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团正式成立于1937年春季，隶属4个营，每营辖属4连，连每辖属4排，排以3个班组成；还有团直属的两个独立连、1个传令班（共32人，内有女战俘8人）。每营618人，独立连各有173人，全团共计2850人。全团共官佐154人，都是马步芳从新编第二军中调派的。成立初期，由马腾任团长，驻西宁西郊小桥，勒令修建该处的大桥和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的回民中学（即昆仑中学）。其时，我任新编第二军所属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团长，由甘肃张掖调赴庐山受训，因交通阻塞，中途折回，马步芳即令我接任这个补充团的团长，并叮咛说：“要特别提防。”这样就增强了我对战俘的注意力和戒备。
我到该团时，全团已开始投入苦役劳动，我到职后，将建桥任务由一个营逐渐减为两个连担任，其余人力投入回民中学的建校工作。我每天来往于两个工地，进行监督，规定每天早晨7时上工，晚上7时收工，中午仅有1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劳动时间11个小时，有时还要延长些。每日晚间还要开会，检查当日施工情况，布置次日劳动，并定时熄灯，不准乱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除了大雨天，经常没有休假日。此外，还乘劳动间隙，进行所谓的“精神讲话”，一般由我担任，也请省党政官员讲话。某次，马步芳派魏敷滋来团讲话，他们对战俘说：“你们走上了歧路，现在得到宽大，只有好好劳动，以求生路。”这时，适逢大雨倾盆，我为了显示自己的凶风，不准战俘们稍为移动一下，战俘们无一人敢动。
对他们的生活待遇，是极其刻薄的，终年只吃青稞面，蔬菜很少，肉类更谈不到。每人每年发单衣和棉衣各一套，布鞋一双。在长期的艰苦劳动中，衣服破烂不堪，衣不蔽体，大半赤足。晚间以班为单位，住一个单布帐篷，每人盖着一件报废的烂皮袄，虱子丛生。病员和体弱的铺有破毡，其余都睡在烂草上，一旦遇到大风大雨，冻得缩成一团，互相依偎。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他们相互友爱的革命情感，并未因此而稍减。我由于向马步芳邀“功”心切，嫌他们做活迟缓，一再命令各级军官加速督促。平时集合哨音一吹，对行动稍慢或队形站得不整齐的，动辄就打。劳动中直腰喘气的，也施以种种折磨和体罚。我自己心中稍有不快，往往在战俘身上逞凶发泄。
修桥工程中，战俘们每天在湟水河中劳动，或打河底桥基，或捞运石头。清晨河水刺骨，肌肉冻得发紫，或被石块划破，还得忍痛照常站在水中干活。这种对战俘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日无休止的迫害，确实是极其残忍和恶毒的。经过半年艰苦施工，这座渗透红军战俘血泪的四孔木架大桥，终于横跨在西宁湟水之上。
回民中学校址的修建劳动，更是艰苦。工地距宿营地约有10华里，每晨迫令战俘从小桥毛胜寺，抬着所需的大小木料，赶往工地开工，在笨重的长途搬运中，战俘们已累得精疲力竭，一到工地，立即动手干活，不许延误，收工后又须返回小桥，劳动强度，有增无减。加以校址地势低下，必须先在两千多间的房基上挖壕填石，因而勒令大多数人到湟水捞石，雨天也要出动，冒雨找石料，决不让他们休息。在挖土、背砖、和泥浆等一系列苦役中，我极尽迫害之能事，使他们日日夜夜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经过半年多的奴役劳动，那座马步芳实施法西斯教育、毒害善良青年的所谓回民中学，也出现在西宁北郊的旷野上。
同年9月底，补充团完成上述工程之后，从小桥移往西宁东郊乐家湾，马步芳命战俘挖土窑，作为驻宿地。当时天已逐渐寒冷，立迫开工，战俘们在我的严厉督促下，以半个月的短短时间，就完成任务。一个土窑住一个班，仍然和住在单帐房一样苦，没有什么应有的设备，艰苦的情况并未改善。11月初，开往甘肃张掖，归第一百师韩起功指挥。全团所有官佐，每人都带枪一枝，以便管制战俘。经过半个月的徒步行军，翻山越岭，才到达目的地——张掖。由于气候严寒，行军途中受冻致伤的有60多人，牺牲约30多人，半数已成为残废。在夜行军中，因不堪我们迫害，逃走了20多人。韩起功随之将这些残废战俘遣散回家，但衣食无着，其凄苦情景可想而知。
这时，韩起功又将分散在张掖、民乐、山丹、临泽一带红军战俘，收罗300多人，补齐了补充团的缺额，同时又组成了200多人的一个补充营。12月初，开展所谓冬训，又从多方面施以压力，一直到1938年3月底才结束。
马步芳为了解决西宁至张掖之间的运输问题，于4月间令补充团突击宁张公路八盘顶至卡子峡段的艰巨工程，我即督率他们投入这一劳动。这一段工程地势高峻，海拔在3700米以上，雪峰壁立，气候恶劣，我照旧迫令战俘们以简单的劳动工具，开山凿岭，填石筑路。一旦手足碰伤，也没什么治疗措施。有一天，夜间下大雪，帐篷被压翻，战俘们从雪窝里爬出来。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惨无人道的苦役，于当年7月初修完了这段公路。在这残酷的岁月里，我狐假虎威，督率补充团先后完成了三项艰巨的工程，用战俘的血泪，作为我向上爬升的垫脚石。
事情还不止此，1938年8月初，马步芳命令我将补充团（第一营留驻青海）及补充营的全部战俘2000多人，分批解送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其中有1500名顶替了青海省应征的壮丁，这样既排除了异己，又转手向青海各族人民榨取了一大批壮丁费，掠取银元约120万元之巨。马步芳贪婪横暴，以至于此。
这一事件，去今已达30年，我良心未泯，既今每一回忆，深自惶悚不已！
原载《血染河湟》，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孟全禄，青海化隆人，回族，生于1903年，历任马步芳部连长、营长，时任马部补充团团长。后又任马部团长、旅长、少将副师长，新编步兵军副军长。1949年9月起义，曾任青海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副秘书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西路军被俘人员在“新剧团”的情况
绽永贵
1936年12月初的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总政文工团，去永昌县二十里铺给红九军作慰问演出，快要到达时，因红九军已经转移，却和马步芳的骑兵团（团长为马步銮）遭遇。他们立即进入附近的郭家上磨村，据守一个大庄院，奋勇应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死伤惨重，阵地被攻陷。幸存下来的人被马步芳军队俘虏，押解到西宁后，编成了跳舞队，其后，又增加了一些能演话剧的被俘人员，改称为“新剧团”，共计30多人，归马步芳一百师直辖，剧团团长由该师参谋处中校主任赵永鉴（字仰天，解放后被镇压）兼任。
“新剧团”从成立到1937年8月结束，我一直是那里的不速之客，和团员们过从颇密。原来，早在马麒当循化营参将时，我的父亲绽福元就给他家担水做杂活，以后，马麒升任西宁镇总兵和青海省主席，调我父亲给他当差官，我即随父到西宁读书，时常出入马府。尔后，马麒的儿子马步芳当政，我又和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外甥马呈祥结成莫逆之交。因此，马步芳不只认识我，而且知道我很爱好吹口琴，就时常让我为他独奏。“新剧团”成立时，我刚从江西土木工程学校毕业回西宁不久，负责修建西宁惠宁桥。每逢新剧团演出时，马步芳就指定我去伴奏，有些事情他也责成我到新剧团去办，从而我和新剧团的团员们就逐渐熟悉了。
当时，我很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敬佩他们的高尚品德，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怜悯和恻隐之心。1937年春，我和戚永洁结婚以后，这种情感又有了发展。戚永洁是西路军军医院的护士，在河西被俘，后分配在西宁羊毛厂撕羊毛。她与我结婚后，经常用各种方式给我灌输革命思想，劝我宽待参加修建惠宁桥的被俘人员，并要求我暗中设法照顾和营救新剧团里尚未暴露身份的红军干部和共产党员，如苟秀英、王定国、宗时华、杨万财等人。这在当时，的确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在顷刻之间身首异处。我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戚永洁的忠告，答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积极地做些对被俘人员有益的事。因此，当时新剧团里被俘人员和敌人作斗争的一桩桩事迹，就更加为我所注目，并且经久难忘了。解放后，我因历史问题被捕入狱，戚永洁回原籍四川省阆中县戚家沟二龙场居住。
据我回忆，先后编入“新剧团”的女团员有王定国、宋时华、孙桂英、党文秀、黄光秀、赵全贞、陈淑娥、罗秀英、苟先珍、苟秀英等，男团员有秦永侯、吴绍凯、赵天林、李含炳、古德月、杨万财、苟伢子、德娃子等。这些被俘人员身陷囹圄，红心向党，坚持斗争，忠贞不渝。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以演出为手段，以舞台为战场，随时随地地播撒革命火种。
他们的招牌虽是马步芳军队的“新剧团”，宣传的内容却往往是原来在红军里演过的革命节目，如“农民舞”、“海军舞”、“儿童舞”和“打骑兵歌”等等。
“新剧团”里的被俘人员在敌人的残酷迫害下，许多人都表现了一个红军战士视死如归、英勇不屈的大无畏气概。一次，马步芳指名让党文秀去跳舞，党深恐受辱而托词拒绝，并躲在一个洋芋窖内。马步芳派卫士将她搜出，在痛遭毒打后，又被枪杀。禽兽不如的马步芳的随从副官马应福，在杀害党文秀之前，竟丧尽天良地强行奸污了她。党文秀在受害过程中，始终横眉冷对，怒骂不止。
1937年6月，孙桂英被调赴张掖韩起功三百旅，拒绝了马步芳之兄马步青和该旅参谋罗平先后要她作妾、为妻的诱惑，被活埋于山丹路途。