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苏轼研究，可以大体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世纪初到50年代，研究论文比较少，而且大多集中在二三十年代，多侧重研究苏轼诗、词、文的艺术渊源和艺术风格，篇幅都相对较短，言简意赅。二是从五六十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苏轼的政治思想成为研究和讨论的热点，肯定者有之，否定或批判者更有之。对苏轼作品的研究也偏重在其是否具有政治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第三个时期是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全面繁荣时期。在这短短的不足20年的时间之中，据不完全统计，发表了研究文章（包括赏析性文章）1100余篇，其中论苏轼生平、作品版本以及苏轼思想、心态的论文约240篇，研究苏轼诗歌的论文近180篇，研究苏轼词的论文近300篇，研究苏轼散文的文章近100篇。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如徐中玉的《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谢桃坊的《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1987年版；黄鸣奋的《论苏轼的文艺心理观》，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刘尚荣的《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版；以及孔凡礼编著的《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等等。
苏轼是一代文豪，有关其生平的研究是从宋代就开始了，仅年谱就有多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王水照编辑整理的《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其中包括整理本两种：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影印本有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先生系年录》等。20世纪学者所撰较有影响的苏轼传记有：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曾枣庄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水照的《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游周琛的《苏东坡生平及其作品述评》，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颜其中的《苏东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这些著作及相关的论文，对苏轼的生平、思想和品格做了全面的论述。其中，人们较为关注或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苏轼所遭遇的“文字狱”及其流放生活，他的政治态度，他受佛老思想的影响，以及他的文化品格等。
一、乌台诗案与谪居黄州、儋州
“乌台诗案”又称“眉山诗案”，是宋代著名的“文字狱”，当事者苏轼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和文坛领袖，因作诗讽刺“新法”而被捕入狱。关于乌台诗案的性质，研究者都认为是一场罗织诬陷的文字狱。王水照在《苏轼》一书中指出，苏轼被指控为攻击新法的几十首诗文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原作与新法无关，纯属罗织诬陷的；原作确有反对新法的内容，但又包含着生活真实，反映出生活流弊的；原作有些反对新法的诗，是反映苏轼思想中的保守方面的。陶道恕《乌台诗案新勘》分析了诗案的前后诸因素，认为新党给苏轼加上的罪名，如“指斥乘舆”即诽谤神宗、“交通戚里”与“讥讽朝政”等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对苏轼的污蔑。王学泰《从“乌台诗案”看封建专制主义对宋代诗歌创作的影响》说，在当时，苏轼“一些描写人生坎坷、仕途艰难的作品也成了被挑剔的对象”，甚至“对他在诗歌中所抒发的情感也横加指责”。作者还指出，这一诗案“体现了宋代日益加强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它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影响到作者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作品的传播、风格与艺术手法等。比如，人们不敢在诗中抒发的感情逐渐转移到词之中，影响到词体内容的日益丰富。又比如，人们不敢多用易引起拟似之论的比兴手法，而多喜欢直截了当地抒情写景。
乌台诗案的结果是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戴罪流放到黄州接受管制，他在黄州住了四年。丁永怀《苏轼黄州活动年月表》，按年月记述了苏轼在黄州的活动，将其在黄州的诗文作了一个统计，说苏轼此期“共作诗约216首，是他创作上的辉煌时期，赋2篇，文约27篇，小品91篇，书信约50封，词约54篇”。梅大圣《苏轼黄州时期的生活方式及社会意义》一文，认为苏轼在黄州的功业在与黄州人的交往中得到了实现，他“以诗酒风流的方式，创造了文学的辉煌成就，也展示了旷适的东坡居士形象”；“运用戏谑即幽默的力量拉近了与黄州人的感情距离”；往往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从中体会到人生之适的境界”。苏轼在黄州时期生活的意义在于，为渴望建功立业而在现实面前碰壁、理想愿望难得施展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如何正确进行人生价值选择提供了参照。王元明《试论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思想》强调苏轼在黄州时，儒家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表现为“功不成，身不退，积极用世”、“忧国忧民，对时政十分关切”。冷成金《对传统士大夫人格的超越：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与实践》则认为苏轼在黄州时期“将佛、道思想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使“兼济”与“独善”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建立了自由人格。并认为“这种人格对封建正统的伦理秩序有着潜在的破坏作用”。
张毅在《苏东坡小品》中指出：“贬谪黄州，是苏东坡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可以此为界，将其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的前期创作以儒家思想为主，写了大量的政论、史论和有为而作的诗歌，充满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其议论文大多观前世盛衰之际和古今风俗之变，引证丰富雄辩滔滔，切中时弊，不为空言。行文讲究引物连类和酝酿气氛，骈散结合，形成纵横磅礴的气势，流畅条达，委曲必尽，常发前人之所未发。到了后期，尽管他还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励，胸存浩然正气，但已渗入了大量的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外儒内佛，以求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可以说，苏轼之所以无愧为一代文化伟人，并以苏东坡的文名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主要是由其后期的思想和创作奠定的。他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尽管他说自己‘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见《答李端叔书》），然而正是在他到达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之后，才创作出了大量优秀作品，形成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现存的东坡词，约有四分之一写于贬谪黄州期间，且多为后世广为传诵之作。”
苏轼晚年，再次被贬谪，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到达天涯海角。陈祖美《苏轼谪儋时期的心态与文风》强调了苏轼晚年欣赏山水与佛教思想的结合。朱靖华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崛冠平生”——评苏轼居儋三年的思想和功业》一文中，分析了苏轼从初到儋州的茫无所措，到后来热爱这片土地，与这里的人民融为一片的转变原因：一是海南的特异风光激发了他的上进心；二是在这里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好事；三是用佛道思想摆脱困境；四是亲友的慰藉；五是与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蒲友俊在《超越困境——苏轼在海南》中，强调了苏轼保持的人格力量，即“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和信心”，并认为苏轼在海南达到了“诗歌创作和美学思想的顶峰”。
在贬谪黄州与儋州之间，苏轼曾于元四年（1089）出知杭州，这是他再次到杭州任职。吴惠娟的《试论苏轼二度守杭的心态变化》，对苏轼这一时期的心态和思想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二、苏轼的政治思想
研究苏轼政治思想的文章主要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20多年间，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二是苏轼本人的政治主张。
王季思在《苏轼试论》一文中，对苏轼作出了全面而又较高的评价，说苏轼有“比较一贯的政治态度”、“苏轼平生倾慕贾谊、陆贽，他在政治上的主导思想属于儒家范畴”，并特别突出地称赞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与文学成就。程千帆的《苏诗札记》谈到了苏轼的“反抗精神”，并予以高度评价。这两篇文章很快就招致了非议。黄昌前在《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中，批评王季思的文章“表现了作者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对苏轼那样只强调作品的艺术技巧、不顾作品思想性的，不能给予过高评价；还认为苏轼的政治态度是反动的，其思想感情是消极悲观的，苏轼与人民的距离是很大的。王季思在黄文之后发表了《关于〈苏轼试论〉的几个问题》，接受了黄的批评，并认为不宜对苏轼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作出简单的评价。艾治平在《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苏轼》一文中，折中王季思与黄昌前的观点，认为“检验一个作家的最基本的尺度，要看他对人民采取的是什么态度”，说“苏轼的乐观旷达带有一种游戏人生的性质，与人民的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自然是有所区别的”。该文并未否认苏轼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
乔象钟的《驳右派分子程千帆所谓苏轼反抗精神》，认为程千帆强调苏轼的反抗精神，是要人们以反抗精神来反对今天的社会主义事业，反映了作者的“反动心理”。在苏轼研究中，这种政治干预学术的做法达到顶峰，署名罗思鼎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一文，将“顽固派”、“两面派”的帽子扣在苏轼头上。直到1982年，范宁的《从北宋后期文坛看文学创作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变法与反变法斗争时期的文学》还认为，苏轼思想“远远落后于现实”、“至死不改变他的反变法革新思想和活动”、“诗文词方面都不是引人上进，而是消极情绪过多”。这显然是极左思潮在苏轼研究中的表现。
在60年代，也有学者对苏轼的政治思想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杨运泰《苏轼思想简论》说：“苏轼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进步的，但他的改革意见又是不彻底的。”“苏轼的政治思想是自成体系的，它有开明的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保守的一面。然而前者毕竟是主要的。”谢继善在《苏轼的政治思想和苏诗的艺术成就》中认为，苏轼在政治上恪守儒家“勤政爱民”的传统，维护封建秩序，是保守的，由于他的阶级偏见，没有看到当时的社会危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深刻化。苏轼对新法态度的改变“可看出苏轼的思想还是比较通达”。
“文革”以后，许多学者反驳了所谓“顽固派”、“两面派”的说法，更为客观地讨论了苏轼的政治态度。朱靖华《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认为，苏轼“改革的主张是一贯的，不论在王安石变法前后以及‘元更化’等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基本上坚持了自己的改革理想。”该文认为，苏轼对新法态度的改变“不是因为他在政治实践中对新法的某些体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被贬后社会地位急骤下降”。王水照的《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全面地分析苏轼对新法态度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他的自然观充满着变革和反变革的对立因素；第二，王安石变法有内在的矛盾；第三，宋朝专制主义的统治政策和苏轼特殊的仕宦经历。作者认为，苏轼对新法态度的转变“归根结底，是当时社会矛盾，尤其是北宋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诸种矛盾在苏轼这样一位具体人物身上的反映”。“反映了在上升时期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要求。”马积高的《试论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文学成就》也说：“苏轼这种摇摆不定并且始终带有保守色彩的政治态度，是由于他的家庭出身、生活道路和由此而形成的世界观所决定的。”此外，《开封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刘乃昌《试谈有关苏轼评价的几个问题》、《文艺论丛》1979年第5期顾易生《苏轼的政治态度及有关作品》及《甘肃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匡扶《苏轼的政治思想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等文章都认为，苏轼的政治态度是偏于保守的，但却是前后一贯的，苏轼对新法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他的阶级地位的变化。所谓“顽固派”、“两面派”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邱俊鹏《苏轼政治思想管见》一文认为，不能仅仅从政治地位的变化来确定一个人的立场和思想，不能将苏轼对新法态度的转变仅仅解释为来自他不稳定的中小地主阶级立场，作者认为，这主要是苏轼基本思想在特定环境中的不同表现。他将苏轼的政治思想概括为四点：行仁政，重教化；强调人治；主张广开言路，君臣协调；恪守中庸之道。他认为苏、王“所操之术各异”，便形成了他们在改革着眼点和方法上的不同，“思想观点的不同，是苏、王矛盾的根源”。之后，黄海澄、黄广华的《苏轼与王安石变法——兼及苏轼的哲学思想》认为，苏轼对新法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他“守其中而用其端、用其端而得其中”的中庸思想。石准声、唐玲玲的《巨笔屠龙手——论苏轼的政治主张》，分析了苏轼的策略、策别、策断等论著，认为苏轼的主张对改革北宋的弊政是有利的，他谈的都是“有关国家命脉的重大问题”，但因未能实施而成为一纸空文。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王安石与苏轼的私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刘乃昌在《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中，先分析了传为苏洵的《辨奸论》绝非苏洵所作，而是南宋人伪作，又说苏轼同那些惟新法是反、惟旧章是循的保守派迥乎不同，是比较正视现实、注意社会矛盾的，还指出制造苏轼“乌台诗案”的是王安石下台以后的新官僚，与王安石不相干，苏轼与王安石在晚年还“保持着值得纪念的文字交谊”。
三、苏轼与儒、佛、道思想
80年代之后，有关苏轼思想研究的热点，逐渐由其政治思想转向他的儒、佛、道思想，由考察他的政治态度变为了解他的人生态度。在此之前的一些论著，也多少涉及了苏轼与儒、道、佛的关系问题。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苏轼主要接受儒家思想，兼纳了道家和佛教的思想。比如科学院文学所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苏轼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杂’。他所倡导的蜀学就是融合佛、道、儒三家的大杂烩。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然而，苏轼是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的，因而又大致以‘外儒内道’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在‘乌台诗案’以后，虽然对政治未能完全忘情，但佛老思想发展成为他个人处世哲学的主导思想，也是他在险恶的政治逆境中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针对“大杂烩”的说法，李庆皋的《苏轼思想“大杂烩”论辩》认为，苏轼与佛教的关系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有所变化。在“乌台诗案”以前，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黄州时期，佛老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元元年开始，苏轼“长期埋在心底里的建功立业、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被唤醒，又占据了上风”；到桑榆暮年，又遭到贬谪，“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又一次地大颠倒，佛老思想又升帐为主帅，儒家思想则退之次位”。
夏露的《苏轼事佛简论》，总结了苏轼学佛的三个阶段：一是初出西蜀到首次任杭的“踌躇思隐”时期；二是黄州到惠州、岭南的“物我相忘”时期；三是晚年的“佛言如泡”时期。认为苏轼学佛的特点有三：1.能去烦琐之节，不为戒律所束缚；2.勇于思索，对佛教提出批评；3.全盘否定了佛家“苦海无边”、“一切皆空”的基本宗旨，唱出了热情洋溢的生命赞歌。在《苏轼民本、仁政思想及其渊源》中，夏露还考察了苏轼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关系，认为苏轼的仁政、民本思想“渊源于先秦儒家思想，同时有兼容并蓄，吸取了法、墨诸说，形成了苏轼爱民、重民的政治观”。夏露文章的独特处，是从苏轼本人的著作出发，较细致地梳理了苏轼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具体过程。
刘石的《苏轼与佛教三辨》一文，从三个相当具体的层面上论述了苏轼与佛教的关系：第一，苏轼开始接触佛教的时间，始于他十多岁时，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第二，苏轼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区别，佛教思想是对老庄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升华，“老庄超然，它（佛教）却超越了超然”，在齐物、生死问题上，佛教影响对道家思想的超越清楚地表现了出来。第三，苏轼对佛教戒律的态度，苏轼看似无视佛教清规戒律的话，是针对那种“庸忘巧伪之人”所说的，是处于对佛教崇护的立场。苏轼吸收的是佛教的精髓，即“平等、慈悲、净心”及“清慎、节欲”等“德力”。孙昌武的《苏轼与佛教》认为：“今人论禅对于诗的影响，多泛泛，实际上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派系的禅对诗坛作用不同，诗人接受的情况就更多种多样。”该文论述了苏轼与云门宗、华严宗佛教人物及其教派特点的关系，将苏轼与佛教诸僧的关系整理为简单明了的表格，并认为：苏轼“自早年起，接触最密切的是云门宗，他的思想与创作都受到云门宗独特宗风的影响，另一方面，以他文坛领袖的地位，对于弘扬云门宗也有一定作用”。作者还论述了苏轼与华严宗的关系，认为“苏轼的禅观中融入了华严思想，加强了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理论深度”。“他从对万法圆融无碍、相即相入的的体认中找到了自我的位置。”
在谈佛老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时，人们较多地注意苏轼与佛教的关系，相关的研究论文也比较多，而关于苏轼与道家思想和道教关系的专题论文就很少见了。詹石窗《道教文学史》指出：早在启蒙时期，苏轼便受到了道教的熏陶，曾从眉山道士张易简学习过三年，走上仕途之后对道教也很感兴趣，写过《读道臧》、《洞霄宫》、《张先生》等可归“仙道类”的作品。苏轼是由接触道教经籍而逐步迈进老庄玄学殿堂的。他说：“道教中人不知老庄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同样道理，信道或受道教思想影响的文人一般也都热衷于老庄之学，苏轼这位自小受过道士教育的大诗人当然也是熟谙老庄的。在他的观念世界里，儒家的精神、老庄的处世哲学和道教的修行方术亦是混合在一起的。”张毅在《潇洒与敬畏——中国士人的处世心态》一书中亦指出：“从苏轼早年就形成的追求自然适意、无所系念的人生态度来看，对他通达放旷的思想性格有直接而深刻影响的，是庄子的至人观念和逍遥齐物思想。”“至人”之说，出于《庄子》，是道家所向往的一种理想人格。“苏轼接受道家至人思想影响的同时，对道教用‘内丹’气功养生的真人修养方法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还在贬居黄州期间，苏轼就把习佛求心灵解脱和道术的养生修炼结合起来，进行各种养生理论的探讨和实践，除了勤读佛经以外，还到道教的天庆观去闭门修养了七七四十九天。”又说：“由于苏轼中年以后醉心于道教的内丹修养之法，不仅身体力行，还在理论上有精辟之论，所以在立身言谈之间多有仙风道气……苏轼几经迁谪流离、颠沛困厄，始终能随遇而安，潇洒自如，保持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有一种乐观旷达的情怀。即使晚年作诗，也无丝毫老人的疲惫之气。其得力于道家逍遥齐物思想和进行道教养生气功的实践，应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苏轼的文化品格
关于苏轼的人品和性格，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曾有生动的描述，说他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其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个谜。其后的一些评传著作，也有这方面的叙述。但对苏轼的文化性格进行专门的理论分析研究，则以王水照的《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较有创见和开拓性。该文认为，苏轼以个人特有的敏锐直觉加深了他对人生的体验，他的过人睿智使他对人生的思考获得新的视角和高度，在封建社会，比陶渊明、白居易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文章分析了苏轼对人生问题及生死问题的看法，总结了苏轼人生道路上的两条基线：一是儒家的淑世精神；一是人生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特别是后一点，在中国文人的人生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苏轼在这种人生体验中没有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恶和伤感，“其落脚点也不是从前人的‘政治退避’，变而为‘对社会的退避’”。文章还分析了苏轼“人生如寄”与“人生如梦”的感慨之独特性，与苏轼文化性格中“狂”、“旷”、“谐”、“适”四因子，指出：“苏轼的狂、旷、谐、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性格系统，统一于他的人生思考的结果之上。这些性格因子随着生活经历的起伏，变化、嬗递、冲突，但他都能取得动态的平衡。”
张毅在《清旷之美——苏轼的创作个性、文化品格及审美取向》一文中指出：“崇尚清旷的思想，带有庄佛超物我齐生死以化解人生忧患的性质，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苏轼在《答毕仲举》里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佛老的静达必须用儒家道德人格的浩然正气来支撑，方能避免流于虚无空寂的闲懒颓放。”所以苏轼等人在创作中体现的清旷品格，是援佛道入儒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所要成就的是一种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雅逸的人格。“它以胸次清旷为条件，要求作家超脱心致于俗谛桎梏，于空静中深入万物之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以造化的生机表达洒落的襟怀和自由的心灵，随物赋形，无不清新自然，达神逸之境，具备超越世俗的高格。”在《苏轼朱熹文化人格比较》中，张毅又说：“还在宋代，苏轼的得意门生和知己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就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所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指苏轼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而言，如坦荡率真的个性，随缘放旷的文心，风流潇洒的气度等，这些才是苏轼之所以为苏轼的根本所在。他的诗、词、文和书画等，不过是这一根本的外在表现形式。”
常为群的《论苏轼的人生态度及儒道释的交融》，着重分析了苏轼人生态度与儒道佛三家思想相交融的基本点：与儒道交融层次上的基本点是“兼济”与“济而有度”；与儒释层次上的基本点是以智慧指导行为，借行为增益智慧；与释道层次上的基本点是以任达的态度刻意求智慧。又认为：三教的联接点便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为”——即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而苏轼“杂”的思想也便在审美这一层次上得到了统一。“他用儒家严正的思想对待现实与自己，用道家的超脱与旷达安顿自我的思想与情感，用释家的智慧感受生活、感悟生活。”张仲谋《论苏轼的人格风貌与魅力》着重分析了苏轼人格的历史积淀，将苏轼的人格构成分析为四点：正直坦率的个性；挥洒自得的文才；健康开朗的幽默感；旷达自适的人生态度。并进一步分析了苏轼超脱的心理流程：认可——淡化——美化。马银华《一蓑烟雨任平生——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文学创作》一文，提出苏轼在“乌台诗案”以后形成了“实用主义自然人生哲学”的说法，认为“苏轼这种旷达自适、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进退自如的处世哲学，使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更加纯粹的文人，从而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在苏轼的文化品格中，幽默风趣是比较独特的、能体现苏轼人格的一部分。因而，刘朝谦《沉醉人生与艺术之美——苏轼精神一论》、刘扬忠的《酒趣、诗心——从苏轼的饮酒看其文化性格》及刘尊明的《说苏东坡的人生幽默及其文化内蕴》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苏轼洒脱、自适的性格构成，及其幽默旷达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