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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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严峻的考验(2)

我们还经常向看押我们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并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个原来在东北军当团长,后来在中央军只当个中尉文书的人,感慨地对刘玉亭说,共产主义比三民主义好,共产党的主张得人心,国民党太腐败,将来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在军官队里,我们有不少是做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理论水平高,要说讲政治,讲主义,比国民党的这伙蠢猪家伙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所以这个上校每次“训话”,都被我们的同志驳斥得体无完肤,败兴而去,也给我们集中营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一天,“勤务兵”冷赤哉同志告诉党支部,敌大队部接到电话说,党中央最近要派一个姓张的代表来看我们。党支部把这个消息迅速传给各小组,准备热烈欢迎张代表,并决定向国民党上校提出,张代表来后,要公开和大家见面。同志们知道这个消息后,欢欣跳跃迎接党代表到来的事,成了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个个喜形于色,按捺不住心头的欢乐,好像忘记了这是在敌人的集中营里。

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党的使者——张文彬同志在三个便衣特务的跟随下,坐着马车来了。随后,国民党九十七师的一个政训处长也赶来了。

张代表走遍了每间房子,和每个同志都握了手,作了亲切的慰问。他首先说:“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问同志们好!”他给每人发了一元钱,并亲切地嘱咐:“同志们,这是党给你们买针线补衣服用的啊!”这是一句多么亲切温暖而含意深远的话呀!这是叫我们理解党的关怀和当时的困难。老实讲,在当时,一下子拿出这么些货币来,是多么不容易呀。

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敌人终于答应召开欢迎张代表的大会。下午3时,欢迎会在军官队的院子里举行。士兵队和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但是由于敌人的阻挠,还没有和张代表见面。现在都集合在一个院子里,有机会同张代表见面了。士兵队的同志们到来后,院子里立即沸腾起来,我们挥着军帽向他们欢呼致意,他们也挥舞军帽向我们还礼。片刻工夫,军官队里响起了歌声,士兵队也随着唱起来。歌声冲破高墙深院飞向天空,传向四方。歌声一阵比一阵雄壮嘹亮,一阵比一阵激昂高扬,吓得敌人拼命吹哨,声嘶力竭地叫喊:“不准唱歌!不准唱歌!”这又有什么用呢?团结战斗的歌声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从高山飞泻而下的流水,势不可挡,早已把敌人的叫喊声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当宣布请张代表讲话时,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接着便是一片肃静。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洗耳恭听,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了一个字。张代表说:“同志们,我是受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委托,受周恩来副主席的派遣,从西安来这里看望同志们,党中央、中央首长非常关心你们,要我向同志们问好。”这时,我们激动得热泪横流,一面哭声哽咽,一面拼命鼓掌。

张代表安慰、鼓励我们说:“党了解你们,同志们都关心你们,党中央正在和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设法使你们早日回到红军中来。”张代表含着热泪,深情地对我们说:“望同志们保重,祝同志们健康。”张代表的讲话刚一结束,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席卷了整个会场,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时,方强同志带领我们喊起了口号:“停止一切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我们坚决要求回延安!”“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通过欢迎张代表的大会,扩大了党的影响,并向敌人表明了我们坚决要求回延安的钢铁意志。在张代表走后一个星期,我们就从兰州东下了。

脱险归队

从兰州到西安,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派了一个营500多人押送我们。我们都想着在东开途中设法逃往根据地,因此大家都很快活,一想到要回延安,一切辛酸和痛苦都一扫而光。

从兰州到平凉,共走了九天,到平凉那天,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押送我们的敌九十七师,把我们交给了敌四十三师,移交手续是在平凉飞机场办理的。士兵队只清点人数,军官队一个个点名交人。太阳火辣辣的,一丝风也没有,晒得我们头脑发昏,口干舌燥。移交完后,交接双方又哇哩哇啦地瞎讲了一通话,直到日落西山才完事。当天晚上,我们还没上炕睡觉,敌人就传来命令:“明天早上7点前吃饭完毕,7点半集合出发,不得有误!”

我们军官队和士兵队住在飞机场旁边的一个村子里。晚饭后,刘玉亭接到党支部递来的纸条,上面写着“卧床不起”四个字。我们领会党支部的意图,就是在第二天出发前要尽量拖延时间.以打乱敌人预定的行程,晚间最好能走到容易脱险的地方。第二天红日高照,军官队的人还装着打呼噜。外面的集合号音和哨声不断,却不见人出来,敌营长一边跑一边骂:“差十分八点了,还不起床,存心给老子捣蛋。赶快起床,赶快集合。”我们听到敌营长叫喊,才慢慢坐起来,打着呵欠,伸着懒腰,慢条斯理地穿衣服。

敌营长吆喝着要出发,军官队却吵着要吃早饭。敌营长开始时想叫我们在路上买着吃,我们不同意。大家吵吵嚷嚷地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吃饭走不动。”敌营长没办法,只得派一个连留下看守军官队,叫吃过饭后立即起程赶到前面去,他自己押着士兵队先走了。

我们磨磨蹭蹭地走到四十里铺,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们想:等我们弄过饭吃已天黑了,这时跑才方便呢;不走,我们住下来半夜跑也成。所以,一到四十里铺,我们就吵着要弄饭吃。敌营长皱着眉头考虑了好久,才决定就地住宿不走了,这正合我们的意图。这个镇上没有敌人的营房,也没有能容纳我们一千多人的大院,只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敌营长派了两个连分布在镇四周麦地里警戒,一个连的两个排分布在镇上街头,另一个排守卫营部。

吃过晚饭,我们躺在草铺上,等待党支部发出命令,随时准备逃出去。约9点左右,忽然雷雨交加,电闪雷鸣,暴雨打得房顶咚咚直响。就在这暴雨如注、雷声隆隆的时候,敌人把镇外的警戒撤了。军官队的同志们得到了党支部的通知,乘此大雨滂沱的机会,溜之大吉。但我们几个人未得到通知,就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仍未见动静。再也不能等了。

“老刘,我出去看看。”说着,我就走了出去。敌人的哨兵来回游动着,一个哨兵问我:“干什么的?”我端着一个瓷盆,当即回答:“做饭吃的。”我到旁边几家一看,大部分都“溜了”,党支部的同志也不见了。我立即回来,向大家报告了这个消息,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刘玉亭同志说:“我们也马上走,现在天还未亮,趁敌人还没有发现,赶快走。”为了行动方便,我们分成两组,我、刘玉亭、刘俊英为一组,冯国寿、陈祖任为另一组,曾庆良等自愿留后面作掩护。

我们悄悄走出门来,但走了不远,东方已经露出曙光。“老刘,不能走啦!”我焦急地说。

刘玉亭也感到再往前走太危险了,就决定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我们摸到一座破窑跟前,停了片刻,看周围没有动静,便走进破窑。这个窑洞有三个窑门,中间那间已经塌陷。我们商量了一下,他们俩进右边较大一些的,我进左边的,躲在窑内的炕洞中。

黄昏时我们走出破窑,走了一夜,东方发亮时,我们遇到一个下地干活的农民,就向他打听前面是什么地方,他说是白水镇白水镇:位于平凉市四十里铺以东西兰公路南侧。。我们听到“白水镇”三个字,不由得捏了一把汗,原来,那里就是押送我们的敌人宿营的地方。我们回转身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抬腿就向着镇原方向跑,一气跑了10多里路,才在一个草丛里歇下来。

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我们这副模样,蓬乱的头发,破烂的衣服,会把人吓死,到哪里去弄饭吃呢?大路是不能走的,只得走小路。大户人家多是坏蛋,我们不能进去,小户人家又穷得无饭可吃。我们忍着饥饿又走了一程,忽然在一个山腰里发现有一户人家。我们考虑了一下,这个地方偏僻,想来不会碰见敌人,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和媳妇干杂活,还有两个小孩子在院里玩耍。

她们看见我们进来,有些惊慌,我们赶忙说明我们是找红军部队的,请求老太太给我们做点饭吃。我们诚恳而又和气的态度,使她们很快恢复了平静,不多时就弄好了饭。我们吃完饭,给了她们一块钱。告别了这家人,我们又匆匆赶路了。

当天下午,我们走到了离镇原20多里的地方,这里已是根据地了。放眼一望,花红树绿,沉甸甸的麦穗覆盖着大地,农民正在地里愉快地劳动,还可以听到响亮的歌声。地边插着“不踩庄稼,爱护庄稼”的牌子,村子里的墙上、大树上贴着许多“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标语。这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高兴呀!我们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我们的,这里的一切,都使人感到亲切可爱。

“到家了,终于到家了!”我们大声地喊着。疲劳被驱散得无影无踪,仿佛青春的活力又重新迸发出来,浑身都来了劲。很快地又走了十多里路,我们看见了红军的哨兵。当我们走近他身旁时,他亲热地说:“同志,你们辛苦啦!”我们眼含泪花望着他,不住地点头。

走过哨兵不远的地方,我们看见了无线电台的天线。“小黄,你去看看有没有熟人!”老刘他俩对我说。“好,我去看看。”我跑了过去,迎面碰见了和我一块学无线电的同学朱忠春和周维同志,“老朱,老周”,我喜出望外地叫喊着。“小黄,小黄,你回来了!”他俩惊喜万分,我们紧紧地握手、拥抱,悲喜交集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霎时间,电台的其他同志都闻声而出,把我围在中央,安慰、关怀、鼓励的话语,汇成一股股热流,顿时传遍我的全身,大家都沉浸在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之中。同志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这时,刘玉亭、刘俊英也进来了,我们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线,嘴都闭不住了。

在电台同事的安排下,我们很快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为了庆祝我们胜利归来,同志们还特意杀了一头猪。这种珍贵的阶级友爱,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我这支拙笔是难以形容的,我觉得在世界上再没有比无产阶级感情更深厚更宝贵的东西了。

我们在电台老战友那里住了两天后,到了援西军政治部招待所,看到了方强、秦基伟、徐立清、卜盛光、徐太先、幸元林等同志,得知军官队的其他同志,绝大多数也都回来了。不几天,老曾、小冯、小陈和龚兴贵同志,也都先后胜利归来,我们又相会了。大家都换上了新装,修饰了“门面”,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岁,个个容光焕发,英姿勃勃。

我们到了招待所的第二天下午,援西军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治委员、宋任穷政治部主任等首长,都来看我们。刘司令员亲切地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向同志们问好,热烈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刘司令员满面笑容,时而挥手,时而鼓掌,亲切地向同志们致意。接着,张浩政委、宋任穷主任也讲了话,热烈欢迎同志们归来。他们说:“几个月来,你们太辛苦了,现在回来了,要好好休息,恢复身体。”

几天来,刘司令员、张政委、宋主任分别给我们上课、作报告,讲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详细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方针、政策,解释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等问题,使我们这些远离中央的同志们受到了很重要的教育,对党在新形势下的正确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我们在学习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地总结西路军失败的经验教训。

我们都以各自亲身的遭遇,揭发和控诉张国焘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更加认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更加信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心眼里衷心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

对“军官队”秘密党支部的工作,同志们也作了认真的讨论,认为秘密党支部在团结同志、反对敌人的斗争、组织和领导大家回到红军中来等方面,是有成绩的;但对工作中的缺点也提出了诚恳的批评,如对“士兵队”的工作做得不够,在平凉归队时组织得不够周到,许多同志没有得到通知,等等。支部负责同志也作了适当的检查和自我批评,大家表示满意。

经过援西军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认为西路军的指战员作战是勇敢的,绝大多数同志的表现是好的,他们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在全军覆灭的特殊情况下,一些同志被敌人俘获也是难免的。因此,凡是想尽办法逃回来的同志,党组织表示最热烈的欢迎,都应当得到党的信任。因此,很快恢复了我们的党籍,重新分配了工作。我和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龚兴贵等几个,很快到陕西云阳镇红军“前总”工作了。

录自黄良诚所著《忆长征》一书,因篇幅过长,本书作了删节。黄良诚同志,原名黄子坤,福建上杭人,生于1917年,1931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军总部电台工作,后调任红五军团电台报务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8月调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台长,西渡黄河后任红西路军总部第三局电台报务员。后历任八路军总部电台分队长,新四军总部电台报务主任,大连造船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国务院六机部副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