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海生
梨园口战斗之后，我随总部经康龙寺撤退到后面的山上，陈昌浩同志和徐向前同志在山上的一个石头窝里，召集师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和我们几个警卫人员，化装成商贩回延安。石窝会议时，我是警卫员，负责会议的内卫，不叫别人听。会议结束后，我就烧掉保管的电报，和陈昌浩同志、徐向前同志、侦察科长袁立夫、徐向前的警卫员赵家仕、王茂金、陈昌浩的另一个警卫员邱回春，共七个人，一起离开了部队。
我们在山上转了六七天，敌人盘查很紧，一时出不了山。后来出了山，来到西洞堡，我和王茂金、赵家仕到前面侦察探路，走到黑河滩里，我和家仕就被马家军的骑兵抓住了，他们从我们身上搜出了枪支，我们无法隐瞒，说是红九军的战士，没敢暴露真实身份。后来听说，徐向前同志经山丹回到了延安，陈昌浩同志先到武昌老家，以后也回到了延安。
我被俘后关押在张掖城内的一个大车店。因为敌军的一名旅长被我军打伤，要用担架抬到青海去，马匪兵就来挑强壮的人，我和赵家仕都被挑上了。共挑了八人，其中至少有两人是干部，都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我们轮换抬担架，敌人派了一连骑兵护送，经民乐、扁都口、门源，走了10多天，才到青海西宁。
到西宁之后，我和赵家仕被分到马步芳补充团劳动。我们那个连里都是小孩，开始在南城根打土块，后来修惠宁桥，一个班住一顶帐篷。在此期间，马步芳陪西路军原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到工地看过我们一次，马步芳说：“这是你们的军长，看你们来了。”孙军长给我们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以后不久，听说他就被马步芳杀害了。
七八月份，我在工地劳动，原妇女独立团参谋长彭玉茹找我，说她认识我（我是陈昌浩的警卫员，她当过张琴秋的警卫员，陈、张是夫妻），叫我想办法逃跑，把她和张琴秋都带出去。她说：“你不要暴露身份，张琴秋现在歌舞团做饭，也没暴露身份，歌舞团的女同志对她很好，把她保护下了。”她还给我讲：“红军的一个译电员在马步芳那里很吃得开，可能已经叛变，你要小心。”我说：“马匪兵对我们看管得很严，我跑不出去。”实际上，我和赵家仕、另一个安徽人早已串通好想跑，我认识几个字，负责考虑逃跑的路线，安徽人负责搞吃的，因为分住在三个帐房里，集中不到一块，始终没跑掉。10月，马步芳调补充团经门源、民乐等地去张掖，在路上遇到大雪，冻伤很多人。到张掖之后就修飞机场，后来又修公路。
1938年7月份，我们这个补充团的1000多人，每人发了一套军装、一双鞋，要送到兰州师管区，顶替青海的壮丁，补充国民党军队。我随这个团从张掖出发，走到乌稍岭就逃跑了。开始给老乡挖土豆，老乡帮我换了衣服，辗转一个多月，才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谢觉哉同志是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伍修权同志是处长。开始我在办事处当通讯班长，以后当了副官。
录自青海省民政厅所编《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资料》，标题为编者所加。康海生同志，河南新县人，生于1917年，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同志的警卫员，后历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通讯班长、副官，抗大三大队第三队副队长，西满军区司令部科长、处长，解放军第四十四军一三二师后勤部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处长，总参工程技术学院院务部长，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总后高级军械学校副校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