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萍
1937年3月上旬，红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在临泽西南之三道柳沟与马敌恶战，红军兵力已不足三千。这时，我奉命到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当排长，在向梨园口方向撤退时，因头和腿部受伤，同二六七团政委李树芳被俘。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马家军把被俘的红西路军战士任意枪杀、刀砍、活埋。他们将被俘的几百名红军将士，关押在张掖古城北门外的一个骆驼圈里，上无房顶，下无席笆，在露天雪地里度日，真是地为毯，天作被，风扫地，月当灯，每天只给一顿稀糊糊饭，既吃不饱，也饿不死。
几天后，马匪的一个旅长因伤病重，敌人将我与十名被俘红军押出，抬着敌旅长送往青海西宁。路经民乐县张满村（今丰乐乡政府所在地）时，已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我乘敌不注意，顺沟向西逃跑，得以生存。善良、忠厚的民乐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红西路军其他失散人员和伤病员的救命恩人。白天，我在张满寨、新庄等地以讨要为生，好心的群众告诉我：“烟囱里冒黑烟是刚生火做饭，冒蓝烟是饭做熟了，可以进村要饭了。”我按这个规律进村要饭，吃饱饭很快离开村子，到一个崖湾下休息，或同放羊娃在一起玩。一次，见路上扬起了尘土，老乡说，那是马家军来了，叫我很快躲避。晚上，我一般露宿在破崖湾或群众避土匪的地洞中。后来，我投宿到韩家营子（今新添乡政府所在地）农民葛连春家，以修水坝、打土块、干零活度日。但是，葛家生活也比较贫穷，无法长期收留一个“共产”，葛连春便央求当时任区长的孙振铎收留了我。我到孙家后，发现还有几个红军，如陈玉莲、王根才（又名狗娃子）等人。
当年6月，民乐县县长江树春到马蹄寺悬匾还愿，路宿孙振铎家，孙将我介绍给江县长当了勤务员。7月，江树春调离民乐，到靖远县任职，把我带到了兰州。事也凑巧，到兰州的当天下午，我就碰见了原在三十军当文书的况步才，引我到了兰州八办。我向党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汇报了被俘经过及孙振铎收留红军的情况，便留我在八办工作。
我在八办当联络员，工作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做联络工作，那时我们都很小，搞联络工作不会引起人注意，任联络员的还有王大成、况步才，当时八办的保密工作做得很严，在联络过程中，从不打听、询问对方的姓名、住址等，内部的事不该问的也不能问，不该看的也不能看；二是帮助谢老抄文章，帮助抄文章的还有何兰阶。
当时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对外称彭公馆，主要任务是：（1）建立甘肃特委（即后来的甘工委），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络。（2）收容红西路军失散人员，转送延安。办事处遵照党中央指示，一方面同贺耀祖和“二马”据理力争，要回了一批批被俘的红军；另一方面派人到张掖寻找和收容失散的红军。许多同志经办事处回到了革命队伍。（3）广泛宣传抗日，壮大统一战线。当时，八办的领导同志写了许多文章，对于宣传抗日，壮大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杜汉三、高金城等同志积极靠拢我党，充分说明抗日宣传的影响和统一战线的威力。（4）通过办事处这个据点，保持同苏联的联系。
孙振铎先生为什么冒着全家被杀头的危险，在自己的家中收留失散的红军呢？就我在孙家的耳闻目睹，原因为四。第一，民族恨。马匪在河西称霸，敲诈掠夺，无恶不作，祁连山区的汉族人民受害更深，到处都可听到群众憎恨马匪统治的怨愤声。第二，家世仇。马匪军欺辱人民群众，就连他这个区长也不放过。孙振铎和小太太成婚不久，几个马匪军来到孙家，见到小太太兽性发作，当着孙的面扒光小太太的衣服，强行奸污，孙振铎羞恨终身难忘。第三，正义感。红西路军没有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马家军残害红西路军的暴行，激发了孙同情红西路军的正义行动。第四，孙振铎先生品质好，不欺压老百姓。他的两个女人早晚烧香，行善积德。
红西路军为什么失败呢？红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对红西路军不利。
从天时来说，红西路军绝大多数指战员是从南方来的，衣着单薄，时至塞外冬天，气候严寒，冰雪封山，黄沙盖地，行军作战极不适应；从地理来说，河西是一条蜂腰地带，南北群山，红西路军处于人生地不熟的状况，尚未立足，不能抵抗马家军骑兵的前后夹击；从人民方面来讲，红西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抗日的军队，但给群众做宣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需要一个过程和一定时间。马匪在西北统治时间较长，人民忍气吞声，敌人造谣说红西路军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人民相当恐惧，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物资极缺，兵员有减无增，弹药只有消耗无法补充。这些因素，造成了红军的失败。
石成瑛、郑兴学整理，民乐县委党史办供稿。张萍同志，安徽霍山人，生于1914年，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西路军总部侦察参谋，后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排长，入祁连山后被打散，1937年7月回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任联络员。
1938年赴延安，历任留守兵团侦察科参谋，驻守陇东的三八五旅司令部科长，吉林军区司令部科长，十二兵团司令部科长。解放后曾任广州军区司令部情报处长，武汉防空司令部副主任，兰州民航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