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翻冰山。走了两三天到平番，在城外山坡上的房子外站队吃饭，一个班在一起吃。吃饭后到住房去，我让徐太先他们住里间，我住外间。这时，原八十八师政治部党委秘书吴昌炽来找我，过去他和我很要好，他对我说，徐太先以前整过他，要去告发。我说：“他是为了革命，不是为别的，你这样做不好。”吴才作罢。的确有不少人对徐有意见，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的宣传队长也说徐整过他，但他没说要报告敌人。
河西走廊有文化的人少，有个商人要个先生旧时称记账的人为“先生”。
，敌人让我去，我拒绝了。后来，敌人又来挑兵，让我们在操场跑跑步给他们看，来判断每个人身体好坏。我和徐太先约好，装跑不动。徐太先是个胖子，本来就不灵活；我的手负过伤，拿不了枪。于是，敌军官把我们挑出来站在一边，恶狠狠地说：“你们几个共产大小都是个官，挑兵没挑上的都要去做苦工，修公路，洗衣服。”说完还踢了我们一人一脚。
挑兵后还剩下几百人，继续往兰州押送，到了兰州，把我们关到城外的兵营里，不是修路就是修飞机场。徐太先住在兵营敌排长住的房子。一天，徐叫我去见九军骑兵连指导员冷赤哉，冷说他是在兰州附近被俘的，徐太先向他介绍过我，说我是三十军军部的况书记（我在敌人的花名册上登记的是“余光灼”），我没说什么就回到班里。没几天，冷赤哉当了敌参谋长的勤务兵，我就怀疑他会向敌人告密。
过了几天，敌人招考“师爷”旧时称书记官为“师爷”，主办文案一类的差事。
，考了20多人都没要。敌人宣传当“师爷”一个月有多少钱、伙食由连长贴等等，徐太先就让我去考，说考上了好跑，我说我不沾他们的边。过了两天，敌人把徐太先弄到军官队去了，剩下的人重新编队：老红军、甘肃人、四川人分编。后来，敌人到我们中队查“况书记”，狂叫“况书记站出来！”我当时带个瓜皮帽，站在一个高个子后面，没有吭声，敌人就让冷赤哉出来认，他转了几圈没认出我来。敌人又让军官队的人来认，徐太先和二六四团团长、政委、政治处主任，军部作战参谋等人都到队前来，我提心吊胆，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他们看了一下，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我才放了心。
在这个所谓的“感化院”里，我们士兵队一天只有九两面，每天只喝两顿稀汤，饿得两眼直冒金花。军官队住在我们隔壁的院里，每天有二斤面。军部作战参谋肖显旺在军官队，有一天，在院里吃饭时，他进来悄悄劝我还是到军官队去，免得饿肚子，他说徐立清是军官队的党支部书记。我说：“我当军部书记算不了什么官，他们清查我的目的不过是要了解红三十军的情况，因为敌人最恨三十军，现在还有一部分到新疆去了。”肖显旺同意我的分析，我对他说：“我这边没有党支部，你把我的名字记到你们支部里，有事情需要我做的时候，尽管告诉我。”肖以后从房后窗口给我送过一次馒头，后来敌人管严了没有再送。
呆了一段时间，大概到了1937年四五月间，正在谈判国共合作抗日，党中央派了一位张代表来看望我们，我记不起他的名字，只听说是三军团的保卫部长。他来了以后，先在各队找一些人谈话，了解这里的情况，他要离开之前，在操场上向我们全体大约1000多被俘人员讲话。会场气氛仍然很紧张，敌人的军官都在周围站着。张代表进场的时候，我们高呼口号欢迎，他看到这个场面很激动，面对着墙停了一会才转过来讲话，他说：“我是代表党中央来看望大家的，原先以为你们在这里吃得好，穿得暖，谁知你们一天才九两粮，穿得这样单薄破烂。本来修公路、修机场是公民的义务，但是他们这样对待我们的同志，说我们是‘共匪’
，这是很不对的。这一阵老百姓都掩护你们，给你们饭吃，怎么能是‘共匪’呢？我们是得到人民的关心和爱护的。”张代表讲话的时候，敌人的军官们都吓得发抖，生怕我们起来揍他们。
张代表走了以后，敌人依然很嚣张。有一天，敌中队长训话，大骂共产党是“共匪”、“共产共妻”，还讲三民主义怎么怎么好。我气极了，就说：“蒋介石搞的三民主义是杀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卖国主义，民权主义不过是富人有权，民生主义是民死主义。”敌分队长过来抽了我两皮带，然后叫我跟他到墙角，他悄悄地对我说：“我打你是为你好。兄弟在江西跟红军打仗被俘过几次，你们的长官总是给我们大米饭和猪肉吃，临走还给我们发钱。哪像我们的这些狗长官，每天只给你们吃两顿稀饭。你要小心，免得吃大亏。”我一听他的话，就觉得这是受红军俘虏政策教育的结果。
回到党的怀抱
在兰州“感化院”，我们受尽了敌人的气，我们就是一心想找机会逃出去，回到陕北，回到红军去。张代表走了不久，敌人将我们押送西安。翻过六盘山，到平凉以西十五里铺休息，一个店铺里的老太太对我说：“你们的人太好了，打这里往东北走不远，就是你们的地盘。”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就有了底。
到了平凉，从兰州押送的敌人在这里向驻平凉的敌人交班。我们住在飞机场旁边的半山坡上，我看到墙上有整齐的钉子眼，便问房东什么人在这里住过，房东说：“是你们的马队，他们来这里买布做生意的时候住过，他们现在就住在山那边。”我将房东讲的情况告诉了二六五团的一个营长，和他又约了军政治部的一个上士，五军一个姓牟的、一个姓张的，约定趁这个机会跑，不然以后不好跑了。
敌人交班时，将过去剩余的伙食费分给我们每人一块钱，还发了些面作干粮。我们院里住着敌人的一个中队长。我们夜里在一起烙烧饼，等听到敌中队长打鼾的声音就往外跑。出了村是一片梯田，下面就是飞机场，不好通过。我们蹲在田坎上商议怎么办，我说机场两头警戒严，中间可能松些，我们可以从中间跑过去。大家同意，就从飞机场中间迅速跑了过去。谁知机场外边有几道河沟，我们不顾一切地跑，跑到对面山脚下，不巧碰着了敌人的巡逻队，我们急速地紧贴着田坎趴下，他们用手电筒照，却没有发现我们。敌人过去以后，我们顺着山沟往山头爬去，遇到一个土岩上不去，就解下绑腿带接到一起，一个一个吊了上去。
山梁上面有一个小村庄，村边的打麦场上有间独立小屋，我们跑到里边睡觉，一睡就睡到大天亮。我醒来走到屋外，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就去打问红军住在哪里。他说：“你们红军的人经常从这里过，东边庙里就住着你们的人。”我进屋把人都叫起来，向东边的山梁走去。路上碰到了一个卖花生糖饼的小贩，我们买了些花生糖饼吃，又走到山坡上一个老百姓的家里要水喝，一个大娘热情地做了面汤给我们喝。
我们翻过一座山梁，就到了红三十一军的筹粮处，大家喜出望外，见到了亲人，都激动得流下热泪。筹粮处的同志急切地询问西路军的情况，我们一一告诉了他们。在筹粮处吃了饭以后，他们就送我们到了新城新城：乡镇名，位于镇原县西南部，与平凉相邻，当时红三十一军军部驻此。。我们在三十一军的合作社休息了一下，合作社的同志们也打听西路军的熟人，谁在谁不在了，提起失败的情况，我们不由得又掉下了眼泪。从合作社到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同志们招呼我们理发、洗澡、吃饭，傍晚填完登记表，又吃了一顿饭。这一天，我们吃了四五顿饭。
第二天清早，我们出发到三十一军政治部，那里已经收容了从西路军回来的几十个人。在军政治部呆了一天，军政委郭述申来看望我们，他嘱咐我们不要吃得太饱，免得吃坏肚子。
三十一军送我们到镇原援西军总部，住在城西一个村子里。政治部组织科负责接待我们，每人只要有三个人证明，就可恢复党籍，我是由五军姓张的、姓牟的同志和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的一个通信班长证明，说我无任何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就为我恢复了党的关系。经过几个月的失败和危险，我们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这是况玉纯同志《我在西路军的经历》的后半部分，原载总后勤部党史办《党史资料通讯19
83年第15期，转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2辑。况玉纯同志，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部秘书长，部队进入祁连山区后调任第八十九师二六四团营教导员，战斗中负伤，被敌冲散。后辗转归队，参加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