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散文创作方面有极高的成就，不但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而且其作品一直到今天仍然令读者爱不释手。20世纪研究苏轼散文的文章有150余篇，但赏析性文章远远多于学术性专论。在赏析文章中，人们谈得较多的是《赤壁赋》与《石钟山记》等。就学术性专论而言，在195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不多，尤其缺乏深入细致的专论。直到60年代，才有人相继发表研究苏文的文章。如：高海夫的《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赵继武的《试论苏东坡的散文艺术》等等。
一、对苏文的总体评价
郭预衡在《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中说，苏轼散文“体现了唐宋两代古文运动最积极的成果”。张志烈《宋代散文的杰出代表——苏轼》一文指出：“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他的理论主张为散文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他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朱靖华《苏轼是北宋古文运动的真正完成者》，认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完成者是苏轼。其理由是：首先，苏轼从“文”的角度对道的内容提出了划时代的解释；其次，提出“道艺并重的光辉理论”，并在艺上深入探索，促进了创作的繁荣；三是，彻底廓清了西昆体的流毒和影响；四是，对古文运动内部的“务奇”新弊及重道轻文的倾向进行斗争，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柯大课、丛鉴的《苏轼关于散文创作的理论及实践》，除了认为苏轼散文代表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以外，还指出苏轼“开辟了文学散文广阔的发展道路”，在散文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散文的文学本质，总结了散文的创作过程，把散文创作引向文学艺术的道路，使散文摆脱了经学道学的羁绊，成为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形式”。王水照为《古典文学三百题》撰写的“三苏散文”一节，所关注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北宋的古文运动，他指出：“苏轼杰出的散文作品标志着从西魏发端、经历唐宋的古文运动的胜利结束”。谢桃坊《从韩愈与苏轼散文的比较看北宋古文运动的成就》也认为：苏轼散文比韩愈“文理更加精密深透，语言更加通俗化而更加平易晓畅，结构也更曲折而富于变化。这不仅体现了苏轼个人的成就，也体现了北宋古文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在艺术上取得的新成就”。陈华昌《诗情与哲理的交响曲——苏轼文学散文艺术美浅探之一》认为：“苏轼散文中表现出来的典型性情感状态及其哲理基础，基本上属于一种向上的、积极的、肯定的思想感情，任何夸大其消极方面的理论都是站不住的。”
二、苏轼散文的艺术特点及其渊源
郭预衡《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指出，苏轼散文总的特点是“辞达”、“通脱”，其论学杂著比当时的杂著和讲义有文采，有理论的形象性。并认为，苏轼散文尽管没有囊括韩愈、欧阳修散文的一切优点，“但是在文笔通达这一方面，是积极的发扬者”。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苏轼的政论文《策略》、《策别》、《策断》各篇，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出发，广引历史事实加以论证，精神上继承了贾谊、陆贽的传统，而文笔纵横恣肆，又显见《战国策》的影响。张志烈《宋代散文的杰出代表——苏轼》也认为，苏文继承了《战国策》、《孟子》、《庄子》及贾谊、陆贽的优点，其艺术风格是“雄辩滔滔，气势纵横，结构多变，语言明快畅达，而尤长于形象的说理”。柯大课、丛鉴的《苏轼关于散文创作的理论及实践》，将苏文的艺术特色总结为以下四点：自由挥洒，如行云流水；气势奔腾，壮阔雄奇；议论横生，妙理无穷；生动传神，栩栩如生。
王水照在其《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一文中，详细地探讨了苏轼散文的艺术特点，指出苏轼散文具有：圆活流转之美；错综变化之美；自然真率之美。并作了详细精到的分析，比如分析“圆活流动之美”说，“表现了苏轼在博厚才识基础上思维的敏锐和联想的丰富”，“得自《战国策》的纵横捭阖，得自《庄子》的汪洋恣肆，更得自佛经的熏陶”。并将其手法总结为“借笔”、“虚笔”、“一意反复之笔”与“句式的丰富多变”。“借笔”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增加流动感”；“虚笔”是“运用空灵虚拟之笔，使行文架空流走，滂沛疏宕而无滞塞拘滞之病”；“一意反复之笔”是指“围绕一个题旨，作多层次多侧面的反复‘皴染’，笔力既放得开，又控得深，以其波摇浪起、浩淼无垠而眩人眼目、启迪心志”；句式的多变是“以散行单句为主，但又融合不少骈偶、排比成分，骈散结合，错落有致”。该文还分析了苏文的“谐趣”，指出苏轼“不是存心去追求笑的效果，而是他屡经贬抑、倍受折磨后在佛老思想影响下对人生的一种了悟，穷达得丧，置之度外，仍然坚持对生活的信心和乐趣”。
善于用比喻是苏轼散文的一大特征，何江南《苏轼散文的比喻手法》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苏轼描写难于言传的状态、情绪和感受的方法是将它们具体化、形象化；有时用各种事物比喻人，有时又用人比喻各种不同的事物；在议论中用比喻说明道理，都能收到奇妙的艺术效果。“苏轼用比喻描写自然景物和各种具体事物的特征是相当准确的。”狄松《苏轼散文的诗化现象浅议》说，苏文“无处不令人吟味到一种蓬勃的真气内充的诗意，这是其他几家如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所难以达到的”。该文还详细分析了苏文全篇用比和篇中用喻的具体特点。雷玉华《论苏轼散文“以诗为文”的艺术特点》，从更深的层面上分析了苏文诗化的原因：一是善于采用诗家的清空之法，写文章从虚处入手，将无为有，化有为无，或从实处落笔，以喻代论；二是以情感和才气为文，富于想像；三是讲究意境的创造，其意境多呈现出清幽深邃的特点，与清旷的词风相吻合；四是善于汲取历史宝贵遗产的精华。
三、苏轼散文的分类研究
（一）议论文。
高海夫《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认为，苏轼的议论文既不同于欧阳修的纡徐委备，又不同于王安石的瘦硬简健，而是另有自己的特色：援古证今，波澜层出，才思横溢，终而至于昭晰无疑；振笔直书，拉杂而下，形散而神不散。其叙事文的特点是章法结构独辟蹊径，如行云流水，变化多端，不主故常。李青《论苏轼议论文的写作特色》，对苏轼的议论文进行了艺术上的概括，认为苏轼议论文总的风格可以概括为：通俗、平易、流畅，具体说来是既汪洋恣肆、笔锋犀利，又深入浅出，通俗明晓；既文采斐然，又说理透辟；议论与形象交融，感情与理智并注，颇具文学价值。并认为苏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二）游记文。
王水照在《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中指出，苏轼的游记文不论是黄州时期还是惠州时期，都不作摹山范水的铺陈，而是随笔点染，情境宛然；尤其善于表现对自然景物的赏会和对人生哲理领悟之间的融合。高海夫《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认为，苏轼的游记文不仅记叙、描写、议论并重，而且议论成分还常常占的比重很大，“作者常常凭借议论给文章辟出新的境界”。王立群的《苏轼的游记文》认为，苏轼是“继柳宗元之后，第一位大量创作游记的作家”。作者以苏轼的17篇游记为分析对象，认为其景物描写可以分为三类：陈列式、工具式和省略式。说：“在这三种类型的游记中，景物描写的比重依次递减，景物描写所起的作用也由引起作者的美感向触动作者的思想，产生理智判断过渡。”并说“苏轼游记文的重景略情、合景存情，和庄子的‘得鱼忘筌’有着某种潜在联系”。王立群的另一篇文章《表现与再现——苏轼与柳宗元的比较》，比较了苏轼游记与柳宗元游记的不同，认为《东坡志林》中的几篇游记散文“由于对文体随机性的恣意发挥，实际上已成为忆旧怀友的小品文，而远离了游记散文的范畴”。马承五《“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游记散文艺术谈》也指出，苏轼的游记散文“以阐发哲理、发表议论为主，更多地表现出借题发挥、借景立论的独特风貌”。并从艺术构思、章法、写景等方面总结了苏轼游记文的艺术特色，指出苏文“展现了新颖精妙、倩姿摇曳的风貌，大大提高了游记散文的表现力”。
（三）东坡赋。
周慧珍《略论苏轼对赋体文学的发展》认为，苏轼的25篇赋，在题材、内容上比前人都有发展，“由泛论人生到直接讨论人生，具有一种引导人不屈向前的健康力量”。苏轼将借物言情小赋发展为能“更深刻地表露作者的思想和感情”的文学形式。作者认为，虽然苏轼对赋体文学在句法、语句、用字、用韵、体式等方面都有发展，有散文化的倾向，但“仍保持着赋的基本特征，是‘赋’而不是‘文’”。王文龙《东坡赋的艺术特点》分析了苏轼赋的抒情性以及将散文笔法融入赋中的特点，也认为苏赋的贡献在于“提高了赋的表现能力、艺术技巧和感染力，从而增强了赋的艺术生命力”。孙民《试论苏轼赋的形象特征》考察了苏赋的形象性，认为苏赋“集中体现了苏轼在逆境中执著地反思人生的探索精神”，表现了作者的人格形象，使赋的形象具有了新的特点。他还将苏赋的形象特点概括为：契合性：象、情、理融于一体，“不仅以美动人，以情感人，而且以理警人，从而产生了多种艺术功能”；奇幻性：“通过形象内在的气势、韵味、情调等旨趣的暗示，将读者带入特定的理境”；浓缩性：善于用事，苏赋不因小而显得单薄。马德富在《论苏轼的赋》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苏赋的特点以及苏赋的历史地位，认为苏轼赋的散文化“是与韩、柳、欧、苏的古文运动分不开的，是古文运动在赋体文学上结的果实。在这方面苏轼花的力气最大，取得的成就也最显著”。该文还分析了苏赋的理趣以及长于议论的特点，认为其在思想上受老庄的影响。
（四）杂记文。
晦之《试论苏轼杂记文的创作艺术》，论述了苏轼杂记文的独到之处：一是善于命意，二是多样的表现手法，三是精湛的语言艺术。并结合具体作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他是把整个文学艺术中各种理论和方法，加以综合变化，运用到创作上的。”洪柏昭的《苏轼杂记文中的艺术特色》，分析了其构思、谋篇、表现手法等特点，说“总之，苏轼的记叙简洁洗练，描写生动形象，抒情真挚感人，议论精辟深刻”。苏轼的杂记文多篇幅短小，近于随笔小品。李苓《浅谈苏轼小品文的风格》，也从同样的角度分析了苏轼的小品文，认为“读到苏轼的小品文，使人感到丰赡饱满，富有生气。这种风格与欧阳修的抑扬婉转，王安石的峭拔凌厉，以及他父亲苏洵的简练高古，都迥然不同。其可贵之处，全在于它的不但言之有物，而且‘物皆着我之色彩，含蓄蕴藉，品之有味’。”王水照在《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中说：“苏轼的随笔小品大都作于他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其文体样式主要是杂记、题跋、书简，其构成因素有议论、叙事、抒情，其写作特点是信手拈来，随口说出，漫笔写成。而其总的内容是凸现一个经历磨难而旷放阔达、富有生活情趣的心灵，是他性格的升华，思想的结晶。”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说：“书札、序跋、随笔、杂著，是苏轼散文中独具风韵的妙品。旧时于全集外另刊有《东坡尺牍》、《东坡题跋》，说明两类文章流传颇广。苏轼广于交游，襟怀坦荡，书牍文字甚多，连同今人辑佚所得，共约一千五百多篇。书牍写怀抒感，信笔而书，最能反映作者的真性情、真思想。”
四、关于两篇文章的考证：
（一）《与滕达道书》：
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章，对于我们认识苏轼政治态度非常重要。王水照《关于苏轼〈与滕达道书〉的系年和主旨问题》认为，该文作于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以后，苏轼的态度是维护王安石的免役法。张海宾的《苏轼〈与腾达道书〉系年、主旨之探讨》，不同意王水照的观点，认为该文作于元丰六年谪黄时期，此时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并未变化，他不随荆公，也不随温公，而是有自己的主张。
（二）《叶氏宗谱序》：
叶瑞汶的《对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的考证》说：“1992年春，我在浙江义乌看到《义乌南阳叶氏宗谱》中有‘唐宋八大家’苏轼撰写的‘谱序’和苏洵撰写的‘像赞’。”并断言苏轼的序是可信的。曾枣庄在《强附贤达的伪托之作——苏轼《叶氏宗谱序》真伪辨》中，从文章内容与其行文特点论证其为伪作，他说“苏轼佚文的片言只字都是大家乐于知道的，作者留心苏轼佚文的收集，是用心可贵的，但此文确非苏轼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