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儒云
1937年3月底的一个中午，我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在古浪县以西的一条干涸的河沟里昏睡过去。
朦胧中，我回想起这十几天的经历。 我们红西路军在石窝山打了最后一仗后，编成三个支队打游击，我在战斗中与支队失掉了联系，一个人在山里转悠。白天，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晚上，睡在山里的石缝中；渴了，喝一口山泉水；饿了，吃一些雪中埋着的野果。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向东走，过黄河，那里有中央红军。
一阵脚步声使我惊醒，我伸手抄武器，可是抓了个空。我想起来了，枪已经砸碎，刺刀也已拼断，心里一急，脑袋“轰”的一声，又昏了过去……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座庄户人家的院子里，面前坐着一个马步芳匪军的军官，旁边还站着两个凶神恶煞的匪兵。
我明白，这是被敌人抓住了。我挣扎着站起来，匪军官用饿狼似的眼睛盯着我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道：“我是红军卫生员！”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
“跪下！”匪军官泄愤似的吼道。自打我15岁参加红军，这是第八个年头了，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到长征途中，从西渡黄河到河西走廊，大小战斗我参加了几十次，见到的只是匪军举手向红军投降，从没听说过红军下跪。我想起，我们的师长熊厚发同志胳膊被打断了，也没吭一声；我的同乡战友陈见祥一条腿被打断，抱着一个匪兵滚下悬崖……我冲口而出：“老子脑壳掉了也不跪！”
“好硬的骨头！”一个匪兵抡起马刀向我砍来，我挺起了胸膛，刀背重重地砍在我的脖子上。我轻蔑地看了看这几个匪兵，记起了在西洞堡的战斗。那次，我们八十八师一个反冲击，就把马步芳的宪兵团全部歼灭，当时地上跪了一片俘虏。想到这，我忍不住地笑了。几个匪兵疑惑不解地问：“笑什么？”
“大概你们跪惯了，我当了红军，腿就没有打过弯！”我的话里含着尖刻的嘲笑。匪军官只好命令两个匪兵把我押到古浪城东的一座房屋里，里面还关押着三十军和九军的七个红军战士。傍晚，一个匪兵给我们送来半桶高粱米饭，我下了牺牲的决心，心里很平静，吃完饭，躺下就睡了。第二天，我们八个红军战士在马匪兵一个班的押解下，向永登县走去。
这条路上到处遗留着激战过的痕迹。几个月前，我三十军与马步青的骑五师在大靖打了四个来回，杀得他们退守城里不敢出来！在土门，我们八十八师一鼓作气，全歼了马步青的工兵营。我想起了在石窝最后一战前军首长的讲话：“我们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但是，红军是有骨气的，我们要战斗下去，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拼到最后一口气。”
到了永登，敌人把我们和从武威押来的被俘红军，关在城西的一个大院子里。次日，敌人把200多名被俘的红军集中到城东的一个大场院，四周架起机枪。一个马匪连长手提军棍，先讲了几句跟他们干可以吃喝享福的话，然后高叫：“愿意跟我们干的站出来！”红军队伍中没有一个人移动脚步。匪连长提高了嗓子喊：“站出来，要钱给钱，要官给官！”
红军中响起了一片轻蔑的嗤鼻声，仍然一个个站着不动。我清楚地记得1932年我入党宣誓时的情形，鲜红的党旗，庄严的誓词：“革命到底，保守秘密，永不叛党。”现在正是党考验我的时候。我向周围望了一下，没有一个人吭声。敌人拉出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对他说：“谁是营长、连长？报告了给你一百块大洋！”小战士回了一句：“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敌人“啪”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个战士晃了几晃，他咬着牙，鲜血从嘴角流出来。马匪连长见无人吭声，只好把我们解散，分散押在各处。我松了一口气，这场战斗我们又胜利了！
在永登县城，敌人把我们关了20多天，每天强迫我们修碉堡，我们不是装病，就是磨洋工。敌人拿我们没办法，只好把我们送往兰州集中营。在这之前，我们早就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时时刻刻渴望着听到党的声音。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5月的一天上午，敌人把我们集中在兰州飞机场，十分不情愿地说：“共产党的代表要来看看你们。”大约11点多钟，中央代表来了，他站到我们面前。他很激动地说：“西路军的同志们，你们吃苦了，你们在战斗中很勇敢。”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听到党内同志的声音，我们心情激动，热泪盈眶，刹那间，队伍里响起了一片抽泣声。我的泪水流进了嘴里，是苦的，也是甜的。
“同志们！西安事变后，我们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党中央想念着你们，派我先来看望同志们。我们党正在和国民党交涉，想办法营救你们。你们以后还要参加抗日战争，做好多的工作，要多保重。”党还惦记着我们！一个多月来孤独、苦闷的心情一扫而光，我们像是流落外乡的孤儿，听到了妈妈的声音，真是悲喜交加。
党中央派代表视察兰州红军俘虏营，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他们匆忙挑选出一批红军伤病员，说是送回老家，其实是准备送往南方，编入他们的军队。我打定主意，在路上寻找机会逃出去。
6月初，我随着伤病员队伍，拖着虚弱的身体，离开了兰州，在马匪兵押送下，沿着西兰公路向陕西走去。一路上，饥饿折磨着我们。有一天，一个押送我们的军官说：“你们饿了吧？前面是通渭县，你们找吃的去，抢了就跑，有人问，就说你们是红军俘虏，他们也没办法。”“不要脸的东西！”我狠狠地低声骂了一句。这些家伙贪污了我们的生活费，还想破坏红军的声誉，我们暗暗串联起来，遵守红军的纪律，饿死也不拿群众的东西，不给红军丢脸。
6月中旬，我们到了陕西境内，遇上了西北军的一支骑兵部队。我悄悄地问了一声：“这里有没有红军？”其中一个回答：“在北边，不远。”我打定主意，找机会逃出去。正巧，一个马匪军官押着我们上山砍柴。到了山脚下，我仔细地观察了地形，便往东边走去，先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然后悄悄地爬上山头。
敌人发现我，干吼着要我下来。“望山跑死马”，这时敌人对我也没办法。我高声叫着：“再见，老子找红军去了！”说完便向北跑去。我逃出以后，在山上一位老乡家里藏了一夜，打听到绕过淳化往北，就是红军的天下。第二天天刚亮，我告别老乡，翻山越岭，直朝北走。
6月20日下午，我终于找到了红军。一军团的一位管理员给我买了五个烧饼，把我领到军团司令部，报告了聂荣臻政委 。聂政委立即接见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吃苦了，我们欢迎你！”我告诉聂政委，还有不少西路军的同志没有逃出来。聂政委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们忘不了他们，一定要想办法营救的……”这时，我像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到了母亲，痛痛快快地哭了。
由沈治英、李全明整理，原载1982年11月21日《解放军报》。王儒云同志，原在西路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任卫生员，1936年10月参加西征。西路军失败后被俘，辗转返回陕甘宁根据地，此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