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玉纯
我在倪家营子作战时，身上多处受伤，团长、政委命令我到团卫生队去包扎治疗。团卫生队的情况也不好，伤员连水也喝不上，药品只有一点红汞，纱布也用完了，医护人员搞到一些衣服，撕成布条给伤员包伤口，我伤口因此受感染，血老是止不住。我在卫生队住了一天一夜，部队又要转移，敌人坚壁清野，我们弄不到粮食，部队伤员都吃不上饭，我又被送到总部医院去治伤。
红三十军在弹粮将尽的情况下，经过梨园口进入祁连山区。但是，敌骑兵紧紧跟踪而至，把我们堵在山沟里打，部队损失极为严重。二六四团在山坳上阻击敌人，战斗极为激烈。
我到总医院后，就听说我们二六四团的阵地被敌人攻陷，牺牲惨重。总医院经过一夜行军，到达红湾寺红湾寺：位于祁连山中，原为裕固族的一座佛寺，所在地今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政府驻地。时，只有九军的一个连队作掩护，准备在此休息做饭。我叫通讯员帮助炊事员下到河沟里取水，他把我的马拴在山脚下。他还没有打回水来，敌人的骑兵就冲了上来，整个医院一片混乱。在敌骑冲击下，许多人被俘，整个医院损失了，我的马也被敌人牵走了，驮的干粮也丢了。通讯员和我一道向山上跑。山上积满了雪，我们蹲在山头观察山下的情况。等到黄昏的时分，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动静，就顺着原路往山外跑。
走到离梨园口20里处，天已大亮，不知道口外有没有敌人，我们就躲在一个石洞里，把党证和几条驳壳枪包起来藏在石头缝里。等到天黑，看梨园口外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就往外跑，走了一夜，到了离张掖不远的地方，便藏在一条干沟里休息。我们商议，分开走比较安全，我把身上带的一点藏红花和我负伤时发给的十几块钱，分给了通讯员一些，他就先走了。
东归途中受到群众的掩护
我独个儿呆到天明，才走出干沟，到一个村庄去要饭吃。在村东头，遇到一个中年男人，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讨饭的。他说：“你别骗我了，你们的人打这里过去了好几批。走！到我家里去，我替你想想办法。”我跟他进到他家，他让我吃饭休息，然后他到城里帮我买来一个竹篮和几块方块烟丝方块烟丝：当地称“水烟”。先将烟叶制成烟丝，加清油和作料，再压制成方块形状，用防潮纸包裹即成。、一条哈德门香烟。他说：“你拿着这个，扮成做小买卖的，如果遇到马家军的骑兵，不要说话，装成哑巴。”他热情地送我出村，还指点了方向，一再叮嘱我不要走大路。我向他道别后就一直朝东走去。
走到夜晚，我进了一个村子，找到一家老百姓，要求在他家歇一晚上。主人起初害怕，说马回子每天要查几次户口，后来他把我领到一个鸽楼里，给我铺了些柴草，我就在那里过了一夜。这天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想着老战友们现在不知怎样了，想着红三十军由于弹尽粮绝而失败，真可惜；还想着能不能回到陕北。
第二天，我继续向东走，傍晚时分走到一个村子边上的一户人家。那家户主也是个中年男人，他看见我进来就吓得不得了。他说马家军每晚都要挨家挨户查户口，查着窝藏红军可不得了。他看看天已墨黑，我实在走不了，便领我藏到他家一个用石板盖的养鸡的小房里。我刚藏进去，就听到查户口的来敲门，户主急忙开门，我听到他对这些当兵的一再说，家中没有红军的人。这些查户口的吵嚷一阵之后走了。次日天明，我赶紧离开这户人家，向山丹走去。
这时，我脚上裂开一个大口子，穿的鞋也不合脚，走路很艰难，幸好遇到一辆马车，我过去央求搭车。赶车的士兵打量了我一下，就同意我上车，还把他的皮大衣翻过来铺在车里，让我躺着。到了山丹城西二十里铺，我下车一看，觉得坏事了，因为我们军部曾经在这里住过，可能有人认得我，就急促地闪进一间药铺。我当时还留着“洋头”，在这一带这是很少的，我向掌柜的借剪刀剪头发，男掌柜害怕得不得了，还是女掌柜镇定，她答应进里间去拿剪刀。正在这时，街上来了敌兵，头发没来得及剪，就迅速离开了药铺。经过一个小店，我们军部曾在那里住过，我急步走过去，不巧碰着一个敌保长，他把我挡住，说我不像是讨饭的。说着他喊过两个骑兵来，把我的破毡帽一揭，指着我的头发说：“你不是共产人是什么？”
两个骑兵将我带到店内，把我身上带的藏红花、银元和中央票都搜去。在店里住了一个晚上，两个骑兵又捉来原五军的一个小战士，让我们跟着到山丹城去。一进城，这两个骑兵却不管我们，把马一拍就跑了。我一直朝东走，连续过了几个岗哨，在经过一道有两个哨兵的地方时，他们把我拦住了，他们说我是共产人，就把我送到驻军的一个旅部。
这个旅的旅长问我是哪一部分的，我说是骑兵师的。据说敌人最怕红三十军，所以抓着三十军的人就要杀三十刀，所以我谎说是骑兵师的。敌旅长又问是在哪里失散的，我对失散的地点和经过都能说得出来，他就说：“你就在我这里当兵吧。”我说：“我家有父母，我是随父亲卖布，才参加红军的，时间不久。”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说：“我要回家，讨饭也得回去，你们的弟兄把我的钱全拿去了，得退我一些作路费。”这个旅长就派两个护兵带我找到了那两个骑兵，他们只退还我一块钱，两个护兵又把我送出了山丹城的东门。
出了城走了七八里地，我坐在路边休息，看到前面又来了五六个人，一看全是我们红军的失散人员，我们商量一起走。路过一个村庄，我们去要水喝，一个男人说：“你们到我家去歇歇吧。”我们到他家后，他让家里的妇女搬走，腾出一通大炕给我们住。从主人家了解到山丹城里住的是马禄旅长的部队，房主人说：“马禄旅不杀红军！你们放心在我家住一晚。”我才恍然大悟，是我们在一条山放了他们，做了统战工作的缘故。
这家主人问我们有钱吗？我掏出仅有的一块钱给他，他帮我们买来米粮和油盐，做成烙饼和面汤，我们饱餐一顿，还留下一部分作路上的干粮。主人还为我们烧热了炕，美美地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走到一个山口，同行的人说，这山里有土匪，土匪说红军身上有金子，所以土匪见红军就抢，从这里走太危险。可是别的地方无路可通，必须经过这个山口。我说，我们共有七个人，必要时可以同他们拼。天黑后，我们住到一个庙里，一夜都很警惕，烤着火，没敢怎么睡。半夜里周围的确有响动，但是他们始终没敢动手。
次日，我们继续向东走，走了20多里地，又碰到我们的三个人。这一带人家也不多，人多了不好讨饭。快到永昌城时，我们遇到一个小商贩，是湖北孝感人，他听出我是湖北人，就告诉我说，昨天有你们的人路过永昌城，曾向县长要粮，县长给了些白面。这个县长是汉人，才上任的，手下没有兵，只有七八个衙役，他劝我们也去找县长要粮。他还说，回河东千万不要走原来的路线，原来的路上马回子把守得很严。
我们听了小商贩的话，我们9个人就大胆地进了城，到县政府要粮。起初他们不愿意给，最后给了半袋面粉。我们找了一个老乡家，把面粉全做成烙饼，就出城向东走了。
在敌人的“感化院”里
永昌要粮以后，我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思想上也有些麻痹了。到武威西四十里堡时，我们分两路进村，遇到了敌军招兵的队伍，我们九个人中只有一人逃出，其余全被敌人抓住，被押到武威，进到城南关的一个院子。人们正在吃饭，一看全是我们的人。我看到有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和政治部宣传部长方强，我被编到他们班里，住在一间屋里。徐太先说，明天一早就向平番（今永登）押送，从那里有通青海的路，如果往青海走，半路上我们得想办法跑，如果往兰州送，过了铁桥就更好跑了。
第二天，果然出发了。走了一天，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又是挑水又是背柴火。徐太先说，他目标太大，过去得罪了不少人，让我替他当班长。我说我不当俘虏班长，他说没关系，别派出公差就行，我才答应了。这时我的鞋子穿破了，女房东给我一双鞋，她说前面要翻冰山，没有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