不平衡不和谐的效果，犹如书法中生硬曲折的线条，给人的奇峭倔强的感觉。”
潘伯鹰在《黄庭坚诗选》的前言中论述了禅宗思想对黄诗写作特点的影响，指出：山谷诗花样百出的句法，是由韩孟的“辞必己出”来的，“虽云从韩孟来，但亦由禅学来。禅家的机锋，为了要说一件事，从来就是旁敲侧击，正言若反，曲譬隐喻的。山谷拿禅家的这一套本领加入韩孟句法之中，自更奇幻精警了。魏衍评陈师道的诗‘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实则陈诗的规模去此还隔一尘，若如山谷，真是当之无愧了”。钱志熙在《黄庭坚与禅宗》一文中也认为：黄庭坚的歌行，以拗硬奇崛、风趣幽默取胜，颇有点像临济开山大师义玄。在章法上以“草蛇灰线”法取胜，受了禅宗侧击旁敲的法门之启发。孙昌武的《黄庭坚的诗与禅》一文认为，黄庭坚讲究“句法”也是受当时禅宗注重言句技巧之风的影响。如云门宗总结的涵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丛林中的“死句”、“活句”之说，“讲究以多种多样的灵活语句教人。那种玄妙无滞、口角灵活，能让人直透牢关、契会真理的句子，被称为‘活句’，否则就是‘承言者丧，滞局者迷’的死句”。该文认为，山谷讲究“句法”显然也借鉴了禅语在这方面的经验。
生新（奇）瘦硬，向来被认为是山谷诗风的特征，而且在一个时期被当做是山谷诗的缺点。胡云翼《宋诗研究》云：
“山谷诗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生涩瘦硬，奇僻拗拙’。本来这种务为奇僻的作品，在唐诗里面便已经有了……但在唐人只不过偶一为之，到了黄山谷便专学这一体，而且以此造成一派的特色，虽说是对西昆的反动，却未免矫枉过正了。《岁寒堂诗话》云：‘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此语很能道中山谷诗的毛病。”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三）说：“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风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黄庭坚的成就毕竟不能同苏轼相比，因为他的诗虽能屏除陈言滥调，形成一种以生新瘦硬为其特征的风格，但仍无法掩盖他生活内容的空虚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匡扶的《从山谷诗的艺术特点谈到“江西诗派”》认为，黄庭坚诗有四个方面的艺术特点，一曰发展了拗句、拗律的体制；二曰变俗为雅，以故为新；三曰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四曰好奇尚硬，力避柔词滥调。刘乃昌、杨庆存《黄山谷的文艺思想和诗歌艺术》认为，黄庭坚诗在艺术上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富有思致和机趣，耐人寻绎回味；二是长于点化铸造，下语奇警，引人惊异；三是语言色泽洗净铅华，独标隽旨；四是诗风瘦硬峭拔，兼有老朴沉雄。白敦仁《论黄山谷诗》认为：山谷诗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以奇崛、奥峭、瘦硬生新的风格，造成一种力度和美感，这是其诗风“脱俗”的表现。他还认为，山谷把散文精神贯注到诗歌创作之中，造成一种刚健挺拔、曲折自如的气格。洪柏昭《论山谷诗的瘦硬》专门论述了山谷诗“瘦硬”的美学特征，谓“‘瘦’者，洗净铅华，屏绝绮艳，瘦至骨立；‘硬’者刚健挺拔，力矫柔弱，逋峭劲健”。他将山谷诗瘦硬的个性总结为四点：命意的新奇；谋篇的避熟；声律的拗拙；字句的生新。王守国的《八节滩头上水船：山谷诗美学特征论略》，也总结山谷诗的美学特征为：诗境的生新美；诗语的峭拔美；诗韵的兀拗美；诗构的复合美。
周裕锴在《江西诗派风格论》一文中指出：山谷诗中的意象，如茶碗炉薰之清香，古松瘦竹之清劲，书册翰墨之清寒，蛛网尘壁之清贫，青眼白眼之清高，白鸥扁舟之清闲，都具有清淡的审美特征。他还在《论黄庭坚诗歌的艺术特征》一文中，从意象、修辞、结构、声律四个方面分析了黄诗生新瘦硬风格的具体内涵，指出黄诗艺术风格的基本特征是求生避熟，求雅避俗，求健避弱，但由于黄庭坚广泛师承，荟萃百家之长，因而黄诗随着内容和诗体的不同，还呈现出机理之趣，含蓄之韵，清淡之色，沉雄之气，浏亮之风等多种特征。费秉勋的《黄庭坚诗艺发微》较为细致地探讨了山谷诗的艺术风格。他将山谷诗之美总结为四点。第一，力度感的追求。这种追求与苏轼的词学变革一样，是北宋后期积贫积弱的历史氛围中时代对文学阳刚之美的呼唤的反映。其途径有三：一是用字的锤炼，以新警为主要特征，目的不在取悦读者，而是造成陌生感。二是拗峭的韵律，不但不造成文气的阻塞，“相反的却以同一音韵的重复回响来增强文气的畅达，同样使人省豁，给人力感”。三是刚劲的句式，一种情况是剔除关联性字词和容易使诗句变得甜软的虚字，另一种情况是句式的散文化。第二，奇崛深折的结构美，主要表现为起句突兀和承接无端。第三，高度发挥虚笔的艺术效果。“虚笔是指艺术构创成的并非再现实在事物形象的具象化描写”，“是创作主体给自己的感情意绪人工创造的载体和依托，而不是诗人接触到而注入了主体感情的客观外境的描摹”。第四，熔铸中的艺术发酵，谈的是关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问题。
在探讨山谷诗的风格特点时，将黄庭坚与其他诗人作比较，尤其是与苏轼比较，是一种较为流行的做法。谢无量在《中国大文学史》中指出：苏门有六君子，世惟以庭坚之诗与苏轼相配，称曰苏、黄，今观黄诗气味风格，多渊源子瞻，殆不可掩。后人或以苏长于文，黄长于诗，大非知言也。他还说，王若虚抑山谷太甚，“苏、黄要自未易优劣。虽才气各有短长，体格究未相远。诗至唐已尽其妙，苏黄不得不独出奇变”。钱基博将黄庭坚和苏轼、秦观及西昆诗人的作品作了比较，指出：黄庭坚的许多诗避熟避易，力求生崭，而时出妍媚，“虽籍苏门而不用苏法。苏轼以旷见真，以坦为激，以透能警；庭坚则以清为奥，以生出新，以涩作健；而‘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其说实本苏轼而别出蹊径。苏近于欧，黄则似梅。苏轼以韦学陶，以白学杜，而间参以韩、孟；庭坚以谢化孟，以韩学杜，而亦或用韦、白。庭坚与秦观五言皆致力于二谢，而秦媲于柳，黄化以孟。尝曰：‘宁律不协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犹恨雕琢工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耳。’然庭坚未泯斧凿，实伤雕琢；而其好用事以语僻难晓，则与西昆不同体而同弊。西昆丽典新用，特以比兴为妍；庭坚整语碎用，欲以剪裁出奇。西昆比引有迹，庭坚点化无痕。此其所自得意而能胜一筹者也”。钱锺书《宋诗选注》进一步指出黄庭坚诗与李商隐及西昆诗人作品的不同，说：“黄庭坚歌咏的内容，比起这种诗（按指西昆体诗）来，要繁富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就复杂得多，来源也就广博冷僻得多。在李商隐，尤其在西昆体的诗里，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吞又吐，不可捉摸；他们用的典故辞藻也常常只为了制造些气氛，牵引些情调，仿佛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于意’的印象。黄庭坚有着着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正像‘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晦塞为深，虽奥非隐’；这种‘耐人思索’，是费解，不是含蓄”。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涉及黄庭坚时，是从苏、黄比较的角度讲的，他认为：苏诗时含讥刺，黄则反对讪谤；苏重天成自得，黄则讲究布置法度，苏轼重的是“意”，有意才能摄用经、子、史中之事，黄庭坚所重视的是“法”，有法才能安置一篇之意；天成自得发于己，法度布置得于人，所以黄庭坚教人规模古人。周裕锴的《苏轼、黄庭坚诗歌理论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对苏、黄的诗论进行全面的比较：如果说苏轼继承的是“兴观群怨”的儒家诗论的话，那么，黄庭坚则主要继承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如果说苏轼只在创作实践上开宋代以才学为诗的风气的话，那么，黄庭坚则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奠定了资书以为诗的创作原则。从实践意义上看，苏轼提倡的那种创作态度和方法，是对一个天才或对一个文学巨匠的要求，而黄庭坚的诗论更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在向前人学习时，苏轼注意的是他们无意于文、直率自然的创作态度，注意到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真实情感和不同个性，而黄庭坚首先注意到前人是如何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进而注意到前人作品的内容和意境，他的独创就是从这里入手的。该文认为：“苏轼诗论在美学方面贡献更大，而真正能代表宋诗的审美特征、真正能代表宋代文人的审美风尚的，却是黄庭坚的诗论和诗歌。”
许总的《黄庭坚诗影响成因论》，从文化生成的角度对苏、黄作了比较。他认为，黄庭坚诗内在精神的强化表现于有限的外在世界（个人生活），与苏轼诗的无限的外在世界（自然大化）形成鲜明的不同，但其主体的高扬与心灵的涵盖的本身，恰恰体现出对苏轼诗的本质精神的准确把握。而其外在世界的大小之别，则有构成苏、黄诗风表现差异的特点和走向不同的契机。他又认为，基于这种不同，苏轼诗能够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黄庭坚诗的本体精神局限于狭小的客观世界，故而形成腾挪曲折、回荡陡峭的体貌与格调。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论及苏、黄所追求的“不俗”时说：“主张不俗实为崇尚清旷的必然归结，也是苏、黄等人在创作上的一致追求。但达到这一标准的途径有二：一则天才超群，学识出众，于是乎超越法轨，运斤成风，纵横放肆，皆清新神逸，有自然脱俗之高致，本不必刻意求之；一则取法前辈，变异求新，标奇越险，以求艺事的精深华妙而超迈流俗。前者为苏轼，后者是黄庭坚，这也是大家与名家的不同所在。”韩经太在《苏黄诗比较论》一文中，认为苏轼亲李白而黄庭坚亲杜甫；苏轼由梅、欧一脉上承韩愈，而“黄庭坚则经昆体功夫去造访老杜”。
刘乃昌在《试论山谷诗与王安石》一文中论述了黄庭坚与王安石的关系，认为，两人都强调师法杜甫；两人都重视师法的考究磨练；变平易坦真为深拗劲峭是两人诗风之所同；山谷诗在立意、句法和艺术手法上都受到王安石的影响。文章指出：“王、黄两家用力最深的均在律诗，律诗的显出与唐音不同的宋调，应该说开始于荆公而完成于山谷。”此外，有的研究文章将黄庭坚与苏轼、陈师道、严羽等人作了比较。比如《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王守国的《抑扬千秋，殊途同归——黄山谷、杨诚斋诗比较论》；《争鸣》1989年第1期吴晟的《形不似味似——黄庭坚与陈师道诗比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查清华的《黄庭坚与严羽的人格意识》等。
四、题画诗及其他
黄庭坚的题画诗是其全部诗歌中的一部分，对这些诗歌作出专门的研究，表明黄庭坚研究的深入。祝振玉的《发明妙慧，笔补造化——黄庭坚题画诗略论》将黄的题画诗之特点总结为三点：一是，在丹青缣素之间通过一唱三叹赋予题画之作以诗的情味；二是，不仅能够体物言情，而且能够因画见趣；三是，用自己的思想襟抱去理解画意，借机析义谈理，指讽人生世相，使那些花草虫鱼、历史人物都闪耀出冷峻的思想光芒。他将黄的题画诗的妙处也总结为三点：一是写意性；二是引譬联类、迁想妙得；三是画中有我。该文认为：“黄庭坚以其超卓的艺术才力、学问修养，使题画诗摆脱原来附庸的地位而成为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新诗体。”黄庭坚的题画诗“读起来不像他有些作品那样拗峭苦涩，使我们看到他创作个性的另一面”。凌左义《风斜兼雨重，意出笔墨外：论黄庭坚的题画诗》认为，黄庭坚的题画诗在内容上有对现实的批判，有对脱身世网的希望，还表达了他的美学思想和绘画理论，甚至于某种禅趣，内容极其丰富。其艺术上的特色是：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侧面表现，以画为真；顿挫有力，妙于结构；善于立意，深于寄托。钟圣生《黄山谷与他的题画诗》认为：黄的题画诗常用的手法是避开画者对画面上的人物进行讴歌，或直接论画的技法。艺术技巧上的戛戛独造；精练平淡；灵活用典。这些诗“曲折地反映生活，侧重抒发感情”。傅秋爽的《试论黄庭坚题画诗的艺术特色》，也对山谷的题画之作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山谷诗的分期。钱志熙在《黄庭坚分期初论》一文中，将黄庭坚诗分为三个阶段：早年，熙宁末至元丰初；成熟时期，元丰年间；发展变化时期，馆阁任职时期；绍圣以后。并对各期的诗风做了探讨。莫砺锋在《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阶段》一文中详细探讨了黄诗的发展，将其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大体统计出了每一个时期不同体裁的数量，对每一个时期的诗的思想内容也做了简要的分析。该文指出，“黄庭坚体”形成于他入官汴京之前，其特点有三：一是对仗有意摆脱妃青俪白而追求意远；二是语气简古生新，色泽淡雅；三是诗意单行直下一气流转。这种为世人瞩目的诗歌特征在早期表现较明显，他在晚年则形成了诗歌要自然、平淡的主张。“晚期黄体最突出的新气象是出现了平淡质朴的风格。”“不但词浅意深，以浅驭繁，而且完全打破了以情景交融取胜的传统诗法，真正达到了‘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老成境界。”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是更为深入和具体的。
黄庭坚对宋代诗歌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呢？朱安群《黄庭坚是宋诗风范的主要体现者》一文认为，“黄庭坚最足以体现宋诗（主要是指隆宋诗）风范，没有黄诗的新变，就没有那么热闹的唐宋诗之争”。他认为黄诗在下面三点上可以体现宋诗的特点：一是忧国、畏祸、思归的思想内容，普遍反映了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精神风貌，折射了走下坡路的时代趋向；二是讲“道”、讲“理”比前人更精细，有重视内心修养的倾向，所以他的诗受到心学大师陆九渊的高度称赞；三是黄庭坚努力改变唐人那种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艺术风范而追求“神似”，与整个宋代人的审美趋向一致。莫砺锋在《江西诗派研究》中指出，黄庭坚所以能够成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黄庭坚在创作上成就很高，在诗坛上享有盛名。其次，黄庭坚喜欢指点青年，奖掖后进。更主要的条件还有五点：第一，当时诗坛上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是苏轼，但最突出、最集中地显示宋诗特色的诗人却是黄庭坚。第二，苏轼写诗主要是凭着奔放的才情，令人难以仿效；黄庭坚则是严肃地字斟句酌，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第三，黄庭坚有详细的创作理论。第四，黄庭坚明确地为学诗者指出了循序渐进的两个步骤。第五，“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为面对丰厚的文学遗产不知所措的人，从词、意两方面指明了道路。由于黄庭坚具备了上述五个方面的条件，“他就理所当然地受到许多青年诗人的拥戴追随”。许总《黄庭坚诗影响成因论》一文专门探讨了黄诗影响深远的原因，认为：黄庭坚诗“既体现了自欧阳修、苏轼以来的宋诗本质精神的一脉传承，又形成一套严格的法则和规范的程序，从而在有法可循的意义上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山谷诗在海外的研究与影响也有人介绍。宋红的《黄庭坚诗在日本》介绍了黄诗在日本的版本与流传，以及日本学者对黄诗的研究。该文说，“保存在日本国家藏书馆和几大文库中的宋、元、明、清各代黄庭坚诗文刊本有近二十种之多”。其中有宋刊本三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藏于内阁文库的《豫章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七卷》，据日本汉学家考订，这是南宋时代最早、最优秀的刊本……遗憾的是此本残缺过多，留存卷数只有十七卷”。文章还介绍了黄诗的两个日文选本：荒井健的《黄庭坚》和仓田淳之助的《黄山谷》及塘耕次的论文《黄山谷的晚年——以书简为主要资料》，同时也列出了60至80年代日本学者的有关论文存目：一是仓田淳之助《黄山谷的性格》，《中国文学论集·吉川博士退休纪念》1968年3月；二是荒井健《黄山谷的〈演雅〉诗》，《橘女子大学研究年报》，1996年9月第2期；三是横山伊势雄《黄庭坚诗论考——以典故的用法为中心》，《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1971年3月第82期；四是中村文峰《关于黄山谷居士》，《中国文学论考》，1975年5月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