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昌汉
红军长征时，我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医院代主任。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因我说了几句不满张国焘南下的话，就被戴上手铐关押，后被李天焕同志放出，降为三十军卫生队长。
1937年3月14日石窝会议后，我和郑维山（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熊德臣（八十八师副师长）、张方明（红三十军军部参谋）等同志一起，化装成要饭的，向东行进，设法回延安。3月20日左右，我和张方明同志在民乐县东北部的高寨子投宿，户主高延俭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农民，在左邻右舍中有些威望。他同这儿的许多农民一样，对红军了解得不多，只知道红军是保护穷人、同地主老财作对的。当他们亲眼目睹马步芳、马步青的军队和团丁如此害怕红军，如此残酷屠杀红军，他更觉得红军是好军队。高延俭让我们白天和他家吃一锅饭，晚上和他睡在一个热炕上，还专程到城里为我们买肉，探听敌情。
几天后，我们在高寨子同原三十军的警卫班长高本义一行七八人相遇，他们也是前往陕北的，于是，我们结伴同行。走了一夜，来到霍城霍城：乡镇名，位于山丹县南部。，我建议到三个月前我军路过此地时曾住过的一户人家去投宿，大伙同意了。一进门，只见炕上斜躺着几个人正在抽大烟，他们见我们几个进来，不怀好意地打量一番，气势汹汹地要我们交出“黑金子”（鸦片）、“黄金子”，否则，就要把我们送到马家军去。我们先是一愣，没等对方下手，高本义等同志就从腰里拔出手枪，镇住了这几个家伙。我们没敢在此停留，马上就离开了。
我们一直往东走。到陕北还有多少里？还要走多少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计算着。党啊，在荒漠的戈壁滩上，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在艰难地跋涉，多么想立即就回到你的怀抱。即使光脚板踏着积雪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丧失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没有忘记为之奋斗的理想，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新社会。
因为在霍城差点吃了亏，我们不敢随便投宿，经常白天躲在山洞中、树林里，晚上摸黑赶路。这样虽然安全些，但很难找到吃的了。清明节那天，我们来到永昌县，在北门外的坟地里，一些好心人纷纷往我们手里塞上坟祭的馒头，嘴里还轻轻地说：“这些尕娃真孽颤！”
敌人在路口、桥头盘查得很紧，于是，我们又分开走。过了大河驿大河驿：今名大河村，位于武威市凉州区东南部，地属武南镇。，我的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了，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一天下午，我去要饭，刚走到小王庄村口，听见身后有马蹄声，接着，一个声音大喝：“站住！”我回头一看是马家军，转身就跑。敌人从后面追了上来，还大声喊：“站住，不杀你了。”我还是没命地跑，可是身体太虚弱了，没跑上几步，就被人家抓住了。
敌人把我关在一个地主家的小屋子里，里面已经关了八九个被逮住的红军战士。第三天，敌人把我们押送到凉州老城，在我们当中寻找徐向前同志。我在这里遇上了几个熟人，其中有原三十军二六五团的卫生队长黄永亭同志。关了几天，敌人又把我们押送到兰州的集中营，这里已经关押了大约1600多人，徐立清同志也在此。党中央派张文彬同志来看我们，他给我们谈了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势。当我们看到这么一个穿西装、戴领带的人，还不太相信是自己人。
我们在兰州被关了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军队就将我们往西安押送。过了平凉，经常有一些骑自行车和挑担子的人，从我们队伍旁边擦身而过，不时指指北边，小声说：“红军在那边。”
起初，我还不太留意，后来发觉队伍当中逃掉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个晚上，竟然逃跑了五六百人，气得押送我们的国民党军官破口大骂：“你们再跑，就用机关枪扫了！”我和骑兵师的一个指导员老陈商量：“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机会终于来了，到长武的那天下午，天正下着大雨，队伍在泥泞中行进，我看周围没有押解我们的士兵，便拉老陈跑了。我们两个人冲进雨中，只听到后面“哇哇”的喊叫声，我们没有理会他，拼命奔跑，连滚带爬，一口气跑到泾河边上。正巧碰到一个老艄公，他用木船把我俩渡到了河对岸。
雨过天晴，西边山头上空，现出了绚丽的彩虹，黄澄澄的土，绿油油的树，亮晶晶的溪水，真是可爱。农田里，老百姓正在割麦子，一切都是那么亲切、那么动人。我和老陈轻快地走着，东张张，西望望，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在一个村口的地碉里，跳出两个战士，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八角帽，红五星，展现在我们面前。是红军！是我们几个月来日日思、夜夜梦的红军啊！我连忙说：“我是来当红军的！”
两位战士热情地引我们到连部，原来这里是红一军团的驻地，同志们热情地欢迎我们，让我们洗了澡，又换上新军衣，把长满虱子的衣裳扔进了火堆里。我们喝着同志们送来的糖水，心里比蜜还甜。回来了！我们终于回来了！经过千万辛苦，万苦千辛，1937年6月，我们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红军队伍。
这是梁昌汉同志《我在红西路军的前前后后》一文的一部分，原载《民乐党史资料》第1辑，标题为编者所加。梁昌汉同志，生于1917年，曾任红三十军卫生队长。西路军失败后失散，后归队，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曾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