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向来被认为是宋诗的代表人物，由于人们对宋诗好恶不一，因而他也就获得了毁誉不一的评价。在从南宋就开始的唐宋诗之争中，山谷诗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一直到十多年前，研究者对于他的诗论是否是形式主义、诗歌创作是否是现实主义等问题还在争论不休。黄庭坚研究的突破性的进展，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中完成的，不但文章数量较多，而且有许多建设性的新见解。
了解黄庭坚的生平事迹，是研究他的思想与文学创作所必须的基础工作。早在南宋，任渊为《山谷内集》作注时，在系年目录内即附有黄庭坚的年谱，但很简略。其后，黄庭坚的重孙黄作有《黄山谷年谱》三十卷，较为详细地考订了黄庭坚的生平事迹，今人多沿用其说，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更详的考述。
一、生卒年与家世考
关于黄的生卒年问题，古今学者多无异议。至20世纪90年代，于景祥的短文《黄庭坚卒年质疑》，对山谷卒于崇宁四年（1105）说提出了两条疑问。第一条，《三希堂法帖》第十三册有山谷手书《洛阳雨霁诗》，落款为大观丁亥，即1107年。第二条，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八记载范寥告张怀素兵变一事，该事发生在大观年间，当时山谷尚在人世。作者认为这两条材料是可信的。徐无闻在《黄庭坚卒年可以无疑》一文中认为，于景祥的文章所用的材料是不足为凭的，理由是：首先，书法界容庚、李天马等先生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三希堂法帖》中的《洛阳雨霁诗》是伪作，该书作特别是其落款在艺术上极不成熟，不可能是山谷晚年书。其次，宋代《梁漫志》、《京口耆旧传》等笔记关于范寥告变一事的记载，与正史相合，可以证《挥麈漫录》之谬。徐文认为研究黄山谷的生平包括卒年问题，最可信的资料是他本人的著作与公认无疑的墨迹及他同时代人包括范寥的记录，黄的《黄山谷年谱》成于庆元五年（1199），下过很大功夫，也是可信的。李世亮又发表短文《黄庭坚卒年卒址新证》，说粤北连县夏湟村的《黄氏族谱》和星子镇黄村的族谱，均记载黄庭坚卒于1121年，享年76岁，“葬于黄水之源”。但该文篇幅短小，未作任何考证。
周裕锴的论文《黄庭坚家世考》，通过对黄庭坚叔祖辈、弟兄辈诸亲属事迹的考证，得出结论说：“黄氏家族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儒学为传家之学，载入《宋元学案》或《宋元学案补遗》者达十余人。二是以文学为传家之学，尤其重视作诗……三是尚气节。”“另外，家族中人的书法亦有一定造诣。黄氏家族的这些特点，在庭坚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王毅的《黄庭坚家世考补》对周文作了一些补正。关于黄庭坚家世生平的考证文章还有陈靖华的《黄山谷子黄相之“生母”辨》、詹八言的《黄庭坚父子史实考辨》、李楚荣的《黄庭坚卒址考》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张秉权的专著《黄山谷的交游与作品》以其生平、交游证其思想与文学，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郑永晓的新著《黄庭坚年谱》，洋洋近50万言，材料更为丰富翔实。
研究者为黄庭坚写的传记有：刘北汜的《山谷》，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程千帆、莫砺锋的《黄庭坚评传》，载《历代著名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这两种传记都将黄庭坚放之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结合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对他的生活经历与生活态度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二、思想与政治态度
黄庭坚不但是一个诗人和艺术家，而且在政治思想上对人生的种种问题有独到的思考，其思想受儒家影响比较大。黄宝华的《论黄庭坚儒道佛合一的思想》是一篇关于黄庭坚思想的专论，文中指出：儒、道、佛合一构成了黄庭坚思想的核心；儒、道、佛思想在黄庭坚那里不是简单的拼合，而是以儒为本，圆融佛、道，对佛道有所吸收，有所改造。黄文认为，黄庭坚吸收了佛家与道家反观、内省的修养方法，同时，他的思想与佛、道两家又有许多不同，比如他的老师黄龙晦堂是南宗禅的传人，黄庭坚欣赏的也是南宗禅的精神，但他却主张以近似北宗禅的修行方式修身养性。在认识论上，他也不主张万法皆空，而是强调读经，且已有了朴素的“知行合一”的思想。该文还认为，山谷对此岸世界的执著与对彼岸世界的向往混杂在一起，使得其思想中有深刻的矛盾。潘伯鹰在《黄庭坚诗选》的序言中，分析禅宗思想对山谷的影响时说：“山谷的这一种禅家修养对于他的立身处世的指导力真是太大了，从这种修养中锻炼出来，便能一面看空世间所谓的功名勋业，不会予以过高的估价，一面扩大了胸襟，破除了小氛围的恩怨而存度世之心。”钱志熙在《黄庭坚与禅宗》一文中说：“禅宗对黄庭坚的影响，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就是思想方法上的影响。”他认为，黄庭坚的治儒方法与汉儒“白发死章句”的治儒方法不同，是借鉴禅宗顿悟真如的方式来进行心灵的修养，是融合佛禅平等观及庄子齐物论的思想来培养自己，对待自己力求超然物外，对待社会力求公平无二，万物一家。祝振玉在《黄庭坚禅宗源流述略》一文中认为，黄庭坚的禅学信仰是在黄龙派的影响下形成的，其衣钵相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放任自然”，二是“无往而非道”说。“黄庭坚禅学的实质与方向，应该说是将禅家学说，改造成供自己受用的精神思想养料，造就一种随缘任运的处世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出处穷通，行藏用舍。”
周义敢的《黄庭坚思想发展初探》，将山谷的思想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作了论述：第一时期为初登仕进时期，其思想已表现出融合儒道佛并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特色。第二个时期是山谷在大名时，广泛学习经史，用以探索万物本源，思想开始系统化、理论化。第三个时期为元丰三年至元年间，以《易》为万物本原，以忠信孝友为主要内容。第四时期为绍圣以后，形成了儒道佛融合的成熟思想。他认为，山谷与他同一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经历了学佛、佞佛和以儒学改造佛学的曲折过程。佛学给了他消极的影响，但佛学富有思辨性的哲学体系，又使他获得了精致的理论形式。这种分期研究如果作得好，可以使研究更加深入，同时，也需要下更大的功夫，这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
关于黄庭坚的政治态度，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在“文革”前的古典文学研究中，许多学者受当时极左风气的影响，对黄庭坚的政治态度进行了批判。如《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3辑朱东润的《论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及其论诗主张》、刘大杰的《黄庭坚的诗论》等。刘大杰的文章引了范温所记山谷评韩愈《南山》诗与杜甫《北征》诗的材料之后说：“从内容出发，来评定作品的优劣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只是他少年时的意见。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属于旧党，在当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极其尖锐的政治生活中，逐步形成了那种明哲保身的消极思想。”王达津在《论沧浪诗话》中说：“黄庭坚不主张讽刺。”这种看法当然并非不正确，而是价值判断的色彩太浓，似乎对古人复杂的处境缺乏足够的体谅。莫砺锋在《关于江西派诗人的政治态度：与王达津先生商榷》中提出：我们不能离开其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苛责古人。他认为：黄庭坚深深地为“好骂”的苏轼担忧，并以其遭遇为前车之鉴，但并不总是反对讽刺，他还称赞苏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