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仁礼
1937年1月18日夜里，蒋马匪军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向我红五军驻守的高台县城发起猛烈进攻。战斗进行到第三天凌晨，西城被敌突破，我军虽组织了几次反击，但终因我寡敌众，弹药耗尽，未能将敌人压下去。巷战持续到1月20日12时左右，红五军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高台县城沦于敌手。
从被俘到脱逃
在同敌人殊死搏斗中，我身负重伤，不多时，头部右侧又被敌人砍了一刀，当即昏死过去。
苏醒过来后，只见满身是血，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敌人。啊，我被俘了。我同一百多名同志被敌人关押在一个小学里。
三天后，看守我们的民团团丁抬来一锅小米粥，里面撒着几粒米，清得能照见人影。一日两餐，顿顿如此，每人喝不上一两碗就没了。我的伤势很重，根本动弹不了，多亏别的负伤的同志帮着喂点稀饭，要不，早就不在人世了。红军中的阶级感情，同志之间的团结友爱，是亲密无间的，越是在困难中，越显得亲密。在被俘后的20多天里，敌人几经审问，没有一个人叛变自首。许多同志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报这笔血海深仇！”
我因为伤势很重，一天到晚处于昏迷状。在高台关押了多少天，我也不知道，只记得被押往青海前，敌人把我们集中起来照了一次相。那是敌人进行反动宣传的惯用伎俩，他们妄图借此丑化红军，作为向其主子邀功领赏的资本。同志们不买他们的账，照相时，没有一个人抬起头。
去青海的时候，征用了老乡的十辆马车，拉着行动困难的伤员，能走的同志仍然步行。那时正值寒冬腊月，我们顶着刺骨的寒风，艰难地行进。押送我们的敌人有三四十人，都是骑兵，每人带有两件兵器：步枪、大刀。到了张掖县城，被关押在一个骆驼店里，敌人看守得很严，是老乡把饭送到院子里来，分给大家吃，一天两顿，是小米汤掺青稞面片。在张掖住了三天，又经民乐县、扁都口、门源、大通县，一天一个行程，押往西宁。
1月的祁连山，风雪怒吼，滴水成冰。我光着脚，从死人堆里找了一件破皮袄，裹在身上，挣扎着向前行走。路过民乐时，敌人为了减轻行军的“拖累”，一夜之间，就屠杀了二十几名伤员。由于流血过多，我的身体极为虚弱，伤口还在流脓流血，不仅没有医药，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生活上的痛苦，肉体上的折磨，我都能忍受，最大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落于敌手，离开了自己的队伍，离开了党的领导，这是最难忍受的痛苦。
我一直寻找着逃离虎口的机会。我想，如果到了西宁，恐怕插翅难飞了。到大通县时，我们住在一家地主老财的院子里。整个院子东西长些，南北距离短些，三四十个人被关在三间北房里，房内什么都没有，大家只得靠在墙根坐下。东边是五间带房檐的瓦房，押送我们的敌人就住在那里。南房屋檐下堆着很高的一堆垫圈用的黄土，站上去双手可以够着房檐的椽子。这个院子的一切，我在吃饭的时候就把它看了个一清二楚，并记在心里。
天一黑，敌人就在大门上锁了一把大锁，把我们住的北房门也从外面加了锁，还在门外放了一个游动哨。晚上10点以后，大家要大小便，一个房子里住几十个人，又是喝的稀米汤，哪有不经常上厕所的？到后半夜，放哨的敌兵嫌麻烦，就不锁门了。我昼夜未眠，想乘小便的机会逃跑，但放哨的敌人不停地在院里转悠，无法行动。本来我们约好了几个同志一块逃走，但因各人负伤的部位不一样，有的在腿上，有的在胳膊上，行动有困难。有位同志含着热泪把他脚上的一双旧布鞋换给了我。
早鸡开始叫了，我万分焦急，再次假装小便出去观察动静。只见那个放哨的敌兵坐在地上打盹。我乘机悄悄爬上南房，顾不得考虑墙有多高，下面有啥东西，一下就跳了下去。还好，腿没有跌伤，只是头部的伤口震得剧痛。响声引来周围一阵狗叫，我不顾一切，爬起来向村外猛跑，一口气跑了好几里地，爬上了一座山坡。这时东方已经发白，我在山坡的僻静处找了个藏身的地方躲起来，一直到夜深人静时才出来赶路，走一阵，坐一会，遇到有流水的地方，喝几口生水再往前走。天快亮了，我只好上山，找了一个土洞躲藏起来。
我遇到的第一个好人是一位汉族老妈妈
我在土洞里又冻又饿，伤口仍在流脓流血，头晕目眩，实在难以支持。太阳已经很高了，我看到半山腰来了一位老年妇女干农活，我壮着胆子走出去，向她讨要吃的。这位老妈妈是我逃出虎口后见到的第一个好人，她使我终生难忘。她看了看我说：“多孽颤啊！”
就把我领到她家。她住在村边三间小土房里，家里很穷。老妈妈从炕洞里掏出几个烧熟的洋芋，搅了点青稞面糊糊，让我饱饱地吃了一顿，倒在热炕上就睡着了，一直睡到太阳落山都未醒来。我
自负伤以后，一直遭受敌人的折磨，没睡过一次热炕，没吃过一顿热饭，今天睡在老人的热炕上，心里舒服得很，不是老人喊醒我，不知要睡到啥时候哩！
我身上穿的还是负伤时的血衣服，怕路上不方便，求老人给我换件破衣褂。老人无儿无女，丈夫50多岁，被政府抓到大通县当民团两年多了。她从箱子里取出了一套黑棉衣，这是她丈夫当民团前做的，里子全是旧布拼起来的，絮的是羊毛，棉袄是大襟式的。她把这套棉衣递给我，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老人还给了我一顶旧毡帽、一条羊毛织的旧腰带和一个旧褡裢，装了些烧熟的洋芋和青稞面窝窝头，让我路上吃。她还再三叮咛，要走山路，川道里人多，会遇上麻烦；遇到人就装哑巴，免得出问题。
我含泪告别了这位可敬的老妈妈，化名“羊格”，踏上了艰难的东归路。
我遇到的第二个好人是一位藏族喇嘛
白天，我沿着山路行走，遇到穷苦人家，就去要点吃的，晚上，随便找个草堆藏身。这样走了八九天，来到一个山村。这个山村住着几户人家，山坡上有个喇嘛寺。当时，我头部的伤口疼得很厉害，刀砍的伤口约三寸长、半寸宽，一直流着脓血，疼得难以忍受。几天没吃上一口饭，饿得实在受不了，只好下山去讨吃的。正好遇到这个寺院的一位老喇嘛，我说明来由，他就把我带到住处，找来吃的让我吃，还留我住下。第二天一早，我准备赶路，老喇嘛说：“小伙子，你头上的伤这么重，怎么走呀！在这里住几天，给我帮帮忙，我把你的伤也治一治。”我感激老喇嘛的好意，就在他的住所住了下来。
这位喇嘛是藏族，但汉话说得很好。寺院的喇嘛也有穷富之分，我遇到的这位喇嘛就是位穷喇嘛，没有牛羊，一天两顿饭，早晨吃点开水炒面，下午吃青稞面做的面片。老喇嘛一天念好几次经，我什么也听不懂。我伤势很重，干不了重活，每天去山上拣点干柴，到沟边提几桶水，帮老喇嘛烧火做饭。老喇嘛找了些中草药给我冲洗伤口。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休息，我的身体渐渐的得到了恢复。但是，头上被敌人砍坏的一块三寸长的骨头，却被新长出的骨头顶了起来，又痛又痒。一天晚上，我咬着牙，用手把它扳了下来，不几天，伤口居然好了，不再流脓血了。
老喇嘛有个弟弟，住在距喇嘛寺十余里地的一个村里，全家只有三间破土房，很穷，夫妻俩四十多岁，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养着十几只羊，种一点山坡地，别的什么也没有。老喇嘛要我到他弟弟的家里帮着干活，我当时一心要找部队，回延安，不想去。老喇嘛说：“你的伤还没有全好，再住一段时间，等把青稞种上了你再走。”我不好推辞，就去他弟弟家干了二十多天活。不论是放羊，还是下地干活，他们家的姑娘都跟着我，一休息下来，就为我跳舞唱歌，特别亲近我。她的心思我逐渐看出来了。一天，这家的老夫妻提出要我给他们当上门女婿。我对他们说：“我家父母年迈，家中没有劳动力，得赶快回家照顾父母。”他们也没有强留，我走时，还为我做了干粮，老喇嘛还把我领到高山顶上指了行走的方向和路线。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家好人。
第三次遇上的好人是两位土族老人
我又走了两天，前面不远就是大通河大通河：发源于青海省北部的大通山北麓，东流至互助县东北，成为甘青两省的界河，至民和县北汇入湟水河。。这条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虽然河面不宽，但水深流急，全靠摆渡才能过去，渡口上设有民团的哨卡。我正在为难中，迎面走来两位老人，还带着两个孩子。这是一对土族夫妻，五十多岁，是去秦王川赶烟场的。
青海、甘肃交界地区的一些贫苦农民，把青稞麦种到地里以后，就把铺盖一捆，带上老小到甘肃赶烟场、拔麦子，立秋后再回来收自家的青稞。我对这两位老人说：“我是红军，因打仗负伤，同部队失散了，现在要去找部队，大通河上有卡子，我过不去，想同你们一块渡河。”老人听后一口答应：“行，今晚我们就住到一起，明天上船，民团不问就算了，如要盘问，你就装个哑巴，我说你是我儿，是哑巴。”当晚我们就住在路旁的一个破庙里，他们带个小铜锅，拣了点柴火烧水吃干粮。第二天我装哑巴，顺利通过了大通河。
我同老人一路讨要，走了四五天，才到秦王川。这里大烟还没有开始收，只好随两位老人在附近讨饭糊口。他们每年都到这里来找活干，认识种烟的主人，也能找到打零工的东家。开始收大烟了，老人会割大烟，能挣工钱。我和老人的孩子不会收割大烟，没有人雇用，只好等主人家收完大烟了，我们就用小铁片在烟骨朵上刮一点遗留的烟浆，换大饼吃。十天半月，烟场赶完了，又帮人收麦子。替人家收麦子，除挣一定工钱外，主人还管饭吃。又过了半个月，我们来到永登县四泉村四泉村：位于永登县东部，今属古山乡。给老乡打麦。我干这活不在行，只跟着帮忙，主人家不给工钱，只管饭吃。9月初，两位老人回青海了，我就留在这个村里。这是个小村庄，不到十户人家，都是给地主老财干活的贫苦农民。有一户张姓农民，兄弟两个，一个叫张民工，一个叫张万工，都是三四十岁的人，我就住在他们家里帮着喂牲口。
回到党的怀抱
1938年春，我随逃荒的一群老百姓，从靖远附近乘羊皮筏子渡过黄河。4月初，到达固原县附近。一天中午，我正在山坡上休息，突然遇到了我们红五军四十五团的政委张力雄同志，我们两个人一下子紧紧地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彼此叙谈了部队失败后的经历。他说，高台失败后，幸存下来的同志被马匪军送到国民党驻固原的第九十七师当兵，他是其中之一，他了解到镇原、庆阳驻有红军，就离开第九十七师，去找红军。
这样，我与张力雄同志一块就往镇原走，当天下午就到了三岔镇，第二天下午到了镇原县。这里驻着八路军三八五旅团七七○团第三营，我们受到了同志们的热情接待，洗澡、理发，换了衣服。同志们对我俩亲如兄弟，我们深深体会到革命队伍的温暖。三天后，我们又来到庆阳县城，这里是三八五旅旅部所在地，旅长是王维舟同志，原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副旅长兼参谋长是耿飚同志。首长和同志们无微不至地关照我们。我们在庆阳住了十多天，就起程回延安。
1938年5月初，我们回到了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八路军总部招待所住了几天，总部决定送我们去抗大学习。半年后毕业，我留抗大任区队长，不久又分配去山西前线，走上了抗日战场。
我在逃跑途中，受到青海各族人民的救助，才得以生还，继续革命。我每每回忆起这段艰苦的历程，就想起了救援过我的那些乡亲，情不自禁地说：“青海老乡，没有你们的救援，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真诚地感谢你们。”
甘肃省军区军志办供稿，郝成铭整理。吕仁礼同志，安徽六安人，生于1916年，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连政指导员、营长。1936年10月参加西路军西征，任红五军骑兵团长。后历任抗大区队长，山西决死纵队副团长、团长，第三军九师副师长，兰州军区炮兵第十五师师长。1960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