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万福
我一出祁连山，便被马匪抓住，同许多被俘的游击队员一起，被押到凉州敌司令部的大门外。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匪兵，马步青在前边背着手站着，假惺惺地说：“我今年快五十了，还没有儿子，绝不干那伤天害理之事。你们谁是当官的都站出来，我绝不会亏待的。”半天没有人动，于是几个马匪军官走到我们中间，开始“挑选”，郑维俱、刘义被“挑选”出来。一个匪军官走到我跟前，上下打量一番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冷静地回答：“工人。”敌人又问：“工人穿这么好？”我说：“我是缝纫工人，为了做活方便。”他将信将疑，从大门内叫来我们的一位同志，要当场对证，那位同志刚一走出大门，我便抢先嚷到：“我是缝纫工人，不信问他们（指其他被俘的同志）。”出来的同志马上随声附和。敌人没了招，就把我们关押起来。
敌营斗争
马匪军将我们分成干部、士兵两个队，我被带到士兵队。匪兵们把我的衣服扒下来，大衣被匪排长抢去，换给我一件光板皮袄，破旧得十分难看，破羊皮上油光光的，似乎穿了两三辈人了。
不久，我们被押到敌人的军法处，问士兵队还有没有当官的，有没有文书和机枪手。我对站在一起的同志们小声说：“谁也别理他。”大家便不说话。敌人见没什么反应，便叫出叛变投敌的原我军师长郭锡山“做工作”。郭锡山站在那里恬不知耻地说：“是干部的站出来，没什么关系，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马师长专门优待当官的。”我对这个叛徒不屑一顾，同志们也没有理他。一个手提驳壳枪的匪军官沉不住气了，嚷道：“都想死吗！快把坑挖好。”他用活埋来威胁我们。有的同志有点害怕了，我马上鼓舞说：“人早晚是一死，为革命而死也值得，不要怕！”
敌人黔驴技穷，把我们押到凉州监狱。监狱的号房很小，四个人要挤在一个非常小的土炕上，住了一天多没吃没喝，连大小便都没自由，同志们十分气愤。正巧典狱长叫我们找出一个人写名册领粮，同志们便提议我去，希望代表他们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敌人把我带进一个小屋，拿来笔和纸。我稀稀拉拉地写了不到两张纸，就停下笔说：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不给我们吃一口饭，没劲写了。”看守马上送来两个馒头，可我还是没有写。监狱长见来者不善，便问我要什么条件。我说：“你们必须保证我们吃饱饭、晒太阳、大小便自由。”他见我态度坚决，又是代表我们全体同志，害怕把我们惹急了暴动炸狱，便满口应允了。
我们在敌营中与敌人斗争的第一回合算是胜利了。
过了些日子，我们被编成一个“补充团”，负责修建凉州至西宁的公路。我当时在一个连里当文书，利用工作之便，常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首先是叫同志们严守机密，我先后跟好多同志交谈，叫他们不要讲出任何同志的职务，并说谁要是违反了，将来是要负责任的。同志们都很赞同。连队中有许多师团级干部，都没有暴露，到我逃走时，敌人还不知道我的干部身份。
我们这个补充团排以上的军官都由马匪充任，他们把反动军队的那套军阀作风搬来，常常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打骂。红军战士怎能吃他们的这一套！我对他们说：“我们红军是讲官兵平等的，如果你们用打骂的办法对待我们，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马匪在同我们红军打交道中领教过红军的厉害，这时又听说红军主力要回来，不得不有所收敛。
这个补充团有个连长，兄弟五人都是马匪，最大的当团长，他是最小的。一次他叫我代他写家信，说他的四个哥哥都在战场上被红军打死了，还说我们红军打仗真是好样的。我在营部当文书时，这个营的营副就曾悄悄对我说：“将来中国的天下是你们红军的！”我问：“你怎么看出来的？”他说：“没有谁能和红军相比。”
当时，我们在敌营中，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党组织，全凭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同志们都想着早日逃出敌营，回到延安，开小差的事时常发生。第一个逃出敌营的是三营勤务兵夏和成，他是个“红小鬼”，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有一位红军指导员，他们班住在城外的大庙中，外边有马匪军的岗哨，为逃出敌营，他每天托病不出工，在供桌底下一点一点地挖着厚实坚硬的墙壁，一连干了许多天，终于挖通墙壁，在一个夜晚，他率领这一班红军战士逃出了敌营。
从“补充团”建立到我逃出时，全团1800余名红军战士已跑了790余人。这说明我们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忠诚于党，时刻想念着回延安，回到毛主席身边。
逃出敌营的同志，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甚至有些国民党的地方官员也深表同情，暗地相助。有一天，营里叫我到区上要点修公路的工具，一位年轻的区长接待了我，他三十五六岁，中等个，穿得很讲究，是西宁中学的毕业生。工具一事他满口答应下来，并送我过河。
上岸后，我对他说：“我们不少人想‘家’，三两天就会跑一些，还望你多照顾。”他激动地说：“不要说照顾，我对红军是同情的，你们跑出的人在我们这吃饭、睡觉、找向导，我们尽可能相助，没有把一个人送给马家军。”
逃离敌营
我一直进行着逃跑的准备工作，和另外三位同志做了严密的计划，决定找一个有利的夜晚行动。
行动前，我到伙房偷了些“锅盔”，作为路上的干粮。
1937年8月30日晚，天下着毛毛细雨，正巧我们的一位同志站9点钟的岗。我通知要走的同志9点刚过就出发。
雨渐渐大了些，营长、营副还在二连打牌，为不影响我们的计划，我叫通讯班长把雨衣手电给营长他们送过去，免得他们因下雨提早回来。
9点钟，我来到后院，翻过一丈多高的大墙，直奔村外的小河。平时这河水不过两三尺深，可今天下雨水位上涨，我不会游泳，怎么办？但一想到要逃出敌营到延安去，胆子就壮起来。下河后踮着脚尖，一点点地往前移动，终于渡过小河。这时四处狗叫，我猜想一定是敌人有所觉察，便钻到一片大烟地里藏了起来。果然由远及近，响起急促的马蹄声和嘈杂的人声，敌骑兵追来了。我听到有人在喊：“老耿啊，不要跑呀，你家这么远，往哪跑啊！”我屏住呼吸蹲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朝兰州方向走后，我走出大烟地，正巧“号长”跑来了，我问另外两个同志呢？他气喘吁吁地说：“他们朝北跑去了。”我说：“那就好！”
我们俩翻山越岭，走了20里地，天麻麻亮时，来到一个村边，人生地不熟，很想找一个向导。这时，走来一个老乡，我便求他送我们到黄河边。老乡开始有些犹豫，怯生生地说：“要是被抓住就全完了！”但他沉思片刻后还是答应去了。这时另外两个同志也赶到了。找到了向导，又遇上了同志，心里十分高兴。
老乡领我们走得很顺利，离黄河还有一天的路程，向导回去了。这位老乡撇下妻儿老小，独自冒风险给我们带了两天多的路，我们感激万分，我把两块钱和身上的军衣送给他，他执意不收，经我们再三劝说，他才收下，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我们顺着乡村土道向黄河急走。一天上午10点左右，突然，发现远处尘土飞扬，一队国民党的骑兵飞快地向这边奔来，我们赶紧向山坡树林里跑。我岁数大点，身体又不好，没能跟上他们，只好独自坐在一棵小树旁休息。夕阳西下时，我走到一个谷地边，见一个人正在拔草，便上前打听道路，得知他是五军特务团的总支书记，我说我是五军的财务科长。异地巧逢同志，格外亲热。他领我见了西路军总医院的管理科长老王，我们谈了一晚，知道他们正在准备奔赴延安。我谢绝了他们的挽留，便独自一人向黄河岸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