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黄河还有二三里地的样子，有一村落，村边有10余匹马，不用说这里是敌人的骑兵。我找到一个老乡打听，老乡说渡口已被敌人封锁。我问他还有没有其他渡口，老乡说：“如果你真想过河，我可以给你找一个人谈谈。”工夫不大，他带来一位打着赤脚的小伙子，我问他：“黄河能过去吗？”他上下打量我一番说：“那要看你有没有胆子冒风险了。”我说：“风险我不怕，只要能过河就行！”他扛来羊皮筏，我帮他拿着篙，从河边一处草坡上小心翼翼地往河边走去。
小伙子干这行很老练，他把皮筏放到河边让我上去，用篙一推，皮筏离了岸。然后他用篙往坡上一撑，身子一跃，跳到皮筏上，一会儿，我们便顺利地到达了彼岸。我拿出两块钱给他作酬谢，告诉他：“我是红军，可能还会有许多红军要从这儿过，有些人可能没有钱……”他抢过话头说：“只要是红军，我就不要钱！”说着把那两块钱也退了回来。我十分感激地说：“这两块钱是我们红军的心意，你就收下吧，只要能帮助红军过河就好，将来胜利了，我一定来看你。”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从逃出敌营到顺利渡河，一路上处处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这更增强了我回延安的信心。
兰州巧遇
过了黄河天已黑了，我找了一个小店住下。入夜，静悄悄的，我倒在床上思考着下步行动。
往延安去还有千余里的路，衣服单薄，仅有五块钱，把握不大，不如先在兰州落下脚，等家里寄来钱再走。主意已定，第二天吃罢早饭，便匆匆直奔兰州城。
上午9点钟左右，我由北门进入兰州城。为找一个住的地方，几乎走遍所有的旅店、会馆，可因为我穿得破破烂烂，到处遭白眼，没有一处肯收留。天已近黄昏，肚子里叽里咕噜地直叫，我心想：这么大的兰州，难道就没有我立锥之地吗？一狠心，便闯到一个派出所。我说我是从青海来的，孙连仲在那里当主席时，我给他当过录事，现在我要回家，等家里寄钱来才能走，能不能让我暂住几天。当兵的很是同情，几个人一商量便同意了。可不一会，一个当官的进来，听说这事就大发雷霆，不由分说，就把我赶了出来。
我拖着沉重的双腿，顺着进城的路走出了兰州城。路边有许多端碗讨饭的百姓，不远处有一处大宅院，大门对面有一个小土房，像是许久没有人住了，我决定在这过一夜。一进小房子，却见里头有两个要饭的，他们怎么也不许我住下。我火了，质问他们：“都是穷人，怎么连这点同情心都没有？”正当我们吵得难解难分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人，他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听我是河北口音，就叫我到他那住，边说边指着那大宅院，并叫几个工人打扮的人领我进去。工人告诉我，这大宅院是修建兰州飞机场的办事处，那位穿长衫者就是办事处的主任。工人们对我很热情，给我做了面片，并拿出自己的一床褥子给我当被子用。我一再表示感谢，他说：“都是出门人，应互相照顾。”一位姓卢的工程师见我穿得单薄，便把家里寄给他的新丝棉棉袄送给我，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只要我能相助的，绝不推辞。”
第二天，办事处主任把我叫去，知道我是河北人，就叙起乡情来。当得知我一个本家叔父与他同是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的同学时，显得更加亲近，对我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华北，回家走不通了，你就在我这里干吧。”我说：“你能留下我，我十分感激，但‘家’一定回，等家里钱一寄来，我就走。”他说：“那也好，你就先在这里打短工，还可挣些钱。”我在办事处住了近两个月。经常利用出工休息的时间同工人们攀谈，他们中有许多四川、湖南人，细一打听，才知道他们也是红军。我问他们怎么不走，他们说天渐冷了，怕走不回去。我说：“要走就得抓紧，到那（指延安）也就十天半月，困难肯定会有，但需要的是决心和勇气。”
许多同志不久便走了。
不久，我同甘肃省建设厅的一个科长闲聊，他说：“现在有个叫八路军的部队，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消灭日本鬼子好几千，你知道八路军是什么军队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八路军就是朱毛的军队，就是原来的红军。”这下我才知道红军成了八路军，就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挺好，不知道兰州有没有他们的人！”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兴冲冲地来告诉我，八路军在兰州有个办事处，就在南城门外，昨天刚挂的牌子。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心想：昨天刚挂的牌子，今天就叫我给找到了，真是幸运。我匆匆吃了两口饭，便急步向那走去。
在一棵大槐树下，有一个不大的小院，门口挂着一个大木牌子，上边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我心里嘀咕：“我要找八路军，怎么冒出个十八集团军！”我正纳闷儿，从门里匆匆走出一个人，他一抬头，我们俩都怔住了，这不是军团卫生部的管理员吗？我马上迎上前去，他也认出我来：“耿科长！”他边说边拉住我的手。我明白了，这就是八路军办事处。他把我让到屋里，介绍给办事处秘书长朱良才同志，我把情况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他说：“我们在国民党内正缺少内线，你有上层关系，就在这儿干地下工作吧。”我回延安心切，不想干，他叫我先干些日子，以后再说。
几天后，我得到情报，国民党兰州驻军营以上军官开会，传达了绥靖公署的决定，凡共产党在街头巷尾张贴的抗战宣传品，一律撕掉。我把这一情况向办事处作了汇报。正巧遇到原西路军的战友徐一新同志，他领来一位30多岁的上海人，是到兰州做地下工作的。几天后，我在街上遇到他，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可他理都没理我就走了。我恍然大悟，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呀，我为不习惯这种工作而十分苦恼，于是我向办事处提出：“地下工作我不适应，我心里总是想着去延安，因为这是西路军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为许多壮烈牺牲的战友还了这个心愿。”朱良才同志见我这样坚决，沉吟片刻后说：“也好，那你就准备回延安。”
如愿以偿
深秋的一个清晨，我从兰州乘汽车东下。汽车走了足足三天，才到古城西安。一下车，我就叫来一辆三轮车，直向八路军办事处驰去。三轮车工人机警老练，穿街走巷，一会便把我送到了办事处。
我受到办事处同志的热情接待，洗了澡，吃了三菜一汤的晚餐，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我被一位秘书叫醒，他说叶季壮主任叫我带三辆汽车回延安，汽车已在外边等候，我急忙奔出去坐上车。车上装了许多大米，还有从上海来的一个宣传队也要随车同行。乘上汽车又走了三四天的路，12月4日，我终于到了延安。当我透过驾驶室的玻璃望见那巍峨的宝塔山时，就像海外赤子回到慈母身边，心里一阵发酸，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在一个招待所住下。一天，我突然听说在马家军中受磨难的1000名同志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当初我逃离敌营时，还为许多战友继续遭受磨难而难过，可今天我们就要在毛主席身边重逢了。我急匆匆地奔向他们的住处，同志们正在晒太阳，一见到我又惊又喜地叫起来：
“这不是老耿吗？”“耿科长你怎么回来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你一言他一语，问得我不知怎么回答，无数充满激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937年12月9日，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我们红五军团的老同志请毛主席同我们一起合影，纪念红五军团成立六周年。当我见到毛主席，紧紧握住他那温暖的双手时，不知是兴奋还是激动，只觉得嗓子哽咽，说不出话来。毛主席和蔼可亲，他微笑地说：“今天是你们五军团六周年纪念日，我不是你们军团的人怎么行啊！”同志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回到延安、回到毛主席身边，是我们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共同心愿，今天我就站在毛主席身边，留下永久不灭的珍贵纪念，这是多么幸福啊……照相后，在同志们请求下，毛主席奋笔疾书为留影题字：“以宁都起义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这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它使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激励着我信心百倍地迎接更艰巨的抗战任务。
这是耿万福同志《从祁连到延安》一文的一部分，由黄力、刘亚军整理，原载《甘肃党史资料》第1辑。标题为编者所加。耿万福同志是河北省人，1931年宁都暴动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五军供给部财务科长，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后逃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解放后曾任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