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能于唐诗之后别开生面，苏轼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他才大格高，可完全不受成规的束缚，将作文的方法用之于作诗而获得成功，于情无所不畅，于景无所不取，加之议论博辩，滔滔莽莽而才气纵横。其诗既有法度中的新意和豪放外的妙理，又有新鲜的比喻、多样化的风格，磅礴的气势。自然，也不乏粗豪草率和好用事典以逞才学的毛病，但以他对宋诗的贡献而言，已是无关宏旨的了。
一、关于苏诗的总体评价
1949年前的学者在著述中谈到苏轼诗时，多概括地谈其总体特色和在宋诗发展中的地位。吕思勉指出：“北宋之诗擅名者，无如坡公。荆公之格高而坡公之才大，殆可谓之双绝。然为后人所宗法，则坡公尤胜于荆公也。赵瓯北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此语最能道出苏诗特色。苏诗之才力横绝，无所不可，诚非余子所及。其或放而不收，病亦即伏于此。”胡云翼《宋诗研究》说：“没有欧阳修，绝不能廓清西昆体的残余势力；没有苏轼，绝不能造成宋诗的新生命……开辟宋诗的新园地，不让她永远依附唐人篱下，这便是苏轼惟一值得讴歌的伟大处所。”柳村任《中国文学发凡》也说：苏轼的作风完全是不可模拟的，“在宋代诗歌中他所占的重要地位，实在不下于唐开元、天宝间的李、杜”。苏诗在宋代即被称为“东坡体”，故梁昆在《宋诗派别论》中有“东坡派”之说，认为“东坡之主诗盟，不专宗某一古人，乃兼重才气，任个性自由发展，决不加以限制，又决不以体裁不同而相互攻驳，故苏派诸人各具面目”。又说：“东坡诗派有一长四短。一长者何？曰解放诗格……四短者何？一曰以文为诗，二曰议论，三曰好尽，四曰粗率。”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认为，苏诗于宋为一代之宗，说苏轼“天性洒脱，清旷自怡，及自为诗，学杜不得其沉郁，学韩又难为生，而以白香山之容易，抒柳子厚之秀淡，上窥陶彭泽之旷真，旁参李太白之豪俊；其辞则跌宕昭彰，其境则清深旷邈，而托之禅悦，焯有理趣”。又说苏诗：“言景如画，言情如话，不须矜才使气，兴会所到，险境发以雄，精理透之显；而行所无事，意思闲暇，抒以养气，显以发奥，四通六辟，使人心神融释；凡经史传记百家之言，信手拈来，无不贯穿协合，尽是毫飞墨喷，自然水到渠成，脱然畦封，似不经意而出；然句如坚城，而气极和厚，盘硬而不入于生涩，流宕而不落于率易，此所以卓然名家为不可及也。”
在对苏诗的总体评价中，其艺术渊源也常为人们所论及。赵宗湘《苏诗臆说》认为，东坡“受李、杜之影响较深，与韩、刘之关系为浅，此外陶渊明、韦苏州、王右丞诸家，予东坡之助力亦大”。严恩文《东坡诗渊源之商榷》认为，东坡另外还受白居易、杜牧的影响。陈迩冬《苏轼诗选·后记》认为，苏诗早年学刘禹锡，语多怨刺；晚年假道于白居易而驰意于陶渊明，平淡近人；中年受李白影响为多，又不时师法杜甫。谢桃坊在《苏轼诗歌的艺术渊源》中认为，苏轼“受到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浪潮影响，而走着欧阳修学李诗和韩诗的道路”。文章还指出，苏轼能够转易多师，从自己的意识气质和审美趣味出发，于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和创新，形成个性鲜明的“东坡体”。莫砺锋的《论苏黄对唐诗的态度》也谈到了苏诗的渊源，认为否定晚唐，喜爱白居易，崇尚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均推崇杜甫，推崇韩愈，是苏黄之所同，但“在如何与唐诗争胜这一点上，两人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苏轼怀着与唐人争胜的心态审视诗歌史时，他的目光就自然而然地越过李杜这座唐诗巅峰而追溯至先唐时代，最终停留在陶渊明身上”，而黄庭坚却认为杜诗的风格可以囊括陶诗。该文认为，苏黄“对唐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正确态度，是他们最终建成宋诗独特风貌的重要原因”。
卞孝萱的《刘禹锡与苏轼》以大量宋、元笔记材料为证，分析了苏轼受刘禹锡影响及相关的若干问题，认为刘禹锡的讽刺诗对苏轼有具体影响，说苏轼学刘禹锡是因为他喜爱刘禹锡的作品，他仿效刘禹锡作诗的技巧，运用刘禹锡作品中的语言、典故。文章还提出了苏轼与灵澈关系、苏辙与黄庭坚等苏门文人与刘禹锡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张浩逊在《苏轼和李白》中说，“苏诗的风格与汪洋恣肆、豪放雄奇的李白诗风十分接近，苏轼对李白及其诗歌作出过许多高度评价，李白诗歌对苏轼诗词有不少影响，苏轼还好以李白自喻。苏轼与李白的主要差异表现在：苏轼的写景诗多理性思考，白诗多主观激情；苏诗在句式上比白诗更散体化”。该文作者又在《苏轼和杜甫》中说，苏轼和杜甫都有“致君尧舜”的抱负、独立不倚的人格，也都有漂泊天涯的磨难和政治失意后的自遣，“在诗歌艺术上，两人都有不懈的追求，较为一致的审美趣尚以及超卓的成就”。因此，苏轼喜爱杜诗、学习杜诗，实乃情理之必然。
二、苏诗的内容与艺术特征
程千帆在《苏诗札记》中将苏诗大体分为两类，说“反映民生疾苦和时政得失的诗篇，在苏诗中并不是在质量上最高、数量上最多的”，在内容方面最突出的另一类诗“在极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诗人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他对于束缚个性的环境的抗拒，他在任何困难的时候都不丧失的乐观主义精神”。马赫的《略论苏轼的诗》，描述苏诗的基本精神，说他对封建秩序和儒家教条所装潢起来的封建历史有无限的崇拜和信托，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难，又通过苏轼的政治活动和曲折多难的生活渗入到苏轼的思想中，使他对自己所处的现实产生了一种以复古为原则的幻想式的改革要求和对黑暗的憎恶”。胡国瑞的《苏诗内容的评价》一文，将苏诗的内容概括为关心民生疾苦、对人才的爱护与期望、对生活事物的咏叹、写山川风土名胜古迹、题咏书画等类。刘乃昌的《苏轼评传》将苏诗分为政治诗、讽喻诗、景物诗、理趣诗、和陶诗等类。
人们较为关注的还是苏诗的艺术特征。自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过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后，人们往往将此视为整个宋诗的特点，苏轼又是宋诗的代表，因此，人们也将此视为苏诗的主要特点。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的《中国文学史》（二）说：“苏轼诗的特点还在于：作为诗人，他对事物的诗意的感受有时并不比他的观察和思考更敏锐和更深刻。他的不少诗，可以写得动荡流走，不落平板，但诗的形象往往不够鲜明和饱满，而以一种理趣见胜。”又说：“苏轼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这是受了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而又有所发展，也是宋诗的一个共同特征。”胡念贻《略论宋诗的发展》指出，苏轼在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方面，“如果不是超出欧阳修等人，至少不相上下”。赵仁皀的《苏诗的议论》认为，苏轼有意识地以议论入诗，又重视诗歌本身的美学价值，故形成了以下三个优点：一是能成功借助形象，在形象中使自己的倾向生动自然地流露；二是能和叙述紧密结合，边叙边议，使这些诗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敏锐的洞察作其坚实深厚的基础；三是议论本身或精警透彻，或幽默生动、富有讽刺性，或作翻案语与前人颉颃。在《苏诗的才气》中，赵仁皀反驳严羽评苏诗“一唱三叹有所缺焉”的说法，认为苏轼在理论上是重视以“才气”为诗的，他重视的是诗歌的天成、自然、神韵。该文将苏诗的才气总结为三点：一是生动活泼、丰富浪漫的想像；二是细致的观察力与细腻的表现力；三是构思布局的波澜起伏、变化莫测。
提到议论，就必然提到苏轼诗歌的理趣。吴枝培《言虽浅鄙，自有深趣》说：“苏轼酷爱《庄子》，精通佛理，加上他对事物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善于融合禅机诗意，使妙理与形象达到完美的统一。”王洪的《哲理·情感·意象·议论——苏轼哲理诗之我见》认为，苏诗中的议论有以下之优长：一是沟通读者与作者；二是突破了传统的意与象的诗构樊篱，改变了诗境的构成方式；三是借助情感产生魅力。并认为苏诗寓哲理于意象，以意象象征哲理，意象和哲理是内在联系的统一体。洪柏昭在《试论苏轼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中，将苏轼的议论分为具有哲理性的议论、关于为人处世的议论、愤世嫉俗的议论以及叙事咏史中的议论，并认为他的议论诗之贡献在于使宋诗增加了耐人咀嚼的理趣。葛晓音的《苏轼诗文中的理趣》一文，从文化渊源上分析了苏诗理趣的特点，认为苏轼“富于理趣的诗文大多数本于庄子的‘任自然’之旨，兼取禅宗的空幻之说”。并认为这种理趣可以追溯到东晋永和年间的玄言诗。张尹玄在《苏轼诗歌感喟人生的哲理特征》中，探讨了苏轼诗歌中感喟人生哲理一类所具有的理趣，说苏轼“善于将一己之悲欢置于宇宙、人类的广阔空间去观照”，“置于悠悠的人生长河去作高屋建瓴的观照”，因此具有深邃性、审美性。
无论“以才学为诗”还是“以议论为诗”，都是作者主观意念的加强。马德富的《苏诗以意胜》认为，苏诗的特点是“知性元的强化、意的强化，由此而突破唐诗的结构模式，导致情景交融的和谐的削减和情理互渗的平衡的倾斜，苏诗的艺术成就与艺术特征根源于此，而失误也由于此”。苏轼有一句谈艺名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白敦仁的《论东坡诗的“新”和“妙”》，从题材、立意、构思、用事等方面分析了苏诗之“新”，并认为其妙处在于将“客观审美对象所独具的生机勃勃的特征和审美主体诗人自己在特定情势下一瞬间的特殊感受、特殊印象的巧妙契合”写出来，实际就是抓住创作灵感。
谈到苏诗，人们总是想到他精辟而广博的比喻。钱锺书《宋诗选注》说：“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并认为这一特色来源于对庄子和韩愈的学习。张三夕《论苏轼诗中的空间感》一文说：“苏诗在比喻上取得成功的内在因素之一就在于他独特的空间感。”认为苏轼诗的艺术特点是：寓大于小、置大入小、小中见大。作者认为这些独特的艺术感受令苏诗“使人感到气势磅礴、掷地有金石声”，“突破描写对象空间微小的限制，捕捉其内在富有诗意的特征，从而展示一个更广阔、更动人的情景”。并由此总结出“大凡写出气象阔大、雄奇豪放的风貌的诗人，都要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去缩小空间距离、打破空间界限”。
应该怎样形容苏诗的风格呢？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苏诗“有的轻新，有的瘦削，有的丰腴，有的险峻”，也就是说，苏诗的风格是多样化的。那么，苏诗的主导风格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还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第一，“清雄”说。如陈迩冬《苏轼诗选》认为，“‘清雄’是苏诗的艺术境界”，且以苏轼中年以后成熟时期的诗为代表。王水照的《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也认为，在整个任职时期，“苏轼诗歌的主要风格在豪健清雄方面”。第二，“豪放加平淡”说。如谢桃坊《苏轼诗歌的艺术渊源》，认为“豪放是苏轼的基本的艺术风格，最能体现苏轼的艺术特色”、“苏轼后期平淡古朴的诗作在艺术渊源上显然吸收了韦、柳的简古、白居易的浅易与陶诗的质癯”。第三，“高风绝尘”说。朱靖华在《论苏轼诗风主流“高风绝尘”》一文中认为，“高风绝尘是苏轼诗风的主流，是苏轼诗歌创作的最高审美追求”，“高风绝尘是指高风亮节和超越世俗尘土羁绊的审美精神和审美韵致，它与隐士的避世哲学判然有别”，苏轼把它当做超越盛唐诗歌的一个新起点。第四，“自然”说。安熙珍的《苏轼诗歌的至境——自然》一文认为，苏轼诗中的“真我”，“不只是一个有悲喜感情的自己，而且也是一个理性的‘我’，甚至是一个客观的对象”。苏轼不以现成意识认识事物，而以纯粹意识直觉事物。苏诗自然和谐的境界中，“没有任何激情或作意，而只有恢复到纯粹意识的自我，与景物相通的世界”。
三、苏诗的分期研究
苏轼有诗歌2700余首，内容极其丰富，而且随着其生活历程的进展有不少变化，这就需要对它进行更细致的分期研究。
对于苏诗的分期，学界长期以来流行以“乌台诗案”为界将苏诗分为前后两期的看法，或分早、中、晚三期。王水照在《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中认为：“与其按自然年序把他的创作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如按其生活经历分称初入仕途及两次‘在朝——外任——贬居’，而分为七段。”即：1.嘉、治平的初入仕途时期。这是苏轼创作的发轫期，他怀着宏大抱负走上政治舞台，力图干一番济世济时的事业，写出了一批富有社会内容的诗歌，和《进策》25篇、《思治论》等充满政治革新精神的政论文。2.熙宁在朝任职时期。今存熙宁初二三年间所作诗歌不足20首，为苏诗编年的最低数字（前在凤翔任职的三年内，写诗共130余首）。3.熙宁、元丰时期的外任期。实际生活扩大了苏轼的政治视野和社会阅历，他的社会政治诗大多产生于此时，政治社会性较强是他整个外任时期（包括初入仕途时期）诗歌的共同思想特点。4.贬谪黄州时期。这是苏轼创作的变化期、丰收期，主要题材是抒写贬谪时期复杂矛盾的人生感慨；创作风格除了豪健清雄以外，又发展了清旷简远的一面，透露出向以后岭海时期平淡自然风格过渡的消息。这时期作品中尽管交织着悲苦和旷达、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迈的种种复杂情绪和态度，但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老思想是他的基调。5.元在朝时期。元初所作固然不少（200首左右），但除题画诗外，名篇佳作寥寥无几，且题材较狭，以应酬为主，虽不能一笔抹杀，但毕竟视线未能展示到更重要的生活领域。这时的诗歌风格，仍然在多样化之中保持劲笔健毫的统一倾向。6.元、绍圣时期的外任期。此时企图远离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旋涡，一则避开是非，保全自己，二则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诗歌的主要风格在豪健清雄方面，不仅创作数量比在朝时增多，名篇佳作亦美不胜收。7.贬谪惠州、儋州时期。此期佛老思想成为苏轼思想的主导，因而表现出胸无芥蒂、因任自然的精神，虽处逆境而热爱生活，并在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敏锐地发现诗意和诗情。比之黄州时期，这时的题材更加生活化，并在我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摄入岭海地区旖旎多姿的南国风光。作者认为如此分段后，还可“进而按其思想和艺术的特点分成任职和贬居两期：思想上有儒家与佛老思想因素消长变化的不同，艺术上有豪健清雄和清旷简远、自然平淡之别。这是特殊性，也是分期的根据”。
谢桃坊早年也持两期说，后来，他在《苏诗分期评议》中，主张按艺术风格的进展将苏诗分为六个时期，即：早期（嘉四—六年）、凤翔时期（嘉六年—熙宁四年）、杭密徐时期（熙宁四年—元丰二年）、黄州时期（元丰三年—元丰八年）、元时期（元丰八年—元八年）、岭海时期（元八年—建中靖国元年）。并认为此六期可以以“乌台诗案”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练笔直到豪放风格的成熟并达到创作的高峰”，后期“逐渐出现衰退的趋势，在追求新的平淡风格的同时还经常保持固有的风格和本色，但已失去了嬉笑怒骂的特点，锋芒大大收敛，而作品的现实性也大大减弱了”。
此外，又有分三期说、五期说等分期法。如孙民《对仕宦人生的深刻反省——谈苏轼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按时间之进展将苏诗分为1069年新法实施以前、新法实施到1079年被贬黄州和黄州以后三个时期。王士博《苏轼诗论》将其分为早年——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时期——黄州、汝州时期——元时期——晚年，共五期。
四、和陶诗、题画诗与山水诗
近二十年来，在苏诗研究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探讨苏轼的和陶诗、题画诗与山水诗，涉及以下问题。
（一）苏轼120多首和陶诗，作于不同时期，苏轼为什么大量和陶？这些诗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有什么特点？苏轼高度评价陶诗，有什么文化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朱靖华《论苏轼的〈和陶诗〉及其评价问题》认为，苏轼之所以酷爱和陶诗，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爱好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艺术特色；二是崇尚渊明的性情和为人，而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其和陶诗是“借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像他的其他诗歌一样，反映了北宋政治现实和重大社会事件的真实面貌，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揭示朝政黑暗”；二是“同情人民疾苦”；三是“苦闷矛盾的个性象征”。在艺术方面，他把握住了陶诗用意深微、以诗寄意的特色，又能够“将其亲身经历的生活场景，予以真切、平淡而自然的描写”，追求超然淡泊、意与境会，追求自然理想的生活态度，故其和陶诗达到了“神似”的地步。王水照《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认为，苏轼对陶渊明的认识在评陶历史上有着突出的意义，他对陶诗的见解也多被陶诗研究者所接受，东坡和陶诗的意义在于“它是苏诗艺术风格转变的确切标志，是探讨其晚年风格的有力线索”。作者还认为，苏轼扬州的和陶《饮酒》诗与陶诗风格不侔，豪横超迈之气不能自淹；惠州、儋州和作，力求从神理上逼近陶诗风味。至于和陶诗与东坡其他创作的关系，作者认为“和陶诗”中所表现的美学趣尚，影响到苏轼岭南时期的整个创作。
张宏生《苏东坡的和陶诗》一文认为，苏轼在扬州时期和陶诗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学习和模仿陶诗”。惠州、儋州时期的和陶诗表现了他求仕不能、求隐也不能，因而自我排遣的心境。其诗“闲适中带着苍凉，恬淡中带着忧郁”，总的来说，从苏轼的和陶诗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林冠群《试论苏轼和陶诗》认为苏诗和陶是“看中了陶渊明这条退隐来表示素志的路”，认为陶诗的特点是以自适为趣，而苏诗放达逞才；陶诗多人间烟火气息，苏诗则飘飘欲仙了。不同的原由，作者认为应该归因于苏轼没有根植于陶渊明那样的田园生活。熊莘耕的《苏轼和陶诗初探》，更多地求苏诗与陶诗之同，认为苏轼和陶诗写了晚年的“闲”与“静”，表现了苏轼的佛道观念，及对功名利禄的淡泊、对山水田园生活的神会，艺术风格平淡自然。易朝志《论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心态及旨趣》认为，“和陶《饮酒》乃东坡有意和陶之始，不论内容、作风，都明显的见出东坡自己的面目”。惠州57首和陶诗，“寄情山水，游心物外，笑傲忧患的色彩更浓，对腐败朝政批判更尖锐，诗人的政治态度和人生态度表现出一种新的自觉，不过手法上更加隐晦”；居儋47首和陶诗，“一方面继续批判黑暗朝政……另一方面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反省”。该文认为，苏轼和陶诗“以朴素自然的语言形式表现了深厚的意蕴，不逞才，不使气，有陶诗的面目，而存‘东坡气骨’……反映出东坡晚年纯熟的技巧和诗歌艺术的成就”。
（二）东坡的题画诗是别开生面的。1980年以来，它也成为苏诗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发表了文章十余篇。人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苏轼题画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
张忠权《苏轼的题画诗》，分析它的特点为：其一，忠于原画；其二，写出画面的动态；其三，抒写了画家和诗人的强烈的思想感情。认为这些诗反映了苏轼在政治上屡遭打击的苦闷心情，写了对当权者的不满，以及对命运的抗争。林从龙、范炯《略论苏轼题画诗》特别强调了苏轼把画境转化为诗境的特点，认为苏轼题画诗在创造意境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寄寓主观情思；二是展开艺术联想。作者分析了苏轼题画诗借题发挥、抨击时弊的特点，还分析了这些诗对哲理的探究与思辨。汤炳能《论苏轼题画诗的丰富想像》分析了苏轼题画诗如何充分发挥想像，接受、补充和丰富了艺术形象等问题。周义敢《苏轼的题画诗》则强调了苏轼题画诗在绘画思想方面的意义，认为“其内容或论画中有诗，或论绘画应有多种流派，多种风格，或论绘画应该写实，或是总结创作经验”。文章还分析了苏轼题画诗的美刺与规讽特色。总起来讲，人们认为苏轼的题画诗在宋代题画作品中是最杰出的。
（三）苏轼向往山水田园生活，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山水诗。
曹济平在《试论苏轼的山水诗》一文中，结合苏轼生平思想的发展，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苏轼的山水诗。他指出，苏轼早年由于儒家思想占主要地位，使他产生了积极的生活态度，“表现在山水诗的创作方面，作者笔下所描绘的名山大川，不仅表现了青年诗人的昂扬乐观情绪和热爱祖国锦绣河山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多少反映了北宋以来文化经济逐步出现繁荣的时代精神面貌”。黄州以后，随着诗人消极思想的增加，其山水诗出现了萧疏、冲淡、清丽的格调，“把政治上遭到压抑的消极思想寓意于山光水色之中，具有逃避现实的倾向”，“一方面能够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具体的自然景物，同时又能巧妙地通过山水景物的吟唱来抒发郁积胸中的政治苦闷和消极情绪”。并指出在苏轼的一些短小的山水诗篇中，“只是表现作者对大自然景物的一刹那的心领神会，在片段的感受中并没有注入消极思想，加上作者艺术手腕的纯熟，因而这些山水短歌写得玲珑晶莹，十分清婉可爱”。文章还分析了苏轼山水诗的艺术特色：一是，风格多样，“既有雄伟奔放的五七言古风，又有清婉可爱的绝句，而且创作山水诗的内容范围更比前人广阔”。二是，幻想夸张的浪漫主义手法，“把客观山水景物写活了，显得更集中，更优美”。三是，散文化的语言和贴切生动的比喻，“写得平易朴实，感情真挚，而且接近口语”，“接近于民歌的风格”，形象丰富，能够引起读者的联想。
陶文鹏《苏轼山水诗的谐趣、奇趣和理趣》认为，由于苏轼善于观察，善于把哲理进行提炼与概括，使得其山水诗具有“谐趣”、“奇趣”和“理趣”。冷成金《走出自然——从苏轼的山水诗看自然诗化的走向及其意义》，将苏诗放置在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之上，认为苏轼不再“把抒写山水自然当做消解悲剧意识的手段，而是借此实现对自我和现实的超越”。苏轼在自然诗化的走向上走出了自然，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尚章正《苏轼的自然审美观与山水文学创作》也认为，苏轼“处理山水自然审美中物我、人神关系时，坚持以我为主，万物为我所用”，“以山林为人生的理想归宿”，“把山水文学创作的审美创造作为山水自然审美的指归”。葛晓音的《苏轼诗文中的理趣——兼论苏轼推重陶、王、韦、柳的原因》指出，与兰亭诗人在观赏山水中体会自然之道，以领悟人生乐趣，追求永恒的关系相比较，苏轼又发挥了孟子“养气”说，确定了气与神可以永存天地之间的信念，超越了陶渊明的乘化委运说，彻底解除了人生不能永恒的烦恼，更偏重于人生的至乐，以富有理趣的诗歌发展了山水诗派的旨趣。苏轼“从宦海浮沉、贬谪迁徙的生涯或眼前景物、身边小事悟出人生的偶然、世事的虚幻，追求自在一时的意趣，归结到适意为乐、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